材料一：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域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材料二：

    美国彭博新闻社2019年1月24日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最大的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少20%到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材料三：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材料一：

数字阅读指的是阅读的数字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阅读对象的数字化，也就是阅读的内容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的，如电子书、网络小说、电子地图、数码照片、博客、网页等等；二是阅读方式的数字化，就是阅读的载体、终端不是平面的纸张，而是带屏幕显示的电子仪器，如PC电脑、PDA、MP 3、MP 4、笔记本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云上大会也正式上线开幕。今年的数字阅读大会主题是“e阅读，让生活更美好”，首次在云端举办突出了“5G+，新阅读，新体验”的办会方向。截至26日，云上大会参会人数超过2000万，可以说，云上大会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必要之举，更是适应数字阅读、适应未来发展的创新举措。

大会期间，中国移动云VR携手咪咕中信书店打造的云上VR书店，突破了线下书店的物理空间限制，360°实景还原线下场景，让读者仿若身临其境，让阅读实现了全时空、全场景、全介质的交互，大大丰富了用户的阅读体验。

“随着5G+技术的成熟与应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将是数字阅读行业的必然趋势。”咪咕数媒相关负责人认为，依托5G特性，更多细分及垂直的阅读领域得以萌发、进步。

(摘编自新京报2020年4月24日，央广网2020年4月28日)

材料三：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了《2019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7亿，人均电子书接触量14.6本，其中接触20本以上电子书占比53.8%，较去年上涨3.4%。2019年数字阅读用户在不同设备上，每天阅读一小时以上占比情况，手机为69.7%，电子书阅读器为44.5%，电脑为36.6%，平板电脑为32.9%。同时，白皮书还对比了2017年至2019年数字阅读行业收入结构以及2019年不同性别用户的数字阅读情况。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20年04月23日）

材料四：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低于2018年的4.67本；而数字阅读的时长则有所上升。有三成以上的国民有听书习惯，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

于是有人担心；人们越来越不爱看纸质书了吗?如果数字阅读率不断攀升，纸质书会不会消失?

“这个降幅其实很小，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在看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人们上网大多习惯使用手机，报纸和期刊因为时效性、短文章体裁等因素，更容易被快捷的手机网络、数字阅读取代，但纸质书一般是深度阅读，不容易被替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分析说。

大多数人选择数字阅读，似乎是快节奏生活方式下的必然趋势。人们忙于工作、学习，社交，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充满了整个生活，可利用的碎片时间少之又少。数字阅读非常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焦虑感。随着内容逐渐精品化，数字阅读作为一种新型阅读方式，呈现平稳、有序、快速发展态势。

纸质书爱好者则认为，触手可及的真实性、阅读带来的满足感和独特的收藏价值都是数字化阅读无法给予的。大多数读者对纸质书有着长久的习惯和认同。如今社会浮躁，纸质书更客易让人进入平静、专注地沉浸式阅读，没有了其他社交软件的干扰。这也证实了为何在数字化阅读盛行时代，纸质书的需求量依旧庞大。

(摘编自孙岱《纸质书会消失吗?》，光明日报2020年4月23日)

走，去山里看海

苏沧桑

这里的每一朵莲，至死都保持着盛放的姿势。

深秋的径山，径山寺所在的径山。一壶鹅黄色的香莲茶递给我们一行七人第一声问候。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见它时的情景：“透过玻璃壶底，我们与莲面面相觑。片片花瓣，比宣纸更薄，更淡。①细软如珊瑚的白色花茎花蕊，随着水的微流齐齐摇曳。一朵莲，仿佛一条绝世独立、自在游弋的鱼。”

