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世界相继发现的中国历代贸易陶瓷遗存，构筑起一条由中国东南沿海通向海外诸番的“陶瓷之路”。“陶瓷之路”上的文化遗产大多可溯源到东汉至明清时期的东南沿海陶瓷，唐宋时期是东南陶瓷贸易的盛期。明清时期，随着环球新航路的开辟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景德镇窑系、仿景德镇的漳州窑系和闽粤沿海的民窑青花瓷器，更广泛地被发现于世界各地。“陶瓷之路”正是东南古代瓷业面向海外市场的充分证据，也是东南陶瓷海洋性最显著的特征。

    从内涵特征来说，东南海洋性陶瓷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方面，东南陶瓷的海洋输出，将中国古代文化与生活带到了海外。宋元时期，建窑黑瓷销往日本等地，带动了当地茶道的初兴。另一方面，海外世界的社会文化也对东南瓷器品种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时期销往中西亚、东南亚的瓷器品种主要为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及其仿制品，伴随着伊斯兰教在这一区域的传播，更符合穆斯林审美情趣的青花瓷成为明清销往该地区的主要瓷器品种。

    从技术形态来说，东南海洋性瓷业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内地窑业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作为以仿烧内地名窑为特征的东南沿海古代海洋性陶瓷，其器类、造型、釉色、纹饰等工艺内涵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窑业的特征，可以说海洋性瓷业是大陆性各陶瓷窑系在东南地区的扩展与延伸。内地瓷业是海洋性瓷业的母体和技术来源，内地瓷业瓷器的许多重大的风尚变化及时影响着海洋性瓷业的产品风格。大多数东南瓷业窑口从成型技术和装饰技术入手，对流通于世的内地瓷窑产品进行外形的仿造，有些内地窑工可能直接参与了瓷器烧造。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瓷业产品还有逐利的海洋性本质，在瓷胎淘洗、成型、施釉、装烧工艺等各个环节都充斥着简化与缩减。如北宋中晚期闽北浙南的青白瓷窑址在吸收赣江流域青白瓷技术后，迅速完成了从泥点叠烧到漏斗形匣钵——垫饼或垫圈，再到支圈覆烧技术的两次技术革新。漳州窑对原料的精工粉碎和淘洗不够，导致胎体结构疏松和胎质发灰；以泼釉或浇釉的方式给外壁施釉，导致釉不到底和釉层厚薄不均；为节省成本，直接将器物放置于沙上导致“砂足器”的产生等，无不体现了漳州窑瓷器生产急功近利的特点。

    “古外销陶瓷”是我国学者研究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时使用得最多的一个术语，其核心是相对于内销而言的，强调的是古代瓷器输出国外。“外销瓷”实际上是将东南海洋性贸易陶瓷体系视为大陆性陶瓷体系的外销部分、成为大陆性陶瓷统一体中“旁枝末节”，无法凸显东南沿海古代陶瓷业的独立的海洋性性格。而“海洋性陶瓷”试图克服传统中国陶瓷史研究中强化整体、忽视多元的不足，重视中国古代陶瓷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重视东南陶瓷面向海洋的相对独立性。

（摘编自王新天《中国东南古代瓷业的海洋性》）

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有删改）

获得教养的途径（节选）

赫尔曼·黑塞

①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却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②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③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触动年轻人？从近年来涌现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国》等优秀作品看，文化题材纪录片是一个绝佳的载体。

    纵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壮阔历程，纪录片一直在发挥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作品一直在为巨变中的中国凝聚社会与文化上的共识。作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录片创作领域愈加繁荣，一批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主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积极响应新时代的挑战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为什么文化题材纪录片收获点赞无数，被寄予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除了内容精良、画面优美等因素外，把传统素材引入生活场景，把传统价值对接时代需要，同样是重要原因。要看到，文化从来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的﹔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文化题材纪录片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解决好如何创造性继承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价值、人生价值和历史资源的问题。

    例如，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采取了全新视角，从冰冷的文物中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营造出了“纪录片创作—博物馆推广—观众游客参与”的文化领域深入融合的态势。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关注传承传统技艺的故宫文物修复工匠，通过贴近生活式的拍摄手法，成功地呈现出他们身上蕴含的工匠精神和生活态度。

    可以说，纪录片是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所借用的主要媒介手段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机构都加强了对文化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投入，持续推出大量优秀纪录片作品。但也要看到，仍然有相当部分作品观念陈旧、形态落后，对于传统文化的介绍还处于“开中药铺”的简单罗列阶段，有些甚至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和轰动效应，不惜编造和篡改，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失真与失质等问题。

    对此，进一步加强纪录片的创作质量和创新能力，就必须在更好研究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内容、形式、表现等问题。传统文化于我们并不遥远，但似乎又缺乏确切感。只有呼应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任务，采用融合创新的方式去挖掘和转化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增进传统文化的时代感、生活感、意义感，打造不负新时代的文艺精品。

    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本草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录片，借助中医、茶文化等广受世界瞩目的优秀内容，成功地将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传播到海外。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交流，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具有跨文化潜质的元素，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创新转化、有效传播，增进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借文化题材纪录片讲好传统文化的故事，带领观众领略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一定能更好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

《人民日报：在纪录片中遇见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