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我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很大，东西文化的差异同样显著。即便是在南北两个区域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东西文化。例如在黄河流域，由西向东，依次就有关陇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文化的地域差异，是由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又影响了文学的多样性。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创作造成影响，这些影响的表现形态或者载体，便是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另一方面，这种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久而久之会融进当地的地域文化，成为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学家愈多，文学作品的质量愈高，对一个地方的文化贡献就愈大，这个地方的文化土壤就愈厚实，它对新一代文学家的成长就愈有利。

    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感受、体验、思维方式、审美倾向等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其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语言等等也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本籍文化色彩会有所减弱，会融进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另一方面，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新的地方，除了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当地的人文养料，他在当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总体构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即反哺于当地文化。

    还应该注意的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大量存在，但不会是，也不应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单纯。大量情形下，这种影响并不是显在的，而是隐性的。浙东农村的目连戏这种文艺形态对鲁迅的创作不能说没有影响，有时还相当明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浙东那个“报仇雪耻之乡”的精神文化因素潜在地影响着他，影响着他那辛辣、冷峻的精神气质与文学风格。然而，并不一定每一个浙东作家都会深受这种民间文艺形态和地域文化的影响，都会有这样的气质与风格，如果是那样，则一个地域培养出来的必然是一些气质相仿、风格雷同的文学家，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扫兴的事情！实际上，一个文学家会接受哪种类型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种程度上接受该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与他的个人气质、生活经验等是有密切关系的。

    中国早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中国姓氏文化》一书讲到，许多欧美国家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普遍推行姓氏制度。

    “姓”的来历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同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姒、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士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而取“字”则在成年以后。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用于自称，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所取代。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到“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在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须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儿；如果做了好事、善事，总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最后达到“修身立行”的圣贤境界。

    现在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立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的位置。

    材料一：

    专家指出，所谓“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表现，是每一名学生获得成功生活、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都需要的、不可或缺的共同素养，其发展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可教可学，最初在家庭和学校中培养，随后在一生中不断完善。

    近十几年来，核心素养的教育与测评日益引起全球的关注，甚至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制定教育政策、开展教育改革的基础。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全球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在思考如何培养未来的公民，以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与生活。

    （摘编自人民日报《今天，为何要提“核心素养”》）

    材料二：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注 “中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基于全面发展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它包含多方面多层次的品质结构。对于“核心素养”一词，不同国家表述不同，如美国将其称为“关键素养”，澳大利亚称为“综合能力”，但都表达了对于未来的公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具备怎样素质的追问。

    材料三：

    作为与终身学习战略并行的教育变革的指导体系，核心素养已成为近十年来欧盟教育发展的支柱性理念。欧盟希望以核心素养取代传统的以“读、写、算”为核心的基本能力，引发并指导各成员国的课程变革。2006年12月，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和欧盟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通过了关于核心素养的建议案，向各成员国推荐母语、外语、数学与科学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学习能力、公民与社会素养、创业精神以及艺术素养等八大核心素养体系，每个核心素养均从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维度进行描述。在这一建议案中，核心素养被定义为：在知识社会中每个人发展自我、融入社会及胜任工作所必需的一系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集合。

    欧盟核心素养的核心理念是使全体欧盟公民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其突出特点在于统整了个人、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的目标与追求。相比分科知识，欧盟的核心素养理念具有更强的整合性、跨学科性及可迁移性等特征，但它并没有排斥母语、数学和科学等传统意义上的基本技能，这印证了欧盟核心素养的基本理念是强调跨学科、综合性的能力培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传统的基本技能，而是将其作为核心素养的基础。

     （摘自胡升平《核心素养·欧盟的观点》新浪博客）

    材料四：

    知识在人的外层，能力在人的中层，素养在人的内层。也就是说，素养跟人的关系最紧密。知识、能力一般只停留在人的认识领域和范围，但素养还进入人的情意、精神，乃至于血液、神经，它和人的整个生命融为一体，变成人的天性、习惯、气质、性格，所以它会在一切场合、一切活动中自然流露、表现出来，这是素养最本质的特点。

    素养具有综合性、包容性。一般而言，能力包含知识，而素养包含知识和能力。但值得强调的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和能力都能转化为素养，只有当知识由公共知识真正转化为个体知识、能力，由只在特殊情境表现出来的能力转化为具有广泛的迁移性的能力时，知识和能力才会成为人的一种素养。反过来说，最有价值的知识和能力就是可以转化为人的素养的知识和能力。