午后的阳光照进枯败的荷塘，大部分用来做种的莲藕已经被起出来，去海南过冬了，到了春天，会被运回来，种下去。最后几朵不动声色盛开着的莲，紫色的，黄色的，与这个叫千花里的地方所有花卉一样，淡定而诱人。在荷塘水面的反光里，我想象那些莲藕种子，圆滚滚地倾泻进千里之外同样大小的荷塘，安静如一群离开母体的胚胎，蜷缩进临时胚胎管。冬天过后，它们回到母体，春分时节抽出第一枚新叶，开出绝美的一朵莲，两朵莲……然后，它们被一双手两双手采下，送进机器，烘干，定格，保持了最美的颜色和姿态。最后，在一注热水里，它们活过来，盛放如初开，释放被定格的所有部分，成为此时此刻我们七个人眼前的这七杯香莲茶。

②这是径山递给我们的第一道茶。空灵，绝伦。

径山递给我们的第二道茶，叫“水丹青”。黄昏，五分之四轮月亮照见径山脚下一个叫“径茶”的地方，一位未施脂粉、身着铁锈红中式对襟衫的女孩为我们分茶。没有音乐，没有絮叨，她慢慢地、默默地做着茶，仿佛忘记了我们七个人正眼巴巴盯着她把一小盏抹茶分给我们。但她用茶笔搅动茶沫时，速度极快，手机都无法捕捉。最后，她捻起一枚新牙签，在茶碗里作起了画，一枝梅树，两只飞鸟。大家都说，第一次见。

“水丹青”，是古代茶道的一种，自宋代由径山传到日本，又传了回来，让我想起那些辗转千里的莲花种子。

我问她，每天都有表演吗？

她说，不是表演，是切磋交流，以茶会友。越好的“水丹青”消失得越慢。

晚餐时，我共起身三次，舍下无比美味的农家菜，去看隔壁茶桌上那碗“水丹青”，淡了没有，消失了没有。趁四下无人，我拿起牙签，学着她的样子，蘸上深色抹茶，在画上加点梅花。我点了七下，为每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她说，你把屋檐也点成了一树梅花的样子。哦，原来那是屋檐。

对于茶道，我懒，便不太喜欢那种正襟危坐、煞有介事，不如一个玻璃杯、一把茶叶、一壶热水，随便一靠、一躺，多简单自在。径山茶道尤其是“径山茶宴”，起源于唐朝，盛行于宋元时期，具有禅文化、茶文化、礼仪文化等多方面价值，有击茶鼓、设茶席、谢茶等十数道仪式程序，想想都繁复得要命。而此时此刻，径山茶道因为一个朴素的女孩、一群相投的文友、大半轮月亮、我偷偷点上去的梅花，却有一种可亲近之感，觉得它与你是不隔的，它像天空那么深，像大海那么大，但它离你很近。

第三道茶，海拔八百米，耗时爬山一个半小时，径山寺的一位年轻法师接待了我们。唐代天宝元年，江苏昆山高僧法钦遵师嘱“乘流而行，遇径即止”，行脚至径山，于喝石岩畔结庐修行，是为径山禅脉开山之祖。南宋嘉定年间，径山寺被钦定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并日渐成为儒释道三家精神融汇之处，源远流长。苏东坡与径山有着不解之缘，他临终前作的最后一首诗，就是《答径山琳长老》，参透生死、物我两忘的他两日后便驾鹤西去。此刻，我们坐在法钦、紫柏等大德僧人坐过的地方，坐在“茶圣”陆羽、苏东坡、吴昌硕等坐过的地方，仿佛坐在云海之下、竹海之上。

我问眼前为我们泡茶的年轻出家人，是否去过很多庙宇，为什么在这里落脚。他说，也没有去过特别多的地方，但这里静。他说话时，语调很静，③正往茶盏里续着的茶水也如他的语调，没有一丝一毫晃动。

