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视觉文化对美育的负面影响

                                                                                                   曹晖

      所谓“视觉文化时代”，也称“读图时代”，是指全球化以来，文化出现了一种从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的变迁。20 世纪最后十年，伴随着电子媒介广泛深入地向人类社会渗透，审美日益摆脱精英姿态而向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和泛化，最终结果是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化、普泛化，而其伴随的表现形态就是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可以说，图像的展现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正在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人的思堆方式与现代生活的逻辑形式。

      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创造力的美育，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以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中“奇观”效果以及“暴力美学”为例，分析美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面临着何种冲击与影响。

     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影格外青睐一种被称为“奇观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奇观化”主要指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奇幻影像，作为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轻叙事而重场景，因此契合了视觉文化时代影像的诸多特征。视觉文化时代的电影更将奇观效应作为电影构成的主要支撑，注重场景的铺陈和空间的展示，弱化时间，突出空间，大幅度地削弱情节和叙事。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该片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电影所呈现的场景奇观：在色彩上运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交替铺陈画面来营造视觉交响，黄叶漫天、红衣舞动、湖面如镜、武者交流；粗犷的敦煌沙漠、壮阔的内蒙古胡扬林，秀美的九寨沟风景。在《英雄》中，一切都是视觉的震撼以及对于高科技媒介的顶礼膜拜。

      奇观虽然带来了审美的震撼，满足了观众追求视觉刺激的猎奇心理，但它往往忽视了这种奇观表面下人们对精神和文化的审美需求，忽视了一部作品所蕴涵的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奇观化”带来了对美育的消解，因为以图像来传达意义，注重眼睛的“可视”而忽视了人脑的“可思”，审美停留在视听享乐中，将导致当代大众思维方式的退化，形成被动思维和平面思维，这对美育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暴力美学”是一种在纯粹暴力趣味的追求中发展起来的美学，在电影艺术中，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血腥暴力场面的形式感。暴力美学竭力弱化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在影片中规避直接的道德评价，因此它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由于图像时代的全面来临，暴力美学与现实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它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美育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暴力美学通过对暴力内容的美学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动能，宣扬人们内心潜藏的暴力倾向，放大了人们对血腥的本能嗜好。所以，尽管暴力影片在形式上炫目诱人，但它严重干扰了人的道德评价。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美育在内容、特征和方法上发生着诸多变化。图像渗透至社会生活，以其感官性（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生动性（图像使人身临其境）、普泛性（图像的接受不受主体自身文化条件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图像面前人人平等）等特点为人所接受，在带给人极大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审美教育的目的。作为现代美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图像美育注重人的感性特征，在图像的审美接受过程中人的整个感性生命投入其中。但不可忽视的是图像中“奇观化”和“暴力美学”对现代美育构成了冲击，这是视觉文化时代美育遭受的困境之一，这昭示着传统美育在现代性进程中应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进行调整和改善。这样审美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在视觉文化时代恢复人性完整，唤醒人的感性，建构全面和谐人格，按照美的内在尺度塑造人类文化的创造主体，促使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点。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获得教养的途径（节选）

赫尔曼·黑塞

①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却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②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③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受，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崇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

    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节选自赵焰《美的背后》，有删减）

    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开发和共享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产业。大数据能够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分析人们现在的行为状态，并预测人们未来的活动轨迹。数据的开发和共享也成为信息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对经济运行、生活方式、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与个人相关的数据往往包含大量个人信息和隐私，甚至涉及个人的敏感信息和核心隐私，一些机构也可以从数据中分析出个人的身份、财产、消费习惯等。因此，数据开发和共享与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关系十分密切。数据开发和共享的过程既涉及数据的流转，也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同时，个人信息还可以通过共享被多次加工、利用。如果不加以规范，一旦数据共享行为失控，就可能导致大量个人信息被严重泄露或不当使用。因此，有必要对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设置专门规范，加强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的保护，促进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应在坚持保护个人基本信息权利的前提下，促进数据开发和共享。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信息被收集者同意。知情同意是信息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支配权的具体体现，这种支配应当是一种独占性的支配。这种支配的效力不仅体现在个人信息的初次收集方面，也应当体现在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中。也就是说，信息收集者在初次收集个人信息时，原则上应当征得个人的同意；其在共享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时，同样应当取得个人的同意。这是因为，信息权利人允许信息收集并不等于允许信息共享。

    因此，数据开发后再次共享的，如果涉及个人信息，应当获得信息权利人的明确授权。也就是说，信息无论与谁共享，在共享的范围内，都应当经过信息权利人的知情同意。除信息权利人对信息共享者有特别授权外，信息共享者对相关信息所享有的权利不得超出被明确授予的权利范围。如果信息权利人没有对共享后的信息使用作出单独授权，那么，信息共享者所获得的利用信息的权利不得超出信息权利人初次授权的范围。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信息权利人控制其个人信息流通权利的尊重。

    数据开发和共享中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除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还应当遵循最小化使用原则。这就是说，从事某一特定活动，在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个人信息时，尽量不使用；在必须使用并征得信息权利人许可时，尽量少使用。

    在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要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和共享，以充分发挥信息的效用，也要注重保护信息权利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既不能因为过度保护个人信息权利而限制数据产业发展，也不能为发展数据产业而不考虑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企业在进行数据开发和共享时，应对相关数据是否涉及个人信息、隐私进行必要审查，遵循法律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一般规则。可以探索建立明确的数据保密等级与公开等级，既充分保障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权利，也为数据的利用、流通等提供便利，以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2019年07月23日《人民日报》王利明《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经典，是在当世仍有典范意义与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典的地位稳固如泰山，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所说：“文学经典已经被牢固地确定下来，远远地超出怀疑者所容许的程度。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人怀疑传统经典的合法性，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维护经典和批评经典的“文化战争”。此种思潮90年代传入中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谁是现代经典作家之争。不管是欧美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其出发点并非从根本上撼动经典的地位，无非是哪些作家作品应该进入经典，哪些不应该进入经典，但前提它必须是经典。

    卡尔维诺用十四条理由说明为什么读经典，其中几条都与耐读性有关。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凡可以称为经典的书，一定是值得我们不断阅读的精神产品。经典的耐读性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必然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的。《红楼梦》面世之后，续书很多，但没有一部成为经典，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独创。鲁迅被看作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为什么鲁迅是经典作家？读《阿Q正传》就可知道。鲁迅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阿Q，并用阿Q这个形象来凝缩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精神胜利法。他的自轻自贱，他的妄自为大，他的自我安慰之道，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鲁迅当时就看穿了当代人的这些把戏。

    其次，经典的耐读，来自于其丰厚的内涵。王蒙曾说：“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这是讲经典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尽的宝藏。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讲经典对不同读者而言，会有不同的发现。但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这样的内涵的话，读者也是无法看出来的。

    再有，经典的耐读，在于思想的深刻性。儒家思想来自于“四书五经”，道家的思想来自于《老子》《庄子》。人类的轴心时代恰恰是经典的爆发期，也是人类思想的爆发期。

    《三国演义》写中国人的政治观，讲天时地利人和。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三国演义》里面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谁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谁就是合法政权。这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权观。当然这种历史观来自孟子的思想：“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仁政就是以民为本。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由此孟子提出一个万世不泯的结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摘编自詹福瑞《经典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