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制作其他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成就和培养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飙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中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于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购播与营销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

汉字危机

    中国的书写交流进入键盘划时代只有十几年，任何一个初次接触电脑的人通过简单的学习都能迅速掌握文字输入。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很多人写字总是提笔忘字，尤其是经常使用的汉字往往一下想不起来了，这跟他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无数信息和知识的身份有点不符。很多人纷纷惊呼汉字危机来了，拯救汉字刻不容缓。

    书写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式，只有经常书写，才能记住一个字该怎么写。过去用笔书写汉字基本上是音、形、义同时进行，键盘输入就出现问题了，它不是直接写汉字，而是让你在候选的重码中去选择正确的那个字。这就是汉字在键盘输入时代面临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就是音素文字和语素文字的最大区别。所有音素文字（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它们只有音和形，而且音形基本统一，打字本身就是书写过程。我们是拼音解决汉字输入问题，而不是在键盘上打笔画。五笔字型不会让你忘记一个汉字怎么写，但是可能会让你忽略它该怎么读；拼音输入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字怎么读，却让你慢慢忘记它怎么写。在信息时代，中国人开始遇到能说能读能输入但可能不会写的问题了。这也暴露了汉字的自身局限问题。

    网络时代屡屡出现新词，人们对“雷”、“囧”这类汉字就赋予新的含义。从每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中不难看出，新的词语越来越多，看上去也越来越没文化含量，继而还可能导致汉语的使用环境和美感越来越差。网络语言通过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迅速扩散全球，但死得也非常快。它只是迎合某一类信息某一种情绪在传播的当口被创造出来，并随着这种氛围的消失而慢慢消亡，能留下来的凤毛麟角。

    为了提高书写效率，方便学习和交流，开始出现俗字、新字，汉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却有不断简化的趋势。是否要恢复繁体字的讨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多汉字究竟怎么写，它的结构组合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可能都觉得不重要了。今天80%以上的中国人都会使用汉字、这其中多数人就像街头对话一样也仅仅是用来交流，而不是用来写作或研究。比如你打一个“爨”（Cuan），用简拼敲四下就出来了，你不用去写31画，它比你打一个“装”（zhuang）还少两下，笔画已经不是键盘输入时代最让人疼痛的问题了。那么，汉字是否还要继续简化就不是问题了。

    汉字在任何时代都有极强的适应性，不管是刻在龟甲上，还是刻在竹简上，还是写在帛上，或者写在纸上，乃至今天用计算机编码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汉字从来没有因为它的复杂性而被淘汰或异化。而眼前，我们汉字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中的语言交流和传播。汉字在外国人看来是最难学的文字，汉语是最难掌握的语言。

赵忠贤：探寻超导世界“新高度”

    1月9日，75岁的赵忠贤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他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里的首位“40后”。

    生于辽宁新民的赵忠贤，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性格里透着东北人的直爽和幽默。“我就是个普通人，只要大家说‘这个老头还不错’，我就挺高兴。”接受采访时，他饶有兴趣地讲起40余年持续研究超导的往事。

    1911年人类发现超导，而这一年中国还在辛亥革命。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洪朝先生回国才带着国内的年轻学者，首先实现了氢和氦的液化。我国当时在科研基础和知识储备上的薄弱可见一斑。然而幸运的是，赵忠贤在中科大得到了包括钱三强在内大师们的悉心指导。“我至今记得先生们在黑板上写教案的情景。”赵忠贤感慨地说。这段求学经历让赵忠贤在日后的科研中学会了如何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如何在设备差、经费少的情况下依然把科研成果做得漂亮。

    上世纪80年代，赵忠贤在科研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研究铜氧化合物超导体，同行们评价赵忠贤时总要提到他的“特殊能耐”。“他总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把科研先做起来。”早年经费有限，项目组使用的基础设备就是赵忠贤和同事黄玉珍亲手绕制的烧结炉。

    1986年，欧洲科学家柏德诺兹和缪勒发表了镧-钡-铜-氧体系可能存在35K超导的论文。当时国际超导主流尚未认可这篇论文，而赵忠贤和其他少数几个学者对柏德诺兹和缪勒的论文产生了兴趣，该文中提到的“杨·泰勒”效应与赵忠贤1977年文章中提到的“结构不稳定性又不产生结构相变会导致高的超导温度”产生共鸣，促使他立刻组织团队，在科研条件相对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研究铜氧化合物超导体。不久，赵忠贤的研究成果推翻了传统的理论，他向全世界证明超导临界温度是可以超过40K的，突破麦克米兰极限温度的超导体，被称作高温超导体。一时间，世界物理学界震动了。赵忠贤被称为“北京的赵”，出现在国际著名物理学刊物上。此后，仍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赵忠贤“乘胜追击”——1987年2月19日深夜，他的团队独立发现了临界93K的液氮温区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亿－钡－铜－氧。这一突破性的发现让赵忠贤团队因此荣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也作为团队代表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

    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创造了55K的纪录并保持至今，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曾经有一种说法，科学家的黄金科研时期是短暂的，当青年科学家走过自己的创新高峰期之后就会趋于沉寂。然而，这个说法在赵忠贤这里并不成立。1987年的辉煌已经过去，20年后，赵忠贤的名字再次震动了世界物理学界。这一年他67岁。

    2016年9月，我国研制出全球首根百米量级铁基超导长线。这一消息在业内引起极大的轰动。它被认为是铁基超导材料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产业化进程的关键一步，在美、日、欧等国家的铁基超导线制备还处于米级水平的时候，我国已走在世界最前沿。