我低下头，盯着他刚刚为我续的那盏茶，看到的是一道牵山绕水、缠古绕今、海一样宽广深邃的茶。

海，是心海。

从径山寺一路逛到千岱山居时，天阴了下来。云雾渐起，翠竹环绕。径山绿茶在一个通透的玻璃杯里，收拢了整个山林，影影绰绰的。

记得那个更早的深秋，我回家乡待了十天，刻意体验了一次故乡的“劳作”——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前和离开家乡后均从未做过的事情：和渔民们一起剥虾、补渔网、酿桂花酒，做番薯圆……这所谓的“寻根之路”，让我不由想，家乡还有多少人在从事着古老的劳作呢？如果不离开家乡，作为一个女子，我的人生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大概是这样吧：到海涂上捡海螺蛳、抓弹涂鱼，不会剥虾半小时就手指发白；在海岸边补网，时时向着海平线眺望，右手穿网孔，左手把重叠的部分展开，周而复始，而不会织了两眼网就手痛；在太阳下山后用小铲铲下晒在篾席上的鱿鱼干，然后一家人吃晚饭，然后在灯下继续补网；我应该会有一个皮肤黝黑、酒量惊人的丈夫，他们叫他“酒雕”或“酒刹”。只要没有遭遇不幸，日子虽苦也甜。

但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的女子，笑容里还有最初的一丝纯真和羞涩吗？我们像不像繁复茶道里的那一盏茶，永远失去了最初的野性和自由？

人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径山的每一朵莲花，至死都被定格为盛放的姿势，的确绝美，而人非莲花，还是自然地开放，自然地枯萎，像火一样慢慢暗下去，最后熄灭在土里的好吧？

那一晚，我们住在径山稻田中央的一幢民房里。④稻田刚刚收割完，斜阳与它相视而笑，如两位老人。夜深了，茶凉了，民房的主人回家了，狗不叫了。我自国外回来后整整两个月的失眠，终于沦陷在大海般浩瀚的稻秆子气味里。

(有删改)

材料一：

自从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中国古史学界困绕着黄帝事迹是“种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这一问题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就是认为黄帝本为天神。而后有一个被历史化的过程。持此观点的古史辩派学者使用的关键词是“神话”和“历史”，并录及“传说”。

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传说是以口传为特征的一种故事，它的内容包括神话和历史。神话是否可以为古史研究采用，取决于其是否包含史实。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在文宇记录没有产生以前(口传时代).传说是神话和历史的属概念。同时，古史将派学者认为有些神话中有历史真实。随着文字记录的出现(文本时代)，传说中的部分神话、历史内容开始转化为文本。这一时期，由于新的历史记录大多以文本的形式直接产生，文字使用者还有可能直接创造新的神话。这时侯，传说和历史、神话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所谓“历史的神话化”，就是认为量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甚后进入神活。这是历空与神语互渗的结果。从持此观点的学者一方来看，抗评古文拼派阵营使用的关键词则是“传说”和“历文”，而录及“神话”，代表作品是徐旭生的《中国古文的传说时代》。

在徐旭生著作中，与古史辩派相比，“历史”的用法无别，“神话”的用法咯有区别，“传说”的用法则差别极大。就内涵而言，神话不含合文实成分，传说时往往合有史尖成分。这一阵营，更多的站在西方“传说”的传统上。从概念关系来看，西方文献的传说与神话、历史是并列关系，徐氏基于这种关系把这三个概念引中为了“进化论式”的历史分期概念(如下图)，试图以此证明古史辨派的观点块乏科学性。

“传说”这一概念，折射着东西文化的碰拉。从语源来看，徐旭生使用的“传说”对应着英语的legend，在西方文献中，legend多用于讲述英堆的不凡才能，它的含义与今天我们说的“传奇”“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相近。然而，汉语文献固有的“传说”一词若要泽作英文，其译称则国语境差异而藏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用汉语“传说”来翻译legead时，也势必会陷入内涵难以“等价”转换的困境，这种窘况即翻译界所称的“不可通约性”。当徐氏成为史学界批评古史排派疑古候向的旗帜性人物时，学者们如呆不能站在中西文化碰捡的高度指出徐氏著作中的问题，便难免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要同时解决“黄帝是人是神”的问题和神话学在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关键就在于重新确定神话、传说和历史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基本采用古史辨派学者处理神话、传说、历史这三个概念关系的方法，同时吸纳徐旭生对传说概念的处理，以上两个问题便有望初步得到解决。总之，近代史上的这场“黄帝人神之争”，无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存在多少瑕疵，我们都应该向这些在黑夜中摸索的前辈致以敬意。

