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

    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练习。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凰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及地中海地区的金崇拜源远流长。六千年前埃及人就开始用天然金银合金做装饰品，五千年前两河流域男女贵族开始带金饰，四千五百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王朝时代出现了金链．黄金制品是西方古代文明的象征。最近，新疆伊犁的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的约四千年前的包金耳环，进一步证实了金器由西向东传播的途径，东亚地区还没有发现同时期的黄金制品。夏商两代约一千年，中国境内出土黄金总共仅千克。二里头遗址和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和铜器，没有金器，表明金器还不是夏商王朝崇拜的重要对象。美国学者艾玛•邦克解答了中国黄金之谜，认为中原地区的黄金制品是商代开始通过周边民族传播而来的，战国时代才成为财富与权威的象征。。

    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圈的核心。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东亚文明圈通过新疆等草原地带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了间接沟通。小麦、绵羊、黄牛和冶金术等在中国的出现是青铜时代东西方接触的结果。草原的高牧文化也和东亚文明保持互动，这种沟通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商代迎来驯化马牵引的轮辐式战车，周代又学会了骑马放牧和作战。游牧王国相继在欧亚草原涌现，欧亚大陆南北两大经济地带对抗加剧，经济形态的对立和互补也使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交流更为深入密切。

    黄金作为草原地区储存财富的等价物起到了重要作用，自青铜时代以来中亚的部族首领或贵族形成了以黄金装饰人身、兵器、马具来象征地位和权势的习俗。2000年，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乌尤克盆地发掘的阿尔赞2号坟冢，埋葬斯基泰贵族夫妇2人，出土金器5700多件，总重20公斤，绝对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马背民族崇拜太阳神，而能呈现太阳光芒的正是黄金。他们从阿尔泰山获取巨量黄金，打造成各种精美的装饰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流通于欧亚草原。草原丝绸之路又称“黄金之路”。

    佩戴黄金饰品的习俗夏商之际从中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周代中亚草原游牧部落贵族的标志性特征黄金装饰的人身饰品、武器、马具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流行，并在战国晚期融入中原造型艺术中。汉代输入中国的金银器主要有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这些都是西亚波斯流行的装饰手法。西方的金银器也传入中国，1988年甘肃靖远出土的希腊罗马风格银盘，周围为宙斯十二神，盘中间酒神巴卡斯持杖倚坐在雄狮背上，人物突出醒目。唐代是中国金银器迅猛发展的时代，这与当时吸收外来文化有密切关系，不仅有外国的输入品，还有中土仿制品。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窖藏，“胡汉交融”的风格明显，而鎏金浮雕乐人八棱银杯的西方艺术风格异常明确。

    公元初年，古罗马著名人物老普里尼记载罗马帝国与东方贸易中支付了大量的黄金，丝绸与黄金等价。《管子》：“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先王……以珠玉为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在中国文化中比黄金和丝绸更贵重的是美玉，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玉崇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底色，金崇拜又增加了光彩。因此，中华文明成了复合文明。

（摘编自易华《金玉之路与欧亚世界体系之形成》）

和谐的文化传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生机和活力，要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得到世界的广泛尊重，文化上的传统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渊源，其实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典论述中，“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并举，意为和谐、协调与合作。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合”思想进行了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这里的“和”，一意即“适合”，但亦可做“和谐”解。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礼”与“和”，是互相作用的。“礼”的作用，是“和”，而“和”也是维系“礼”的重要手段，是最重要的。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荀子的思想也是如此。他说：“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可见，“和”的思想是先秦诸儒的共识，它与儒家的另一核心价值观“礼”是互为表里的。“礼”指一种既定的政治秩序，而“和”更是维持“礼”稳定的重要手段。“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因此，与“礼”一样，“和”，即和谐、适合的思想，是先秦儒家重要的政治价值观。

    “和合”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为了实现建立一个和谐的、秩序的社会的政治理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政治理论、政治构想以及政治实践过程中，都设定了自己的价值原则。“礼乐制度”的制度安排、“中庸精神”的思想原则以及民本主义的政治诉求，即是为构建和谐、秩序的社会的理论主张。

    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观。

    与此同时，“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并没有去排斥，而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和睦共处、和谐发展。中国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特别是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也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中华文化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的过程，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和睦共处、和谐发展。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会对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进程中，中华文化会为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选自《人民日报》）

“锦鲤”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①鱼很早就出现在先民的生活里，中国的渔猎文化在农耕文化之前，半坡遗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形”彩陶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了。那时候的人类生活在神话与真实之间，他们对万物饱含敬畏，云中鸟、林中兽和水中鱼都人格化了，成为神秘的存在。人们相信，在大海深处，一定是鱼化龙而去。鱼、龙被联系在一起，鱼成为龙图腾的伴生物，或者，在龙图腾之前，有过鱼图腾，这也许也是周代“鸟鱼之瑞”说的深层原因吧。

