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我们对此应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毕竟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了解逐步深入、真实，对莫言作品的认可，就显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积极的意义。

    ②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之前惟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然而，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或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尽管莫言的作品有特色和很成功，但就作品境界的开创、世界观的拓展方面，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尚有不少的距离。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高塔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③莫言通过展示“吃”、“性”等本能欲望，张扬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激情，建构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和外国报刊上报道的中国不太一样，给人许多陌生的东西，会让人看到中国成长进程中的复杂性。莫言不是一味写中国美好的一面，他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莫言以其作品展示了一个不同于惯常认知视阈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被世界所接受。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换言之，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正如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④莫言的得奖，反倒愈加显现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境界的粗俗、奇观的渲染、内容的空洞、价值观的混乱、缺乏诗意和人性的高度，作家缺乏担当意识和反思能力，文体缺乏魅力，文字缺乏美感，导致文学难以走入读者的内心。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要追求价值高尚、精神高贵，而不是低俗和自我人格矮化。

    “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其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中。“中和之美”与当下中国文化境遇及大众心灵感受的脉息相通，对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消极惰性倾向有平衡抑制功能。

    “中和之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主体部分。文学的审美取向始终随社会主流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震荡与观念不适后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期，改革温和渐进，罕有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剧烈变迁。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悲欢离合，但在平衡和平稳的社会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荆天棘地和虎狼扑面，经历的大多也不是惊心动魄和生死抉择。“和风细雨”和“微风小雨”成了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难免有波折，情感也必会有波澜起伏，人格也要顶天立地，批判的锋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气质而言，横眉冷对、歇斯底里、咬牙切齿明显是不自然和非常态的。重提“中和美学”，是因为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状态。以“中和美学”直面人生，钩沉世态，能较为准确地融构当下的存在经验。

    “中和之美”符合当下大众的审美习惯。“中和美学”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组成，它已沉淀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最深处。因此，文艺创作不仅要贴近社会，而且要切近心灵；不仅要有思想的张力，而且还要有精神的深度。一些文艺创作固然可以通过欲望煽情与极致人格书写产生的强烈风格而获得某种吸引力，但其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有限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刺激性的和消费性的。真正不沉于时间渊薮的富于成就的文学都是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美好天性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和美学”更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及大众生活精神主脉互息互通。自觉贯彻“中和美学”的文艺创作传递的观念和经验，可以令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与理念，获得真正的共鸣和相似的联想。

    “中和之美”有利于抑制当下中国文学的某些偏颇。当下文坛，无论是文学观念上的陈陈相因，还是创作意图上与商业文化的亦步亦趋，都要借助血泪涕零的悲戚煽情、正邪价值的激烈对抗、高潮迭起的戏剧夸张、自我撕裂的感官本能以及疯狂诡奇的文本格调来实现，这明显与习见的日常生活相抵触，意识偏见与美学偏执不证自明。以“中和美学”为原则和参照进行艺术选择和艺术升华可以创生出敦厚平和与豁达俊逸的审美韵致，能在叙事的奔放与理性的约束间获取某种平衡，能规范和治理文学创作中失之节制的欲望写作与个人化倾向，能赋予当下文学创作以自觉的分寸感和节制感。

（选自《文艺报》，有删改）

    汉字虽一笔千年，但不能固步自封。从早期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到中国学者的“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民国政府的“注音字母”“汉字简化”等方案，中国汉字在变革中步履蹒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文盲的艰难任务。这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力度最大、普及最快的时期。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阅读文化成果的能力，古老的汉字也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际社会的汉语热随之升温。今天，海外300多所孔子学院，让世界通过汉字、通过中华文化更立体地感知中国。

    汉字的一路征程也曾走过弯路，比如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化是为了易写便认，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一旦简单到无从认识或者误认，简化到瘦骨嶙峋，就失去了汉字结构的美、寓意的美。

    科技的进步，也曾让中国汉字遭遇考验。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引发了信息革命，1952年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但是以字母为主的输入方式把方块汉字拦在了门外。“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 ，外国专家如此定论，国内一些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沉渣泛起。