(摘编自郭放《黑夜中的探索：近代学术史上的“黄帝人神之争”与中西文化碰撞》)

材料二：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神像、神树以及黄金制品等，考古人员测定出六个祭祀坑的残十四考古学年代数据均集中于距今3200—3000年间。这些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强烈的冲击。然而，如何看待三星堆考古与古史传承体系?三星堆在既往的历史文献中有无线索可寻?这首先涉及一个争议多年而至今仍存歧义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史传说。

长期以来，对于古史辨派提出的疑古主张，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有学者认为，疑古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冲破以儒家经典为“正统”的封建思想的罗网、提侣科学与民主、重建古史均起到了推动作用。自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但“古史辨派”早期代表人物胡适1921年提出“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对此，李学勤先生早已提出过批评，认为其“怀疑过度"，如此一来，“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

以今天考古学和古文献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可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在重建古史过程中，应在对考古学文化语系进行科学梳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古代口头或书本文献进行去伪存真、深入辨析的科学分析，寻求可能存在的原初“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因为无论是考古实物，还是古文传说，前者虽然真实、客观，但却只是历史零散的局部、片段甚至点滴：后者虽然貌似全面、周到，却是真伪杂陈的。

事实上，自1928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记·般本纪》所记商代帝王世系的高度契合，便已经以确切的证据印证了殷墟为商代晚期都芭，证明《交记》等文献记最的晚商史可为信史，也显示出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和中原王朝的古史传说相比较，三星堆考古文化的主体为夏商周时期的遣存，在古史传承体系中也曾留下不少有关“古写”的传说和记载，有些古史传说还包含大量木经儒家经典“整束”之前不那么“雅朋”的朴素内活，恰可与三星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脱相互对应、进行比较。因此，我们赞同当年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当中所主张的观点：“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通过探索古史传说中的这些“质素”与“核心”，从传说中去寻找“史实”的线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三星堆，从而也重新估量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注】①属概念：亦称“上位概念”，与种概念(下位概念)相对，属概念包含种概个。

材料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断；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两者由于处处相反，因而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或陷于闹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璞，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合，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因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使“国学”真正发扬光大。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殷周之际，中华传统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人道主义思潮从而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构建“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秉持“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其思想的核心都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儒、道两家在“人本”的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相融互补，达到辩证统一，也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山湖琴韵

①常熟有山，有湖。山是虞山，湖是尚湖。站在虞山上看尚湖，湖岸逶迤，湖波清亮，湖中倒映着蓝天白云。有飞 禽从湖上飞过，如点点音符在湖天之间飘动。坐在湖畔看虞山，一脉青影，在云天间起伏，山虽不高，却使这江南水乡的地  平线变得和湖岸一样柔曼曲折。虞山投影在湖波中，晃动着一片墨绿的光影，使原本清澈的湖水显得深不可测。

②曾经有一位智者在这里垂钓，尚湖因此得名。智者是传说中三千年前的姜尚，也就是《封神榜》中的姜子牙。远古时代的 姜子牙是否在这里隐居钓鱼，现代人无法考证。对这样的传说，我宁信其真。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能将姜子牙飘然不群的 身影和这样秀美的湖山叠映，可以让现代人的想象之翼直飞九天云霄。脑海中出现姜子牙垂钓的形象时，耳畔有一缕清音飘 过。那是古琴的韵律，是激越灵动的《流水》，是清静悠扬的《平沙落雁》，是深情缥缈的《忆故人》。姜子牙的时代，古 琴大概已经有了雏形，像他这样深谙文韬武略的智者，应该会弹琴。也许那时没有这些曲子，但一定有其他更清幽淡远的韵 律。姜子牙垂钓时，耳畔应有琴声。