    ②鱼文化的演变中，化龙的鱼由泛指转为特指鲤鱼。鲤鱼因此开始符号化。鲤鱼因多卵而被喻指“多子多孙”，《诗经·陈风·衡门》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后世与婚姻、生育相关的礼俗，加入鲤鱼的文化符号，便不足为奇了。

    ③鲤鱼的祝福意味越来越深入世俗生活。孔子得子，鲁昭公赐以鲤鱼。孔子感拜，取名孔鲤，字伯鱼。庆贺生子赠以鲤鱼逐渐成为礼俗，并在送鱼之时，附上绢布书写的祝福语，久而逐渐演变为书信的代指，友谊、爱情的代称。寄信的外盒，被精致的中国人制作成鲤鱼的形状，后世才有了“鱼传尺素”“遗我双鲤鱼”的浪漫表达。

    ④鲤鱼游进剪纸、年画、刺绣、花灯等民间艺术，进入“年年有余”的祝福语，成为酒席的标配，关于鲤鱼的吉祥意指越积越厚，具备了深广的群众基础，被各种文化争相引入并诠释。道家故事中，道士升天大多是骑鲤的。魏晋时期，鲤鱼被定为道家圣物。佛家视鱼为八吉祥之一，鲤鱼放生更是疑似借鉴了儒家文化，而龙形木鱼更有“鱼化成龙”的儒家文化意味。对鲤鱼文化赋予和添加新内涵，并得到大众广泛认可和深远流传的，是儒家的诠释。

    ⑤鲤鱼背高体阔，身形俊秀，柔中带刚，性格雄健沉稳，具有临危不乱、泰然自若的风度，它们的形象和性格符合儒家对于“君子”的要求，鲤鱼便被儒家赋予了诸多入世、励志的意蕴。汉代《三秦记》载：“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迎合了大众企图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理想，被儒家成功转喻为科举考试，成为儒家劝人入世进取的励志故事。这个故事，激励了一代代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梦想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⑥龙是极少的，________一个必然结果是，不是所有的鲤鱼都可以化龙，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科举成功。必须通过特殊化，通过数量的限制来彰显龙的尊贵，所以化龙的是特殊的“黄鲤鱼”。到了唐代，首次出现在陆龟蒙诗歌里的“锦鲤”，拥有了化龙的专利。在千万种鱼中，成为鲤鱼已然幸运万分；在千万条鲤鱼中，成为锦鲤更是万分幸运。只有它们，才拥有成龙的资格和机会。锦鲤，实在是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幸运儿。

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作者和读者，催生了丰富的文学类型。但随之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问题。

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类型小说做出了重大贡献：制造了大众文化热点，开创了付费阅读机制，探索了粉丝经济模式，打造了文学文化产业链，培育了创意产业新业态。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初期，类型小说因题材鲜活，想象丰富，定位精准，点击率一路飙升，借助数字化新媒体技术优势为网络文学崛起赚到“第一桶金”。但唯点击量是求的量化标准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文学网站根据市场原则“锁定目标人群”“精准配制作品”，虽然使一些市场关注度高的类型脱颍而出，但也使一些小众类型很难突破重围。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网络文学题材多样性和内容丰富性，而且会挫仿作者创新精神和艺术个性。此外，每日大量文字的更新压力，使一些网络作家不惜在作品中“注水”，导致作品结构松散，语言浅白，思想贫乏。与此同时，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也在损害网络文学声誉。应当说，网络文学在“数量”上已制造诸多传奇，但在质量上还有待提高，以保证持续发展。尽快步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阶段，这不仅是读者和市场对网络文学的新期待，也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当今只有“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才能突破创作瓶颈，提高创作质量，贡献更多精品。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网络作家跳出“玄幻魔圈”和“修真密室”，走向现实题材的广阔天地，到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中去创造精品、攀登高峰。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创作呈风生水起之势。这固然与政策引领、作协倡导以及网站策划等因素有关，更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与变革的必然结果。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一再为网络文学走出类型化困境起到破冰船与开山斧的作用。为突破陈陈相因、套路连连的因局，大批成熟网络作家放下得心应手的类型化书写，移师现实题材领域，改进艺术创作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从创作方法上进行战略性调整。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创作者不仅能够体会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式的创作自由，而且更容易进入激情飞扬、灵感四射的创作状态，这使网络文学总体艺术水准明显提升，思想内涵不断深化。对网络文学来说，积极投身现实题材创作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有益探索，是顺应时变、守正创新的必然选择。

伟大作品离不开作家对其时代的深刻体察和忠实记录。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他创作出“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毛泽东同志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习近平同志认为，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说到底，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是文艺创新最根本、最关健、最牢靠的办法。对于遭遇类型化困境的网络文学来说，走出幻想天地，阅尽现实世界，理应是突破创作瓶颈的最佳路径。

