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共服务的方式：民主协商对话

    受传统公共行政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体制，都是由政府举办并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垄断色彩。公民在向国家纳税之后，只能无条件地接受由政府设立的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他们对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此外，由于政府的垄断，公立学校的办学完全根据政府的计划进行，而不必直接面对学习者的选择和同行的竞争，对于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可以置之不理。针对政府垄断学校教育供给的局面和政府漠视家长和学生教育需求的状况，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社会公众是政府顾客”的理念，坚持“顾客至上”。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根据“顾客”的需要提供回应性的教育服务，要尊重并赋予顾客应有的权利，坚持“顾客导向”，以“顾客满意”为宗旨。

    然而，新公共服务理论也认为，与政府互动的并不简单地是顾客，同时还是公民。与政府直接交易的人的确可以被视为顾客，但从政府那里接受一种职业服务——例如教育——的人则可以恰当地被称之为当事人、公民。公民不只是顾客，他们是“所有者或主人”。正因为接受政府服务的人是“所有者或主人”，而不单纯是“顾客”，因此，有权参与决定政府提供哪些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以什么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等等，而不单单是处于服从、被动接受的地位。换言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该坚持民主协商对话的方式。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积极回应公民的要求，倾听公民呼声，方便公民选择，鼓励公民参与，部门绩效评价以公民为主体等。

    教育领域的民主协商对话要求公民成为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让公民来参与教育决策的制定，让公民和政府共享政策制定的权由；关注教育政策的回应性，建立公民表达教育利益和诉求的畅通渠道，培养公民的教育责任意识。实践还证明，只有注重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政策的实施才具有效力。对政府而言，则应该致力于搭建舞台。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与公众的沟通对话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和公众民主参与的决策机制，以确保政府与公众进行无拘无束、真诚的对话，共商教育公共事务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而不只是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主观臆想。只有这样，教育的公共利益属性才能实现。

    另外，作为教育公共事务当事人的公民有责任主动关注教育发展状况，参与政府的教育管理活动，在活动中推动教育的发展，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教育效能的最大化。通过政府与公众良好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与政府的全面接触，通过这种各方力量都能参与公共政策的计划和决策的机制，可以使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到公民的教育需求、愿望和抱怨，获得大量反馈信息，提高政府对外在环境的敏感度和回应性，更好的改善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可以提高公众对公共事业的参与热情，满足公众的尊重需求和表现需求，也使公众加深对政府的认知、理解和忠诚感，形成政府与公众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氛围。

    因此，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新背景下，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要求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机关以民主协商对话的方式提供教育服务，同时致力于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与公众沟通对话的机制。这样做，才能推动政府对教育负起责任，同时满足和尊重了公民合理的教育需求，形成了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信任与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教育的发展。

（摘自《教育与管理》2014第9期）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现实中的悲剧只能激起人的同情、义愤，迫使人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曾多次出现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被打甚至险遭枪击的事件，这是人们以实际的道德评价代替了审美活动。现实的悲剧只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美学上所谓的“以悲为美”才能实现。

    悲剧成为审美对象只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出现，原因在于它需要建立悲剧事件与人的心理距离。不仅遥远的时间会使过去的现实悲剧的悲惨因素淡化，就是很近的时间间隔也可以使人不陷入现实。这里还有一个空间的间隔，悲剧艺术展现的毕竟是一个人们不熟悉或有点陌生的空间，这就使人们不容易介入其中，而能够客观、超然地看待。当然，在欣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审美地”加入悲剧冲突，体验悲剧客体的巨大和狂暴、悲剧主体的抗争和悲痛，从而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获得悲剧感和审美愉悦。

    悲剧表现的不是人生的欢乐或全然的幸福，而是悲剧主体对待痛苦和死亡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中十分重要、严肃的一面。悲剧在表现对伟大和崇高的人的摧毁的同时，更表现出无法摧毁的人的伟大和崇高。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光荣

    孙犁

    饶阳县城北有一个村庄，这村庄紧靠滹沱河，“七七”事变那一年，河滩上的芦草长得很好。那时候，东西北三面都有了炮声，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整天整夜从这条渡口往南逃，还不断搔扰抢劫老百姓。

