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与训诂学

许嘉璐

    诠释学是西方学科，原本属于语文学，是研究对文献进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训诂学。诠释学最初是专为解释《圣经》的，20世纪，它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哲学理论，所以我们如果搜索西方诠释学文献，一般不是在语言文字学范围，而在哲学范围之内。诠释学大师狄尔泰说：“阐释就在于对残留于著作中的人类存在的解释。这种艺术是语文学的基础，而关于这一艺术的科学就是诠释学。”狄尔泰的意思是“阐释”这种活动就是对残留于文献中的人类的存在进行解释，不是解释一字一句，而是解释一字一句背后的人，以人为本。较之于训诂学，诠释学多了几分历史的、哲学的思考。

    传统的诠释学主张文献只能有一种真正的意义，只能给文献做出唯一的、绝对的“正确”解释，忽略了语境的无限性、不可复原性和语义的不可解性，也没有注意解释者的主观性。而哲学的诠释学，认为同一文献允许有不同的解释，人们有想象、恢复当时语境的可能，可以见仁见智。另外，语义不可能做到处处都解释得很清晰，权威的解释也带有猜测性。哲学诠释学还把前人的见解、权威见解和传统解释作为诠释的必要条件，强调要先理解作者的思想，然后用来解释难懂的地方。从思想上、心理上、时间上“设身处地”地体验作者的原意。哲学诠释学旨在沟通古今的做法其实也在不自觉地向传统训诂学靠拢。

    哲学诠释学和传统训诂学的差异在哪儿？诠释学的大师之一伽达默尔说：任何传承物在每一新的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和具有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重新加以解释。传承物始终是通过不断更新的意义表现自己，这种意义就是对新问题的新回答。而诠释学的核心问题是语义，诠释学公开地、鲜明地提出“假注以述义”的宗旨，而训诂学则继承孔夫子“述而不作”的精神，标榜的是只着眼于文献文本的书面。实则每一代注家无不利用作注阐述己见，即使唐代孔颖达等人，也并非老老实实地做十足的转述家。换言之，哲学诠释学和传统训诂学骨子里是相通的，虽然“宣言”有异，一个偏重于哲理，一个偏重于历史叙事。现在的我们则应主动地、自觉地沟通二者。

    诠释学的一些主张应该为训诂学所借鉴：第一是注释的多元化。第二是超越元典作者。第三是要分开来看待权威的见解和传统的见解。权威的见解有两个要素，一是合理的、被认可的。合理的不一定是被认可的，被认可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比如说“望洋兴叹”的“望洋”是一个联绵词，因为在《庄子》里是以“望”字开头，于是汉语里就有了“望楼兴叹”、“望球兴叹”，什么意思中国人全明白，被认可了，但是它并不合理。二是政权的力量。这两个要素常常是结合的。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元、明、清定为科考课本，就是权威的。权威性解释也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政权力量在后，难以挑战。传统的解释就是人云亦云、代代相传的解释，传统解释不一定是权威的解释。

（选自《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有删改。）

    魏晋南朝人品评人物，非常重视人物风度的清俊爽朗之美。《世说·容止》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又载：“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这里赞誉人物的风神姿貌，用了“爽朗清举”“俊爽”等词语，大致都是清俊爽朗的意思。当时玄学盛行，上层人士往往把超脱尘俗、神游物外当作雅人雅事，他们认为清俊爽朗的风度是一个人在思想、感情、性格方面超脱尘俗的标志。《世说》等书关于风姿、风神的记载都是针对人物的外部风貌说的，文学批评风骨论中的“风”是针对思想感情呈现为作品的外部风貌说的，二者特色都是“清”。可见文学批评中“风”的概念是从人物品评借用而来的，而且借义同原义仍相吻合。

    至于品评人物的所谓“骨”，是指骨相、骨法而言的。《赏誉》载：“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轻诋》载：“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注引《说林》曰：“范启云：韩康伯似肉鸭。”“垒块”原意指众石错落突兀，这里借指人的骨骼挺拔。陈玄伯骨骼挺拔，故王羲之评为“有正骨”。韩康伯肥胖臃肿，有似肉鸭，骨骼为血肉所掩，故被人评为“无风骨”。肥胖使人体好像无骨，借用到文学批评方面，则肥辞使文无骨，故《风骨》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六朝画论中的风骨论。人物画评论中关于风骨的概念，是直接从当时人物品评的言论中得来的。顾恺之《论画》一文中多次运用“神”“骨”等词品评古画，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序》认为画有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气韵生动即指风，骨法用笔即指骨。谢赫把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放在六法第一、第二位，可见他对风骨的重视程度。画论中风、神、气韵等词，都指人物的神情风貌在画中表现的生动性而言；骨、笔迹、骨法用笔等词语，则指人物的骨相形貌在画中是否被勾勒得遒劲有力而言。人物品评、画论中风骨连称，除二者都很重要外，还由于二者的关系颇为密切。