（摘编自余文森《核心素养的内涵与意蕴》）

材料一：

    美国的GPS、俄罗斯的 GLONASS、欧洲的 Galileo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一起被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国际委员会确认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近年来，全球卫星导航，发展迅速，位置服务和道路应用在卫星导航市场占主导位置。未来几年，随着车辆和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取得发展，它们将成为推动面向GNSS道路应用和服务的主要驱动力。GNSS信息可提供汽车服务，包括精确导航和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如“电子眼”定位信息、可用停车位、天气动态更新和交通预警等)。此外，随着无人机的崛起，未来无人机市场份额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摘编自《2018年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前瞻网2019.1.2)

材料二：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是使用卫星信号来确定用户接收机位置的系统。目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提供全球定位服务的有，美国的GPS系统，俄罗斯的 GLONASS系统，处于完全运行状态。此外，中国的北斗系统(也称为 Compass)，欧盟的 Galileo系统，正在全球部署的进程中。在上述四种全球导航系统中，美国的GPS从1994年起提供全球定位服务，是历史最悠久的系统。GPS系统也在不断的升级和更新，以提供更多的信号和更精准的定位服务。GLO-NASS系统于2011年10月正式运行，提供全球定位服务。俄罗斯通过使用新型 GLONASS-K卫星，发射与GPS和 Galileo类似的信号，持续的对系统进行更新升级。

    北斗系统于2011年12月开始，提供有限的初始服务，2012年9月正式公布。公布之初，北斗的空间段包括15颗卫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定位服务。据发布的规划，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计划于2020年完成，提供特色服务。2035年，中国还将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自2018年底，北斗三号工程建成基本系统、开通全球服务以来，北斗系统运行平稳，经全球范围测试评估，在全球区域定位精度优于10米，在亚太区城定位精度优于5米，满足指标要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今年将继续高密度全球组网，计划发射8-10颗北斗导航卫星，完成所有MEO卫星发射，进一步完善全球系统星座布局，全面提升系统服务性能和用户体验。

摘编自《四大全球导航系统，全球一体化谁更胜一筹》，搜狐网2019.3.7)

材料三：

    11月5日凌晨1点43分，随着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9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系统工程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北斗三号系统最后一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卫星全部发射完毕，标志着该轨道组网顺利完成，为2020年完成北斗全球组网打下坚实基础。

    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系统由MEO卫星(地球中圆轨道卫星)、GEO卫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和IGSO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三种不同轨道的卫星组成，包括24颗MEO卫星，3颗GEO卫星和3颗IGSO卫星。这种由中国独创的三种不同轨道混合星座布局设计，是北斗系统独有、国际首创，既能覆盖全球，同时又能提供更高精度的定位和导航服务。其中，北斗所具备的短报文功能更是“独门绝技”，成功把导航和通信融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双向通信，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创新。

    目前，北斗三号系统建设已进入决战决胜冲刺阶段，后续还将发射6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全面建成北斗全球系统。届时，北斗将成为覆盖全球、性能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今后无论到世界哪个角落，人们都可以靠中国的卫星导航服务寻找到方向。

(摘编自《第49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北斗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央视新闻客户端2019.11.5)

材料一：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厚而系统的哲学基础，蕴含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智慧。

    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孟子提出了“仁民爱物”的命题，“仁民”是对人的同情仁爱，“爱物”则是爱护人之外的动植物等。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

（摘编自《生态文明思想蕴含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经济日报》2019年4月11日）

材料二：

    自然是生命之母、文明之根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人类“赖以生活的无机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所说的这个环境，当然也包括细菌、病毒等组成的微生物环境。事实上，细菌和病毒的历史远远长于人类，它们充斥着包括陆地、海洋、大气等在内的整个生物圈。在它们面前，人类只不过是地球家园中的后来者。历史地看，人类已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

    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生态文明，生活富裕但生态退化也不是生态文明。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生产力要素，良好的植被、优美的环境是生态文明的标志。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制度体系与政策导向，既要做到全覆盖、全流程，也要强化追责问责力度，为建立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营造制度环境，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开展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污染及其危害机理、生态系统修复保护研究，为优化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路线提供科学依据。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加大绿色工艺装备的研制力度。加强产学研用有机结合，加强创新链各环节衔接，鼓励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创新，加快技术产业化。

（摘编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支撑体系》，《中国自然资源报》2020年2月8日）

材料三：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生态获得感也得以进一步增强。在不少城市的公园绿地让老百姓“开窗能赏景，出门能游玩”。随着生态环保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正在形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成为居民的自觉选择。联合国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大加赞许：中国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人类共通的生态文明理念。

    中国作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探索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我国不断加强在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绿色科技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探索区域环境合作新模式，加强与大国之间的生态合作，促进平等对话，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周宏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进程》，《天津日报》2018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