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

    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汉字的魅力优于拼音文字

    说到汉字，不能不提及世界文明史。世界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等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产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国人对此是充满自豪感的，无论是对汉字的发展历史，还是对汉字所承载的中国独具的文字文明和文化底蕴。

    但是，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所带来的缺陷，如撰文用字多、字型复杂、难记、难读，在过去几十年中，汉字的未来与发展前景便广受汉字文化圈中一些国家的关注和议论。但肯定的一点是，要想准确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必须仔细回顾和耐心审视汉字所走过的历程。写于1988年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引进出版，该书作者阿辻哲次以“事典”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对汉字发展史上的基本事项进行了简洁却明晰的梳理和叙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代的汉字发展史，从前印刷时代的汉字书写工具材料史到汉字印刷的发展史……意在为学习汉字、使用汉字的人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让那些对汉字有成见的人明白：现在就想把拥有四千余年悠久历史、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一翼的汉字塞进博物馆里，还为时尚早。

    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连续发展的，从甲骨文、青铜器文字、篆体字，到隶、行、楷，没有文化断层。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图形文字，以物的图形为基础而形成文字，例如“山”、“川”、“日”、“月”等。而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也都跨越广阔的版图，从中国中原，传播到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用文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如朝鲜的自创文字“谚文”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文字，因而朝鲜“正式”的文字依然是汉字，这跟日本称汉字为“真名”，称自创的文字为“假名”相同，都是出于对汉字的尊崇。

    但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世界潮流曾缩小了“汉字文化圈”，就连毛泽东、鲁迅等也曾主张废除汉字，认为汉字终将改为世界通用的表音文字，但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施拼音文字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韩国在文字政策上曾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许多韩国专家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个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所以，韩国开始反思，并于1991年11月和1994年9月在汉城（今为“首尔”）先后两次举行了“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国际汉字学术研讨会，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日本也是如此，它曾减少了可识的汉字字数，但现在又增加了。

    现在，世界潮流不仅在扩大“汉字文化圈”，还在促使汉字为创造21世纪人类的高度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图说汉字的历史》带给汉字文化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让读者明白，汉字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化根基，而且是能够超越语言的不同而让彼此知晓共通意思的最佳媒介。透过汉字，不用语音也能达到彼此理解、彼此认同和彼此融合。

    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的形式美建立在几千年汉字的特殊形式基础上，线条在运动中构成活泼的生命。汉代蔡邕曾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这里的“形”，包括了天地万物及人的本身。以后的研究者都离不开这个大范围。直到康有为，简捷地表明：“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势”是动态，进一步有了“意”，即意味、意蕴，“意”扩大了空间、时间，没有穷尽。中国书法艺术积淀了自身的审美意味，它是作者与接受者共同的创造。

    艺术家应该以更加包容与开放的心态面对传统，面对古人、今人、世界，要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所有文化艺术精华，同时还要善于在生活里发现美。古人论书“万岁枯藤”“千里阵云”“惊蛇入草”“飞鸟入林”这些都是在自然中妙悟笔法的例子。书法的节奏与韵律，也与音乐、舞蹈相通。杜甫说“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一个书法家的成长，要重视对经典法帖碑刻的学习，还要重视在“字外功夫”上参悟，要“书内书外，艺道并进”。读书与游历，尤其是不可缺少的功课。

    明代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现代黄宾虹说“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可去也”。知识学问的来源无外乎读书、行路。读书与行路，不仅有增进知识的作用，更有变化气质、医俗的意义。这里说的读书和行路，不是一般的“读”书，也不是一般的“行”路。齐白石老年时“五出五归”，游历大江南北，饱览名山大川，就是深入生活、师法造化，开拓了眼界和心胸，对其“衰年变法”有重大意义。林散之晚年在其《书法选集·自序》中回忆远游的经历：“行越七省，跋涉一万八千余里，道路梗塞，风雨艰难，亦云苦矣”，然而苦则苦，此行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对其眼界胸襟的拓展，其意义更是无法计量。今人出行，都是借助飞机、火车这些现代交通工具，与古人那种长途艰难跋涉，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以新的审美眼光面对新事物，开拓新思想，运用新语言。读书与游历，是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要把“行万里路”当作浮光掠影一般的游览，要深入了解社会，体验大众生活，由此化为自己的气质。艺术源于生活这个道理，各门艺术有共性，也有特殊性。

