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文化做了什么

龙应台

    ①文化做了什么呢？

    ②文化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台湾老兵们观看《四郎探母》，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四郎的唱词“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们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们的灵魂，疗了他们的伤口。

    ③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④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团体找到联系而转型成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历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⑤我们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泰雅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⑥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⑦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⑧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⑨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有删改）

儒学与科学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华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市一种追求以人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巷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可信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鼻血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市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实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与所谓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行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行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的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兴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向导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冲上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离殇上儒学在培育王国科学家冲上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城市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起手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怒”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已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陈秉公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并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朝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选自2018年l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作家批评的兴起，是近几年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并无明确的知识谱系，也少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却以个性十足的艺术经验和文字表达，深刻改变着人们对文学批评的固有印象。较之以知识求真为目标的学院派批评，作家批评更像是一场以经典重读为媒介、具有“创作”性质的艺术行为。蕴含其中的思想活力和审美经验，有效反映出当前文学批评的话语变革。如果深入思考这一批评话语的观念缘起，就会发现作家批评在冲击既有的批评格局之外，也暗含作家群体对重建文学生活的集体诉求。

    文学之于现实社会，从来都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不论在创作、评论抑或是作品传播与读者接受等方面，文学都能以其特有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中。那时的文学轰动效应，反映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90年代后期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逐渐以另一种形式反映社会生活。这种“文学生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创作、评论和传播模式，它借助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补、文化资本的重新布局等手段，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学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文学生活”中，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也相互交融。“文学生活”的喧嚣扰攘与勃勃生机，同时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文化标记。但这种“文学生活”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21世纪以来的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其存在价值主要是为影视行业创造故事和角色。出于迎合读者的需要，很多作者沉迷于通俗文学的故事模式。而这种相对狭窄的创作格局，也容易造成美学风格的单一化，这显然非纯文学作家所愿。他们由文学创作转向文学批评，其实就是想借批评的力量，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使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更为多样。从事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实际上是以一种“向后看”的批评立场，通过开掘文学经典里丰富的美学资源，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

    作家批评的兴起，深度唤醒了文学经典重读的当代意识。具体来看，作家批评的当代意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重新发现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将那些超越时空阻隔的精神财富，转化为驱动时代进步的动力源泉。当代作家读《红楼梦》，不会再像红学家那样致力于考据和索隐，而是以勘察世相人心的立场，借助作品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警醒现实。其二是对经典作品进行创造性改写。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实际上是二度创作。虽然这样的创作可能未必完全符合经典作品的实际情况，但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等当代意识去解读，有时却能最大限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作为一部批评文集，毕飞宇的《小说课》以《红楼梦》《水浒传》《杀手》和《项链》等文学经典为批评对象，叙述多用口语，推论过程悬念迭起，巧思绵延，深受读者好评。毕飞宇对《红楼梦》作品“潜文本”的发掘，是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展开的。可见，以当代意识切入文学经典，会在激起读者参与热情的同时，让文学批评进一步推动这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建。

（摘编自叶立文《作家批评与文学生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