    这一天，原生在河滩上割满了草筐，忽听得有人叫他。他回头一看，是秀梅，秀梅低声说：“那道边有一个逃兵，拿着一支枪。”原生紧握他那镰刀，拨动苇草往东边去了。秀梅跟在后边，低声说：“去吧，我帮着你。”

    原生一脚把他踢趴，拿起枪枝，回头就跑。到了村边，两个人才站下来喘喘气，秀梅说：“明天你就去当游击队！”

    原生说；“你听见人家唱了没：男的去当游击队，女的参加妇教会。咱们一块去吧！”

    “我不和你一块去，叫你们小五和你一块去吧！”秀梅笑一笑，就舞动小镰回家去了。

    原生当兵去了。小五是原生的媳妇，常常和婆婆吵架，后来就是长期住娘家，秋收也不来。

    秀梅在村里当了干部，有一天，一群妇女在一家梢门洞里做活，小五刚从娘家回来，站在一边摇着扇子。秀梅笑着坐下，说：“当兵是为了国家的事，是光荣的！”

    “光荣几个钱一两?”小五说，“我看也不能当衣穿也不能当饭吃！”

    “是！”秀梅说，“光荣不能当饭吃、当衣穿。这得看是谁说，有的窝窝囊囊吃上顿饱饭，穿上件衣裳就混的下去，有的人还要想到比吃饭穿农更光荣的事！”

    别的妇女也说：“秀梅说的一点也不假，打仗是为了大伙。”

    小五说：“你不是干部吗?我要和他离婚！”

    大伙都一愣，望着秀梅。秀梅说：“你不能离婚，你的男人在前方作战！”

    “有个头没有?”小五说。

    “怎么没头，打败日本就是头。”

    小五回来就又和公婆闹，闹得公婆没法，咬咬牙叫她离婚走了。

    自从小五走了以后，秀梅就常常到原生家里，帮着做活。

    日本投了降，原生回来了。说：“队伍往北开，攻打保定，我请假回家来看看。”新农会的主席手里扬着一张红纸，说：“咱们原生在前方立了大功，活捉了蒋介石的旅长，队伍里选他当特等功臣，全区要开大会庆祝哩！”

    第二天，在村中央的广场上开庆功大会。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换了新衣裳，先围到台下来，台上高挂全区人民的贺匾：“特等功臣。”各村新农会又有各色各样的贺匾说辞，台上台下全是红绸绿锻，金字彩花。

区长讲完了原生立功的经过，他号召全区青壮年向原生学习，踊跃参军，为人民立功。接着就是原生讲话。台下妇女群里喊了一声，欢迎秀梅讲话，全场的人都嚷赞成。秀梅到台上讲了这段话：“原生立了大功，这是咱们全村的光荣。有人问：什么时候打败蒋介石？这问自己就行了。我们要快就快，要慢就慢，我们坚决，我们给前方的战士助劲，胜利就来得快；我们不助劲，光叫前方的战士们自己去打，那胜利就来得慢了。这只要看我们每个人尽的力量和出的心就行了。有的人，说光荣不能当饭吃。不明白，要是没有光荣，谁也不要光荣，也就没有了饭吃；有的人，却把光荣看得比性命还要紧，我们这才有了饭吃。”台下面大声的鼓掌。

    接着就是游行大庆祝。最前边是四杆喜炮，两面红绸大旗；一面写“为功臣贺功”，一面写“向英雄致敬”。后面是大锣大鼓，中间是英雄匾，原生骑在枣红马上，马笼头马颈上挂满了花朵。

    每到一村，锣鼓相接，男男女女挤得风雨不透，热汗齐流。街上的老头老婆们连声说；“修下这样好儿子，多光荣呀！”

    队伍在平原的田野和村庄通过，带着无比响亮的声音，无比鲜亮的色彩。太阳在天上，花在枝头，声音从有名的大鼓手那里敲打，这是一种震动人心的号召：光荣！光荣！

（有修改）

妈妈的银行存款

（美国）凯瑟琳·福伯斯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

    “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5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点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好。”妈妈说。

    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在罢工期，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到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说那里的发酸牛奶可以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牛奶做成奶酪。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了。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了家。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账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己时才给予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