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比如，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注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季羡林《中国文化的内涵》）

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风格，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村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间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节选自张福勋《梅花诗话》，有删改）

冲撞与融合：回望20世纪中国新诗

吴思敬

    历来的文学革命，其倡导者为了冲破巨大的阻力，往往会从两个方向上去寻求助力：或是面向古代，高张“复古”大旗，其实质则是革新；或是面向外国，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文学革命之火。新诗的创始者们采取的便是这后一种办法。郭沫若坦诚地宣称：“欧西的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当然，中国新诗受外国影响，除去新诗人希望“迎头赶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层说，是由于现今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困扰着各民族哲人的共同问题。尽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在起着作用。实际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运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发展史。

    到“五四”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艺思潮已经历了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不过，这三大文艺思潮对中国早期新诗人的影响却不是同等的。客观上说，外来的东西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受着当时的国情制约的。从新诗诞生的情况看，创始者们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郭沫若从歌德、雪莱那里汲取营养，那狂飙般的激情，天狗吞月式的自我扩张，均使他的诗歌显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刘半农、朱自清等人的早期诗作则大多揭示当时社会中种种黑暗与不平，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然而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有时难免泥沙俱下，导致艺术上的不精致；一些如实描绘社会弊端的诗篇，又由于写得太“实”而失去了诗味；大革命后的普罗诗人又普遍存在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直接说教的倾向。特别是，“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于是年轻一些的诗人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的现代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诗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新诗人们对西方诗歌的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的，而是结合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诗歌固有特色，对西方的东西既有吸收，又有扬弃的。一些在现当代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如冰心、徐志摩等，无不是从取法于西方开始，但没有跟着西方诗人亦步亦趋，而是把西方的东西与本民族的特点融合起来，因此他们的作品有西方诗歌的某些特征，但决非西方诗的翻版，有中国诗歌的某些传统风貌，但又不是“国粹”式的传统诗。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中孕育并成长的。这种冲撞，使我们的新诗从诞生伊始就伴随着无尽无休的责难、争论与困惑，而且这种责难、争论与困惑一直持续到60年后的新时期的诗坛一一回想一下围绕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争论，以及伴随韩东、于坚等后朦胧诗人而出现的喧哗与骚动……两种文化的冲撞为新诗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批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

    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的诗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个人一生的发展。

    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思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家国情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威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ロ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후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庸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一点即便不是戏迷的朋友也知道。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丝竹管弦鼓，唱念做打舞……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流派繁多，魅力独特，千百年来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而戏曲进校园，意义重大。“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吸收了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武术等各种文化艺术之精华，展现着独特的审美风范。教育家蔡元培说过，美育是人类打开心灵窗户不可缺少的工程。戏曲能帮助学生认识美、发现美，见证传统文化艺术的迷人风采。除了美之外，还有真和善。岳飞戏、关公戏、包公戏、杨家将戏……很多经典曲目讲述是非、善恶、忠奸，弘扬家国情怀、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崇高价值追求。所以，戏曲进校园，可以帮助学生陶冶情操、涵养心灵，从唱念做打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此外，对戏曲本身而言，进校园也是圈粉良机。看过去，从城里到乡间，处处搭台唱戏；从引车卖浆者到王公贵族、商贾文人，多是戏曲“粉丝”。比如鲁迅不爱看戏，也难忘幼时看戏的场景。他在《社戏》里深情追忆：“真的，一直到现在……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但看如今，很多剧种失宠，戏迷锐减——其实很多人只是缺少接触、了解的机会，而戏曲进校园让学生与戏曲文化亲密接触，有望让更多年轻观众“路转粉”，促进传统艺术薪火相传。

    不过，戏曲进校园虽易，要达成以上效果却不简单。为什么？因为校门好进，“心门”难开，戏曲进校园的对手主要是学生的“内心戏”。很多同学一听说表演传统戏曲，直接敬而远之。在部分年轻人眼里，戏曲的表演比较“拖沓”，而且唱词晦涩，很多人觉得无法欣赏，所以即便不要钱，也不太愿意去看。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想让每个学生每年欣赏一场戏曲，这要求戏曲进校园时要“会玩”。比如在曲目选择上，除了针对不同学龄阶段的特点、由浅而深，还可以提供“菜单”式服务，让学生“点菜”。当然，戏曲进校园也不能只是观看表演，学校可以“定制”戏曲知识普及读本、引导孩子动手制作戏剧道具、试戏服等。此外，艺术表演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艺术熏陶也是如此。它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一年一两次进校园活动即便声势再浩大，其影响力也毕竟有限。所以，比戏曲进校园更可贵的，是戏曲“在”校园。早在2014年，广州就每年开展粤剧专家授课、成立小小剧社、交流演出等多项活动。以荔湾区三元坊小学为例，如今很多学生不仅对粤剧略知一二，有的还学会了吹拉弹唱，能在舞台上体验跌宕的人生。

    总之，戏曲进校园是弘扬传统文化、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学生来说，审美、情操等都是“熏”出来的，它是慢的艺术，不能急，不能“暴饮暴食”。相信假以时日，“生旦净末丑”能觅得更多知音，戏曲进校园也能带给人们更多惊喜。

（摘编自《每年一场，全国大中小学生可免费看戏！》）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权益，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完善立法。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我们要适应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和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宪法规定，树立平等保护、促进发展的立法理念，确立民营企业“法无禁止即可准入”的原则，重点围绕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投融资、公平竞争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加快推动修改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清理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健全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立法工作机制，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规范执法。完善涉及民营企业行政执法的权责清单，厘清职责边界，将政府部门行政权、执法权等公权力的设置与运行置于法治监督之下，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水平。坚决反对和纠正以权谋私、吃拿卡要、乱收费等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民营企业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正常经营不受干扰，切实解除企业家的后顾之忧。推进审批制度和“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的市场空间。全面推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标准，坚决杜绝随意裣查、多重检查、重复处罚等执法歧视行为。切实改进执法方式，增强服务意识，做到行为规范、程序规范公正司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涉纪涉法案件，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加大民营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社会主体之间案件纠纷的审理力度，依法保护公平竞争。加快甄别、纠正侵害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错案冤案，将中央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的政策落到实处。

    加强服务。创新和拓展公共法律服务，组织律师、公证、仲裁等法律服务行业和法律援助、法治宣传机构为民营企业服务。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将处理涉及民营企业的矛盾纠纷作为重点，第一时间开展调处化解既定分止争，又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家讲正气、走正道，遵纪守法经营，合法合规竞争，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贡献者，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同度和支持率，树立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思维和价值导向

(选自陈娴灵《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