    在研究书法本身特殊的规律时，天地万物、自然界、社会界，一直到人本身，都可以启发我们在艺术上的想象力。苏东坡在黄州流放期间，写出了《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等千古佳作。人生经历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要善于体验人生的各种生活，观察社会的不同面貌，还要如黄庭坚“得江山之助”。于此，科学与艺术同理。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摘编自沈鹏《漫谈国学修养与书法》，《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0日11版）

    ①玉，石之美者。玉是大自然的精华，蕴含天地之灵气，日月之光华，山川之秀美。名著《红楼梦》与中华玉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开篇即以通灵宝玉为引，之后又贯穿故事始终，故事主要人物也以玉为名。玉文化渗透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集中表现了玉的审美价值、审美标准、文化价值等。

    ②《红楼梦》里满是玉饰品。贾府中生活用的玉器皿有琥珀杯、玛瑙碗、玉杯、缠丝白玛瑙碟子和翡翠盆等。曹雪芹《自题画石诗》道：“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结合书中的意蕴，可以看出，曹雪芹更侧重于对玉天生丽质的认同和欣赏，而反对刻意雕琢和纹饰。他所赞赏的是那种“挺自有之天资，抱未来之纯素，不假修饰，自成奇珍”的璞玉。

    ③《红楼梦》中大量运用以玉组成的词语来描写和比喻各种美好的事物，通过诗词、歌赋等形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颂扬了玉的高洁、质朴、风骨与精神，充分展示了玉的各种美德。如宝玉的“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探春的“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宝钗的“淡极始知花更艳，悉多焉得玉无痕”等。

    ④《红楼梦》本名《石头记》，顾名思义，是譬石头所记之事。据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就是以家门口的一块大元宝巨石生发想象，塑造出贾宝玉这一人物。一块美玉贯穿全书，从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到第一百二十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展示了经石——玉——人（玉）——石的全部发展过程。一块顽石，吸纳了天地之精、日月之华而成为一块美玉，并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簇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了一遭，以玉为主线，演绎尽了人间荣辱兴衰、悲欢离合。最终，贾宝玉了却尘缘，出家为僧，跟一僧一道出走，而通灵宝玉在游历完人间之后，回到青埂峰变回了女娲补天遗留的那块大石头。

    ⑤曹雪芹借玉石来塑造了宝玉和众多冰清玉洁的女儿形象。《红楼梦》里与玉有关的人名有贾宝玉、林黛玉、妙玉、蒋玉菡、甄宝玉、林红玉、玉钏、玉柱儿、玉官等。宝玉曾经自号“绛洞花主”，宝玉是花主，其余的女子都是花。两位女主角，宝钗黛玉，各占了他名字一半。一个拥有宝玉“木石前盟”的爱情，一个占了“金玉良缘”的婚姻。两人才情不分伯仲，丽质天生。一有咏絮之才，一有停机之德，一个似娇花照水弱柳扶风，一个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而曹雪芹把“玉”字给了“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的林妹妹，可见对黛玉的钟爱。唯有“玉”字，方能喻其至真至诚，至纯至洁，至贞至痴。唯有“玉”者，才能彰显宝玉黛玉二人的灵魂契合，思想对等，矢志不渝。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楼有梦玉为伴》2019年1月25日

踏莎行

寇俊杰

    春风萧瑟，乍暖还寒，阴雨蒙蒙，芳草萋萋。开封通往陕州的官道更加泥泞，两辆驴车在湿滑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突然，前面的驴车陷进泥坑，车夫挥鞭抽打毛驴，可任凭怎样使劲儿，木轮车像是被泥水吸住一样，就是出不来。寇准挑起轿帘说，寇安，别打了，还是我下来推吧！寇安没法，只好也下来和寇准及两个随从一起推车。无奈车重人少，力量不够。寇准说，不行就先把车上的书卸下。寇安说，大人，那是你的心头肉啊！怎么舍得弄脏？大家正一筹莫展，路过的几个村民走过来，有人施礼问，是宰相寇准寇大人吗？正是，但我现在已不是宰相了。我们听说大人没有因为澶渊之盟受到封赏，反而被贬陕州，故有此一问。他对其他村民说，我们帮帮寇大人吧！大家一起用力，终于把寇准的驴车推出了泥坑。寇准再三相谢。村民说，寇大人澶渊之功，让中原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我们老百姓还不知怎样感谢寇大人呢。