③如果说，三千年前姜太公的传说太古远，无法考证，那么，一千五百年之后，常熟的另一位先贤，就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 脚印。他是孔子的弟子言偃。据说，孔子的三千弟子中，言偃是唯一的江南人。他早年在鲁国做官，中年在中原弘儒传道， 晚年回到故乡，在虞山脚下躬耕讲学，传播礼乐。听言偃讲学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尚湖侧畔的言子讲堂，是当时人们心目 中江南的最高学府，然而要听一次言子的讲学，并不容易。归隐故里的言偃，应是历尽了人世沧桑，他喜欢一个人看山赏

水，抚琴独吟，沉醉在虞山与尚湖之间。湖山如有记忆，应记得这位哲人飘然的身影，也应记得湖山间的古调琴韵。    

④在尚湖畔散步时，我还会想起唐代书法家张旭，常熟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这位“草圣”，常常醉酒而书，手中的毛笔如有 神助，把汉字写成了前无古人的艺术品。我年轻时曾迷恋过张旭书法，看他的《千字文》《古诗四帖》《心经碑》和《肚痛 帖》，觉得是神人之作，笔墨线条在变化无穷中挥洒出酣畅淋漓的气韵，那种天马行空般狂放不羁的风格，今人难以摹仿。张旭的草书，像什么？像风中行云，像山间奔泉，像急风暴雨在天地间喧哗…我一直无法用恰当的文字形容，直到在常熟 听古琴时，才恍然有所悟：他的草书中，有古琴的神韵。我不知道张旭当年是否喜欢弹古琴，然而他的笔墨和古琴的韵律， 似有一种无法用言语道明的内在契合。

⑤说到张旭，当然还会想到元代大画家黄公望。黄公望也是常熟人，他的水墨山水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传说黄 公望善弹古琴，作画前，常常先面对湖山抚琴歌吟，弹到动情处，弃琴执墨，挥毫成画，山水烟霞，满纸生辉。黄公望绘画 所用颜料，多用虞山石研磨而成。黄公望的山水画中，不仅有虞山尚湖的绚烂灵秀，也有斑斓起伏的琴韵。

⑥在虞山和尚湖之间处处联想到古琴，并不是牵强附会。在明代，这里出现了一位古琴高手，名叫严天池，他创立了虞山琴 派，将中国的古琴艺术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虞山琴派的影响辐射全国，甚至波及海外。常熟，成为中国古琴艺术史上的一个 制高点。严天池出身名门，父亲是当朝重臣。但这位“高干子弟”不爱当官，只喜欢弹琴读书。他一生为古琴做了影响深远的 几件大事：组织“琴川社”，创立了虞山琴派；编定《松弦馆琴谱》。“轻微淡远”“博大平和”的虞山琴派被誉为“古音正宗”，严天池因对古琴艺术的开拓和贡献，被比作“古文中之韩昌黎、岐黄中之张仲景”。在严天池之后，虞山琴派一直在常熟绵延不 断。明末清初这里又出现民间古琴大师徐青山，当时少有人可以与之比肩。而到现代，又诞生了学者型的古琴高手吴景略， 使虞山琴派峰回路转，衍生出一片清新气象。

⑦我在常熟两次参观“虞山派古琴艺术馆”，本以为能在这里看到严天池抚摸过的古琴，但是没有。馆中只有图片和文字，没 有和严天池有关的实物。然而，这里处处回荡着清雅的琴声，如低吟，如倾诉，拨人心弦，把听者引入幽远的遐想。在琴声 中，我想起了严天池的一些轶事。严天池不喜欢做官，但中年之后到福建邵武做过知府，上任前，他到当地的城隍庙里发誓：“必不携邵武一钱归!”为官三年，洁身自好，绝不收受贿赂。三年后，严天池辞官回家，船出城门时，他把积攒的薪俸  银子悉数交给了送行者，当地人不受，他说：“我来的时候向城隍神发过誓，绝不带邵武一钱归，这些银子，留下来修治桥梁吧!”严天池的清廉正直和散淡超然，多少和他对古琴的痴迷有关。

⑧走出古琴馆，耳畔琴音飘绕，回望天边青黛色的虞山，正如一张巨大的古琴，横卧在江南大地。

(取材于赵丽宏的同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