    这一切，与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赵忠贤八年前在铁基高温超导研究上实现的突破是分不开的。

    半个世纪以来，赵忠贤的名字一直与我国超导发展紧密相连。他在我国最早提出要探索高温超导体，最早建议成立国家超导实验室，他在高温超导研究出现的两次重大突破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中国站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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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常说：“中国的科技实力花钱买不来，白送更别想，只能立足于自己咬牙攻关，知识报国，把个志趣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科学研究，其实就是一滴水，汇集到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古代中国曾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多贡献，今日的中国人依然有这个志气和能力。”

（摘自《忠诚超导终成贤》）

②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从未让赵忠贤感到枯燥。“科研工作者，最幸福的就是每天都在逼近真理”赵忠贤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理想和生计成为一体，一辈子干着自己喜欢的恶业。同样让赵忠贤觉得幸运的，还有数十年来他能够遇见诸多优秀的合作者。

（摘自《超导斗士赵忠贤：国际物理学界代表中国的符号》）

    阿城的处女作《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棋王》里面最突出的两个意象就是“吃”和“象棋”，这两样都是人类的需要，缺一不可，正是因为精神需要的追求，人才超越于兽，而人也不是神，因此生而为人也必定会有俗的一面。似乎阿城有意强调棋王身上的世俗性，来对抗不近人情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英雄的宣传。“存天理灭人欲”，将物质和精神对立割裂,让道德品性和欲望需求你死我活，这是阿城不屑的。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从低级到高级分为生理、安全、自我实现等七个层次，人的最高需要是“自我实现”。《棋王》里面的“吃”就是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阿城写的吃并不是吃本身，而是写对“吃的需求”，写饥饿感。王一生的吃相很凶，对吃近乎“虔诚”，而且“精细”，有时简直有点儿“惨无人道”。他“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的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这不是对吃的向往，而是对饥饿的极度恐惧。再往下想，这是对生存的焦灼与现实的焦虑。阿城写王一生的“吃”，有种返璞归真的意味，直接面对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才有震撼力。可是文学感动人的，毕竟是精神的力量。“吃”是为了活，而活不只是“吃”。王一生和好几人车轮大战，胜了后，他呜呜地哭着说：“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中国的哲学

傅佩荣

    “哲学”一词是翻译过来的，那么中国自身有没有哲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凡是人群聚居、形成社会，并且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团体，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会经历兴盛衰亡，其中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若由“器物、制度、理念”三个层次的内涵来看，理念应该居于核心地位。换言之，科技水平低落的地区、制度规范僵化的社会，未必会被历史淘汰；但是理念若是模糊不清或违反人性，以致民众缺少一套合理的价值观与人生理想，那么这样的团体及其文化就失去继续存在的动力了。

    理念以各种形式保存于文学、艺术、宗教中，但是只有哲学可以对它作清晰的陈述、批判、反省，去芜存菁，定期再生活力，进而使文化长存不替。根据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研究，人类历史上曾出现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六种成了古迹，只有五种仍在发展中，而中国文明是其中唯一能劫后重生，进入第二度兴盛衰亡的轨道的。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的理念应该有其独到之处，而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有极富价值的哲学。

    具体而言，哲学是对人类经验作整体而根本的反省，由之获得启发，再指引实际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此一自觉，并且写下系统著作的人，都称为“哲学家”。以学派而言，古代的儒家与道家，魏晋以后的佛学，都有体大思精的著作与学说。以个人而言，则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直到宋明诸子，都是值得重视的哲学家。

    那么，中国哲学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以生命统合宇宙万物。凡存在之物，皆构成一个整体，整体相互感通有如机体，其中没有孤立隔绝的不相干之物质。换言之，生命的力量大化流行，无所不在，其灵秀在于人类。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并无真正隔阂，因此人生之道在于由个人推及人群，再扩及于万物。唯有人间获得安顿，宇宙的存在才能显发意义。中国哲学无不以“人”为其关怀焦点，但是它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却常有开放的及超越的倾向，而不是自我中心的人本主义。

    第二，以价值贯穿人生行为。人的行为既然是自由的，就有价值取向的问题，因此正确的人生态度是不容许随俗浮沉的，更反对自暴自弃。自由看来并无约束，但是人的内心对于价值（如真、善、美）却有自发的向往。孟子所谓人有“良知良能”，可谓一语道破。因此，人类依其本性，无不渴望真、善、美，其中又以“善”的价值最受重视。因为“善”发乎个人内心，并以行为促成人际适当而和谐的关系。于是，人生成为动态过程，必须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直到止于至善。果能如此，则个人人格臻于完美，群体生活的质量亦大幅提升。

    第三，对超越界保持信念。一方面，延续传统信仰，相信鬼神界与天或上帝的存在，但是在理性上不去详细辨明，也不能说得太多。另一方面，则以此一信念作为人生在实践价值时的终极依据，像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就是因为心中存有对“天”的信念，相信人生目标不在苟且偷生，而在完成天赋使命，就是依据内心指示以行善避恶。因此之故，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哲学作品的主题。儒家主张“天人合德”，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即是典型的例子。

    以上三点特色当然不能充分描述中国哲学，更不能拿来作为评析中国哲学各派各家优劣的唯一判准。但是，相对于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民族的哲学，我们却可以肯定中国哲学确实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具休而言，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以及对超越界保持开放的信念。这些观点也许在知识理论的构成上，仍须提出有效的论据，但是在指引人生之“道”，使人安身立命上，则一直发挥巨大的影响，维系中国文化于不坠。

（节选自《哲学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