    文学批评中的风骨论和画论中的风骨论的关系比起和人物品评的关系更为接近，因为文论、画论二者都是文艺理论。画论中的风骨论产生时代较文论中的风骨论要早，文论中的风骨论，或许主要是从画论移植而来的，从画论中的风骨论发展到文论中的风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画论中首先强调气韵生动，借用到文论，刘勰也强调“风”在作品艺术表现中的首要地位，他在《风骨》中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其二，画论中也很强调骨法用笔，移用到文学创作上，骨法用笔犹如端直劲健的语言。在绘画上，骨法用笔和随类赋采在步骤上有先后之分，即先勾勒轮廓，再施色彩；在写作上，端直劲健的语言和美丽的辞藻在运用上却是不可能划分为先后两个步骤的。

    从人物品评到画论再到文论，三者的评论对对象虽有不同，但风骨概念的基本特征却没有改变，“风”均指清俊爽朗的风貌，“骨”均指端直劲健的骨骼。

（节选自王运熙《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处于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期。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结合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为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奔跑的人们指明方向、注入能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并改变世界。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近年来，自由贸易快速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过去那种孤立片面、相互对立的旧观念逐渐被整体、全面、相互联系的新理念所取代。旧观念容易引发冲突、战争，新理念倡导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同住“地球村”的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和谐生活，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学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这种“天下观”与和而不同、和为贵等“和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中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让世界发展成为中国的机遇，又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有删改）

    “书”本是指文字符号，现在提到的“书”不是从文字符号讲，也不是从文字学“六书”来讲，而是从书法艺术讲。书法对中华民族有很深远的影响，“书”与“金”、“石”与“画”并称，在中国文化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中国的汉字刚一出现，写字的人就有“写得好看”的要求和欲望。如甲骨文就是如此，虽然字形繁难复杂，但是不论单个的字还是全篇的字，结构章法都要好看。可见，自从有写字的行动以来，就伴随着艺术的要求，美观的要求。

    不论是秦隶还是汉隶，都是刚从篆书演变过来的，写起来单调而且费事。所以到了晋朝后，真书（又叫楷书、正书）开始出现并逐渐定型。真书虽然各家写法不同、风格不同，但字形的结构是一致的。在历史上篆书、隶书等使用的时间都不如真书时间长久，真书至今仍在运用，就是因为它字形比较固定，笔画转折自然，并且可以连写，多写一笔少写一笔也容易被人发现。真书写得萦连便是行书，再写得快一点就是草书。草书另一个来源是从汉朝的章草，就是用真书的笔法写草书，与用汉隶的笔法写章草不同，到东晋以后与真书变来的草书合流。

    真书的书写很方便，所以千姿百态的作品不断涌现，艺术风格多样，出现了各种字体，比如颜体、柳体、欧体、褚体等。在这以前没有人专门写字并靠书法出名的，就连王羲之也不是专门写字的人，古代也没有“书法家”这个称呼。当时许多碑都是刻碑的工匠写的，到了唐朝开始文人写碑成风。唐太宗爱写字，写了《晋词铭》《温泉铭》两个碑，还把这两个碑的拓本送外国使臣。当时的文人和名臣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以及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写碑，这样书法的流派也逐渐增多，他们的碑帖一直流传至今。其实，今天看见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写经等，其水平真有超过传世碑版的。唐朝一般人的文书里，也有书法比《晋词铭》|《温泉铭》好的，但是那些皇帝、大官写出来的就被人重视，许多无名书法家的作品就不为人所知了。

    古代称好的书法作品为“法书”，是说这件作品足以为法，“书法”、“书道”、“书艺”是指书写的方法；现在合二为一了，一律叫做“书法”。书法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书法作品、艺术装饰到书信往来都要用到书法，同时书法活动既可以培养艺术情操，又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效果。北朝人曾经说过：“尺牍素书，千里面目”。看到一封来信，感到很亲切，如见其人。书法被人作为人的品格和形象的代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摘编自启功《金石书画漫谈》）

    何谓“风骨”？“风”最早出现于《毛诗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此处所言“风”含有教化教育之义。《文心雕龙》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在刘勰的阐释中，“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是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大量低俗、恶俗、粗俗、媚俗之作，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杨四平说：“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因此，新诗亟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新。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诗人作为“天地之心”的创造者本应怀有“天地之心”。但当下很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本应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感叹，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风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标避崇高”“崇俗”“崇私”“祛魅”等诗歌口号的提出，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以暴露个人生活隐私为内容，让诗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更有甚者彻底解构诗的内涵诉求，践踏和僭越诗歌伦理与道德，出现很多垃圾写作。食指《相信木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豹……》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李少君的诗句“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中那种慎独自省，都具有深刻的教化和启迪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

    新时代诗歌需要重塑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风骨”。

（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正房、厢房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