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在不隐晦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运用曲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惩劝，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

    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地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在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他加以详细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春秋笔法由写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成为一种写作与表达的常用范式。那就是追求语言的简洁和意蕴的丰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通过材料的选择、详略与显隐的不同，以及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委婉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爱憎。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笔法只是委婉行文，并不是说谎，最多只是影射和隐瞒，而影射是靠词语的选择来表达的。隐瞒，仅是对比较小的事情所作的隐瞒，大事从简或者曲笔。春秋笔法一般都是遵从事实下的隐晦，婉转的陈述和评论以及有目的的选择；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能够在事实下有重点地描述人物和褒贬事件，以教化人民，在笔墨中又流露出更多的事实，让人看清真相，这是曲笔的最高宗旨和理想。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审美视野的逐步扩大。在自然美领域，从对动物的审美到对植物的审美，对山水的观赏由“比德”到“畅神”的转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处于狩猎生活时期的欧洲原始洞穴画作者，尽管生活在不乏美丽植物花卉的环境里，但他们着意描绘的只是经常与之周旋的野兽形象。我国仰韶彩陶，已有鱼、鸟、蛙等自然物的形象，但它们都是脱离各自的生存环境被加以表现的，几何化的写意手法和强烈的变形处理，表明这些自然物已变成象征符号，还谈不上自身的美。周秦以后，山川草木开始作为人的生活背景获得了自身的审美意义，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比德”的观点去欣赏它们的。

    那时的人习惯于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使自然事物的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生物属性）人格化，人的品性客观化，自然物的美丑，就按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来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提法，和《荀子》一书中所记的孔子“以玉比德”的观点，都可看成代表。这种用自然物比附人的德行的观点，虽仍有其片面性，却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已同实用感相分离，转为道德情感的满足，表现了历史的进步。《诗经》常以鸟兽草木比兴，作为抒发情意的借用物。《离骚》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都表明“比德”观念对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以物喻人的形象，所以就使自然物往往附着了传统的隐喻意义，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直到今天还影响人们对这类自然物的欣赏。

    对自然物的“畅神”审美观，是晋宋以后盛行起来的。同“比德”不同，“畅神”强调的是自然美的欣赏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得到满足，从而精神为之一畅。它所尊重的，已不是自然物身上被人为地外加的道德伦理价值，而是它自身的足以令人舒畅怡悦的审美价值，王羲之《兰亭集序》写到自己面临会稽山阴兰亭一带有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的美景所产生的感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宗炳平生“眷念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酷爱描山画水，认为再现山川之美，足以“畅神”。他说“峰岫娆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以，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肯定观赏和再现自然美可以“游目骋怀”，可以“畅神”，也就是肯定从自然界可以直接得到审美的满足。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对自然美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时比西欧早一千多年。在这种观点基础上诞生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宗炳、王微的山水画，在中国艺术史上都具有开山意义。由此而形成的专事表现自然美的艺术品类——山水诗画，后来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民族艺术对人类艺术宝库的卓越贡献。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本文有删改）

    礼是外部对你言行的制约和限定，在这种制约和规范中，包含了很多礼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礼教，对人起到了教化作用，从而使人产生君子意识。理学，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肯定，特别讲究“内省”的功夫，向内观察自己。它只是教化，没有刑罚的手段来制约和规定。礼学的功效是巩固社会秩序，而理学使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礼是由外到内的，是由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重复你的行为，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再用习惯来逐渐改变你的人格。孟子说“动容周旋中礼”。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你内心究竟怎么样，别人不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外部表现和内部精神不相吻合的情况，这种状态，我们即称其为“虚伪”。

    礼是一种人格面具，是必需的。礼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中，不同的地位就要有对自己不同的要求。一个人在社会中要接触的人是很多的，接触不同的人要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身份。人接触的对象是不断改变的，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在不停地改变。所谓的“人格面具”也不是一套，是多变的。跟不同的人接触，虽然都是礼，但是有差别的，这是由社会地位和身份差别来决定的。既然礼是人格面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扮演意识，你的行为总是要符合自己的角色。

    礼培养的是角色性人格，不能统一人精神的内在模式，不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因子，同时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神依归。所以说，礼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先秦礼是盛于当时的分封制的社会，秦始皇以后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整个社会结构和先秦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同时先秦有的一些问题，到了后代已经不存在了，而有些先秦礼中没有的情况后代却出现了。后代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三礼》中没有的。唐代以后，社会已经变化了，不仅礼的制度应当有变化，对礼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思考。

    这就产生了理学。真正代表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变的，是宋代叶适《习学记言》中的一句话：“以礼决事，孰若以礼制心。”礼学是用来治世的，理学是治心的，这是一种转变。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化中，理学把礼学的很多概念观点进一步深化了。礼学没有提供给我们原始的核心性的东西，但是理学为我们提供了。理学都有一个原始基本点，我们可以模仿着“天赋人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天赋良知”。礼学把人分成很多等级，比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等，用礼来固化等级的差别。而就理学来说，天赋良知，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这样就淡化以至于消除了人在社会中不同等级的观念，在理的面前，等级性无效。

    礼学是一种角色性人格，每个人扮演的角色应该做什么事，你就要把它做好。但理学是一种个人的追求，而不能成为对人的要求。就理学本身而言，理学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自己自愿地将其作为一种修养的手段也很好，但是不能用理去要求别人。

（摘编自刘晓东《礼学与理学》）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应积极探索构建人才共享机制。相对于传统用人机制而言，人才共享机制在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在传统人才使用观念中，人才是为某一个用人主体服务的，为用人主体独占。建立健全人才共享机制，打破旧观念，盘活人才资源，有利于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在传统用人机制下，人才流动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人才共享机制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平台实现人才资源与用人主体的精准对接，突破传统用人机制的刚性约束，降低供需双方的搜寻和匹配成本，更好促进人才流动。众所周知，人才资源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有限的，已成为区域发展的瓶颈制约。近年来，为了获取高端人才资源，各地相继出台人才引进和留用政策，甚至出现了区域间人才恶性竞争现象。人才共享机制重在盘活现有人才资源，通过人才共享机制做大人才“增量”，可以满足更多用人主体对人才的需求。

    探索构建人才共享机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在“共享”一词已成为社会热词，共享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在选人用人方面，我们也应该树立人才共享理念。“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实现人才共享，要为人才松绑，建立灵活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用人才。要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为人才合理流动、高效配置提供通道。构建人才共享机制，要防止出现对人才只讲使用不讲培育的情况。要形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的机制，形成培养人才的合力；统筹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开发规划；推动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打破用人单位之间、区域之间人才培养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