    如果汉字进入不了电脑，在信息浪潮惊涛拍岸的今天，中国航船就无法驶入国际航道；

    如果放弃汉字，中国文化将面临竭泽断流的危险，何况失去汉字的国家还是中国吗？别无选择，一批中国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专攻汉字信息处理技术。1956年，终于诞生了第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30年，汉字输入输出方法、汉字编码程序、汉字智能终端、汉字打印系统等难题被一一攻克。1985年，中国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制的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大获成功，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出神奇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化客厅容得下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让各种文明以礼相待，推杯问盏。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反对引进外来语，经过汉化的外来词汇同样能丰富中国词库，但我们反对取之无度、用之过滥；我们不反对让流行的网言网语进入汉语的传统家庭，但要注意汉字的规范，不能玷污汉字的纯洁，消解汉语的魅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今天的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下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屏幕化、碎片化、快速化、浅层次阅读盛行；各种键盘消解了我们的书写技能，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让我们患上输入法依赖症，提笔忘字；网络词典让我们在享受便捷轻巧的同时失落了追根溯源的乐趣和咬文嚼字的味道；网络俚语带来简明晓畅、通俗风趣的同时，削弱了汉字的美好。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不能没有文化的复兴。在继承中发展，在革新中坚守，呵护母语，就是留住民族文明的根。

    在生态伦理方面，儒家不仅提出了“取予有度”的责任律令，还提出了“用之有节”的行为规范，从而确立了节用的道德责任。儒家并没有系统创建过节用责任伦理学说，但是从两方面阐发了相关理念。

    一方面是为政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谈到治国方针时，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熹在《论语集注》把这段话理解为敬事、信任、节用、爱人和使民以时“五者”，但他同时又引证《周易》经文“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加以解释说：“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显然依照《周易》的论说，孔子的话讲的理应是三层意思，而不是朱熹所说的“五者”。孔子的思想所要表达的正是因民信而敬事、因爱人而节用，前后构成因果关系。虽然孔子这里讲述的是治理诸侯国的行为原则，而不是直接针对天人关系的生态伦理，但是，犹如朱熹所言，侈用必伤财，而伤财必浪费自然资源；而且，奢侈消费必定害民，必定与民争利，与民争利又必定驱使民众获取自然资源。

    无独有偶，孟子同样立足于民本与王道，一再倡导节制的责任要求。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尽管孟子旨在提倡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却暗含着生态伦理的指向。这是因为，做到恭俭和有制，不但自己可以节省财物，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不致奢侈贪婪，而且不会向百姓横征暴敛，从而缓解民众的生存欲求与自然界资源之间的紧张。在论述富国之道时，荀子围绕人与物的生态问题做了更为明确、较为系统的阐发。基于“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的现实，荀子认为要保持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节用裕民，开源节流。

    另一方面是为人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荀子的节俭观点更为鲜明，也更为直接，在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力命关系问题上，他凸显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和责任担当意识，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是想告诉我们，人类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天吃饭”，如果夯实农业这一根本，注意精耕细作，同时又力行节约、适度消费，就是有时无情的自然之天也不能使人陷入贫困境地。由此可见，强化生态责任观念，克制个人的不当欲望，追求一种俭朴生活方式，是实现天人和谐的伦理根基。

    古代，思想家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强调节俭、节用、节约主观动机上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资源的短缺、生活的贫困而做出的无奈、被动的选择，也许还包含着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责任考量。但是，应当肯定，他们所持守的节用责任伦理客观上有助于培养当今为人们提倡的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习惯和绿色消费生活，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生态张力。

（摘自涂可国《用之有节》，有删改）

    我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或置产、或传学、或立德、或垂训，为“使子弟佳”大费苦心，诉诸文字，便形成了丰厚的“家训”遗产。