（摘编自陈定家《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一从网络文学创作谈起》）

材料一：

追溯人类早期秩序建立的过程，“命名”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释名》云：“名，明也，名实事，使分明也。”凡事凡物皆须有名，有了名称方可识别归类，此为秩序的开端。因此，给事物命名在古人看来绝非小事。《尚书·吕刑》谈及远古时期尧初建社会秩序，派诸官分掌各项事务，大禹命名山川即其中重要举措之一。

反映早期先民观念意识的《山海经》对事物命名也很有兴趣。《山海经》叙述山林川泽、飞禽走兽以及异域地产，皆用“名曰xx”或“其名曰xx”句式。如《南山经》的招摇山，“有草焉……其名曰祝余”“有木焉，其名曰迷榖”。在这种“命名识物”的叙述技法下，花木鸟兽、人种国度——被赋予名号，书中荒诞驳杂的内容因此显得秩序井然。不仅如此，《山海经》在为事物命名时也表现出早期文化的一些特点。人类早期对自然声音的辨识力和敏感度极高。《山海经》一书记载虫鱼鸟兽时经常描摹声音，诸如“其音如狗吠”“音如婴儿”等。鸟兽跳跃奔伏，物状难辨，故以音别之，专门通过鸟兽本身的叫声给其命名。在此意义上，命名即为识物。

除了以声音名物之外，还有些物怪依据活动场所来命名，如《庄子·达生》曰：“水有罔象，丘有峷，野有彷徨，山有夔，泽有委蛇。”这种命名物怪的方式通常没有特指某个固定对象，而是类的称呼，条件限定也欠严密。这些名称显示出早期先民“命名识物”思维中较为朴素而直接的状态。即认为“名”与其所指事物差不多对等。名字确定，“物”的性质、界限方才清晰，此即为重视命名、以辨名来识物的认知模式。

《周礼》论及周王朝设官分职状况，其中职官大都有辨析“名物”的职责。从内涵来看，周礼之“名物”既有物类自然属性的区分，亦包含抽象伦理象征意义之建构。如“司服”职掌九种吉服，不同吉服各有相应的使用场合，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𫜁冕”是天子祭祀先公、燕飨射礼时穿戴的，而“毳冕”则为群祭山川湖泊时所用。周礼之所以如此关注“名物”，正因为“名物”有“用事”之目的，此小者关乎地位、财富，大者事关尊卑、等差以及社会秩序，此即周礼之核心目的。

周代乃礼仪大邦，其礼仪制度和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与名物学息息相关。仅《周礼》所涉名物类型就有二十余种，这些名物根据名称范畴、功能属性、职官归属等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名不同则其形制、功能也随之各异，体现出时人清晰的思想逻辑，远远走出了早期先民浑朴的命名状态。后人常以周礼皆为“繁文缛节”，对此多有讥刺，认为其繁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诸多“名物”的区分和配用上。其实，正是借助于“辨析名物”使得相关名物各有所用、各有象征，周代才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名号、名分、名序、名目等格外敏感重视，也正是由此而来。

（摘编自王静、郗文倩《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刻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

材料二：

张定浩《文学与名物》一文讨论了名与物在文学当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文学的基本相对性，在于使人“从观念的重重罗网中挣脱出来，重新透过坚实的万物去观看事件，并被万物和事件所观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①“单是知道这些事物抽象和普遍的名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知道它们在彼时彼刻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将那些被湮没的具体的名和同样被湮没的具体的物相连接，如此它们才可能复活，像密码锁的开启，咯哒一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生活世界，而非我们带着今日眼光所以为的那个现实世界，才得以呈现。”

什么是“抽象和普遍的名字”，什么又是“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呢？唐宋之际，某种芜杂琐碎的名物记录开始悄然渐增，人们热衷于为寻常事物巧制“文呼”，为已有常名之物另取新名；至于在北宋兴起，在南宋自成一类的谱录，乃至热衷于名物记录的小说，则更是风气已开之后的产物了。此类作品对名物的记录，并不以训诂与考证为目的，它们与巧制“文呼”的风气一样，与其说是为了准确指称某物，不如说是出于审美与娱乐之动机。牡丹，有鹤翎红、倒晕檀心、九蕊真珠；砚之形制，有仙桃、玉台、月池；酒，有瑶池、兰芷、千日春……在牡丹、砚、酒等“类名”底下，它们提示的差异微乎其微，难道没有它们，或者说没有这些差异，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与交流会受到影响吗？②然而，正是它们，能够打破“简单固有的符号化认识”。“抽象和普遍的名字”，是牡丹、砚、酒，而有心人在千百年间孜孜不倦地记录下的九蕊真珠、月池、千日春等繁冗琐碎的“无用之名”，才在当时的生活（而非生存）当中具体地被唤起。此外，张定浩还借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来说明，“人的真实的活动与感情，需要一个具体的物的世界来安放，并通过那些物的名字来保存”，而“一切的人类，最终都是生活在沉默却有名字的物的怀抱，而非意见和观念的喧嚣中”。

（摘编自鄢虹《注目于“名”：“名物学”的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