    寇准重新上车，已是满身泥水。车内的宋夫人用毛巾给寇准擦着脸上的汗水和雨水，心疼地说，原来在京师哪有这样的路？看你现在头发都开始白了，还要出来受这样的罪，你要是能把自己的性子收敛一些，何来被贬呢？

    寇准说，社稷为重，君为轻。只要对得起天下百姓就行了。

    宋夫人说，可你分不清君子和小人，把小人得罪了，他们就会为私怨而报复。我听女婿王曙说，这次就是王钦若在皇上面前说你是拿皇上的性命做赌注，澶渊一仗胜是侥幸，如若败了，他的命就没了，皇上这才把你贬出京师的。

    寇准微微一笑说，王曙是怎么知道的？

    他和皇上的内侍周怀政关系很好，是周怀政亲耳听到王钦若对皇上说的，还说你居功自傲，到处宣扬说没有你寇准，就没有大宋的江山——他这是诬告啊！

    再泥泞的路，太阳一出来就晒干了，寇准说，你看刚才村民为我推车，多好啊！若是奸臣，他们会这样做吗？不过你也别锋芒太露，出头的椽子先烂，想当年，你和太宗意见不合，太宗说不过你，生气地要拂袖而去，你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拽住他的衣服不让走，直到把他说服才罢休！俗话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你这是往死路上走哇！得亏太宗英明，不但没杀你，还把你比作魏征！

    寇准只是得意地嘿嘿笑着，并不说话。

    宋夫人又说，不过，终归是伴君如伴虎。你这是第三次被贬了吧？皇上是个好皇帝，就怨你太耿直，连皇上的面子也不给。特别是上次被贬，有人揭发你酒后说了太宗的坏话，太宗不信，找你问一下。按说太宗也没当真，你随便找个理由太宗就能原谅。可你就是不辩解，不知道趁坡下驴，太宗给你梯子你也不要。人家是皇帝，你“将”人家的军，结果被贬到了邓州。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寇准说，我酒后可能真说了太宗的坏话，但那是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大丈夫做事要敢作敢当！我不后悔！

    唉！宋夫人叹了一口气，今上能当皇帝，还有澶渊之盟，你都是立了大功的，可皇上就怕你功高震主，你本该急流勇退，但你非但没有，还不知收敛锋芒，皇上这才免了你的宰相，把你贬往陕州。不过这样也好，朝中是非太多，你当个地方官，陕州离我们老家又近，我们还能过个安心日子呢。再不必像以前一样——我们赶紧往前走啊！

    踏莎行。寇准的脑海里忽然闪出这样一个词牌名。他叫寇安停车，从箱子里拿出笔墨纸砚，然后铺纸磨墨。他略一沉思，笔走龙蛇，写下一首《踏莎行》：“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宋夫人本想寇准写的是反思过去，从此要淡出朝廷视野，远离政治旋涡，没想到写的却是难离难别、情深意切的“情诗”。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知道，想让寇准抛弃自己的信念真是太难了。如果皇帝用他，再危险他还是要回去的，可他又不会曲意逢迎，个性又那么张扬，虽然皇帝信任，但他由着自己性子来的做法，就是有一副好牌，也会叫他打得稀里哗啦甚至是性命不保！

    宋夫人含着泪看着寇准，寇准拉住夫人的手，坚定地点了点头。夫人知道，今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更加艰险的道路！

（有删改）

材料一：

从传说的炎黄二帝至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虽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是到清末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法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经时间验证，它们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

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而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却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给人一种5000多年前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有过‘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说法。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有删改）

材料三：

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他说。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作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骨质蚕雕艺术品，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李伯谦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选自《同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