    最早成系统的“家训”之作，当推东汉著名学者班昭的《女诫》。该书提出了妇女的“四行”，即德、言、容、功，并解释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这就是后世备受批判的“四德”了。其实平心而论，这“四德”在它的时代背景，并不显得苛刻；甚至大部分仍然切合当今社会对女性的一般期待，比动辄以“女汉子” “吃货”自居的怪风，不知雅正多少。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女性不妨看看《女诫》，择其善者而从之。须知女性对家风的养成，作用恐怕要大于男性。

    《颜氏家训》一般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家训”著作，作者颜之推。内容分为子弟教育、家庭关系、道德修养、为人处世、讨论学问等方方面面。其论教子：“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谈学习经验，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举自己的例子：“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总之，谆谆善诱，论理通达，常举所知所见之事以为例证，足见其用心之敦厚，我们学其事理，更可学其敦厚。

    《了凡四训》在“家训”类著作中知名度最高，充满了正能量。其作者袁黄，号了凡，幼逢异人，算定某年应某试、得第几、任何官、某岁寿终、竟无子嗣，因为一一效验，所以便安分守己，不多贪求。一日拜访云谷禅师，云谷笑其只是个“凡夫”，曰：“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又说：“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从此之后，了凡行善积德，终于赢得了升官、延寿、得子等等诸多福报。佛教的因果观于世道人心的警戒与鼓励作用，不知世间何物可以比拟。即退一步不讲因果，了凡先生信命而不为命数所限、勇猛精进的精神，真足以振奋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真足以开拓万古心胸！这最后一段话，真能荡人心魄，使人勇猛精进！

    时至今日，“家训”“家教”“家风”的缺失，造成某些年轻人无所敬畏，没有规矩。其实，个人性格、行为习惯、思维模式都是在家庭中养成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之下，我们倡导“家训”“家风”“家教”，绝不是提倡以“家庭”“伦理”的“道义责任”，去侵犯公民的权利，去绑架家庭成员的生活，而是要告诫民众：我们迫切需要的德性、教养、规矩，的确要以家庭为最重要的养成之所！这也是读“家训”、立“家教”、养“家风”的主旨所在！

（摘编自池玉玺《谈谈我国的几本重要“家训”》）

    法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用哲学方法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学科，法哲学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法学研究提供基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什么样的法哲学。人们对法治建设及其本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学理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法学研究应更加影显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法哲学研究增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帮助人们更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逻辑，从而对法治中国建设有所助力。

    过去一个时期，西方法哲学研究几乎成了法行学研究的同义词，西方法哲学的学术思想、理论问题等几乎成为法哲学研究的全部，不少学者着迷于哈特·德沃金等西方法哲学家。实际上，尽管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西方法哲学为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知识资源，但中国法哲学不能也不应只是对西方法哲学研究进行复制模仿，不能沿着别人的路往下走。中国法哲学研究如果没有自身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特性，就难以走向深刻和成熟。那就好比自己的躯体里装了别人的灵魂，无法为法学研究提供哲学根基。

    中国法哲学要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法哲学应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独特理解及解决方式，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源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主体性。

    中国法哲学研究还应直面中国法治的现实问题，在法治实践的诸环节如立法、执法、司法中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形成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可以说，只有当中国法哲学银造出成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发掘了真问题，并由此展开中国式的法学和哲学探讨，中国法哲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资源并真正进入法律实践，而不是沦为抽象的思辨游戏和少数学者的自娱自乐。

    要实现中国法哲学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在研究中中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华。在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发现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法哲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法治及其现代化将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体现什么样的特色？需要中国法哲学认真思考研究。比如，研究全面依法治国的本体论。阐释其性质、目标、本原、根基等。在认识论上研究关于法治中国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知识的来源或依据是什么，如何检验其真理性等，在实践论上研究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基本方法，主要步骤等问题，科学阐明与社会主义法治相关的价值与工具，目的与手段，系统与子系统以及战略布局中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中国法哲学要对这场深刻变革积极，能动地进行回应，研究新时代的现实问题，激发中国法哲学自身的活力，展现中国法哲学独特的价值风貌。

（选自姜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哲学》，《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