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触屏手机什么样？

    不管触屏手机多么方便，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你手指下的东西，一支笔也罢，一片树叶也罢，摸起来全像玻璃。因为目前的触屏技术，还无法赋予虚拟物体以真实的质地感。人有5种感觉，但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视觉和听觉，对触觉的模拟还处于初步阶段，味觉和嗅觉则还完全没有。

    下一步我们将有望进入超级触屏的时代。未来，虚拟事物将更加逼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对它们的操作几乎可以跟操作真实物体相媲美。在指尖这么小的方寸之地，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唯有借助触幻觉。

    有一种触幻觉叫电振动，这一现象是在1953年偶然发现的。一天，美国化学家爱德华·马林克罗德特接触了一个黄铜制的插座，他注意到，当灯亮时，其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要粗糙些。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正是微弱的交流电导致了这种幻觉。我们知道，交流电以某种精确的频率振荡。当你把手指放在通交流电的屏幕上，由于静电吸引，在你手指皮肤下面就有电荷堆积起来。电荷的数量将随着交流电一起振荡，所以在你手指和屏幕之间的静电吸引力也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手指在屏幕上移动时，这个静电力将吸住你手指的皮肤，阻碍它移动：由于静电力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将诱导你手指上的皮肤也发生周期性振动。这种轻微的振动将会被手指上的触觉感受器探测到。由于这类皮肤的振动本质上跟手指划过像木头、砂纸等毛糙物体表面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脑就把它解释成了你在触摸质地粗糙的物体。

    2010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利用电振动制造触幻觉的原理开发了一款具有虚拟质地感的触屏，可以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手机上。测试表明，一般来说，高频电流比起低频电流会让屏幕摸起来更光滑些。比如，当电流频率在400赫兹时，屏幕摸起来像一张纸，而在80赫兹时，则像凹凸不平的皮革。原则上，设计者还可以用这个效应来设计具有不同质地感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序。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书的页面做成像真实的纸张一样粗糙。当然了，这种虚拟的质地感目前让人感觉还不太自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手机或者ipad上，任何图标再不会摸起来千篇一律都像玻璃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装满东西的筐总比没装东西时提起来更加费劲些。可是在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一个文件夹不论空的还是满的，用指尖拖动起来并没有区别。这说明，目前的触屏比起真实世界来还缺少一样元素：力感。

    美国科学家伊德·科格特正致力于改进虚拟键盘，使它用起来感觉更像真实的键盘：当你按下一个键的时候，你的手指会感到有一股轻微的抵挡力。科格特的设计也用到了电振动的原理。他设计的振动发生在两个方向：垂直于屏幕的方向和沿屏幕的水平方向。所以，最后的效果是两个方向上的振动之合力。我们只要事先把两个振动调整到合适的“步调”（在物理学上称为相位），这股合力就可以把手指一瞬间推向左边，一瞬间推向右边。由于振动频率非常高，我们最后所能感觉到的平均效果是，手指在垂直方向遇到了一股阻力。经测量，这个力大约70毫牛顿，大致相当于按下一个真实的键时所受的抵抗力。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虚拟键盘上获得真实的按键体验。

    总而言之，未来触屏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跟数字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信息，我们将不仅局限于看和听，还可以触摸。在真实世界日益虚拟化的同时，虚拟世界却日益真实化了。

知识分子与文化先觉

冯骥才

    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是知识分子的事。

    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

    文化先觉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薄功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瞠目明察、苦苦思辨与敢于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之中。就像“五四”时期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给那个困扰纠结的时代注入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

    知识分子要首先成为这种先觉的思想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修正自己、判定自己和验证自己，而不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大地里开出的花，而真正美丽的花除去美丽，还要结成种子，回落在大地里，开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来。

    先觉者都应是先行者。文化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通过形而上的思辨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思想意义的新认识。这种先觉不一定都在国家民族文化层面上，也有生活、城市、习俗乃至审美等不同的文化层面与方面。关键是要对它保持锲而不舍地守望与关切。先觉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这种境界和状态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责任和知识精神的知识界。

    当然，文化的先觉还要来自广阔的文化视野。没有对文化的博知与深究，对文化史的学养，对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国家文化的广泛关照，敏锐、深刻和富于真知的文化先觉缘何产生？在精神领域里，高度不会凭空而起，深度加上广度才会产生高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先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在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需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

    对于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有待我们去思辨与认知。因此说，文化先觉，它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至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楼梦》时在逻辑上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

    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达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炼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一个分支即“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做“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作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

    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锈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点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炼，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选自阳叔子《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有删改）

    汉字是书法的载体。汉字起源于物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象形会意形声而成字，日月山水，花鸟鱼虫，莫不如此。汉字发展的独特路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面貌。

    汉字是前人千百年的书写实践而成，体现了汉字的结构美学与书写规律：横平竖直，点画呼应，上下包容，左右礼让，以形成中正平和之体。就像人要端庄、树要挺拔一样，每个字都是独立不倚的自我平衡体。谐调性、整体性、稳定性，是汉字的美学原则。谐调性是核心，只有谐调才能实现整体性与稳定性。所谓书法，就是书写汉字的法规与法度。书法成为艺术，恰恰是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逐渐自觉形成的。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被后人广泛而长期推崇的书法家王羲之，他的行书，形质坚毅，洒脱飘逸，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 度共存。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更与那个时代相关。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人格独立、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士人倾心寄情山水，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并形成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人的音容笑貌、筋骨气色、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探求人的形神之美，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诸如形神、气韵、风骨等等。汉字结构与书法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

    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推动着唐人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开创书法的新天地与新境界。唐人在书法上的贡献是以楷书为代表。颜真卿的楷书，磅礴伟岸，每一个字犹如一尊尊佛，雍容宽博，自信从容。如果说初唐时期的楷书承续了王羲之以来的隽永书风，那么，经过盛唐，南北融合，国势强盛，时代气象投射到文化之中，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笔画中潜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千百年来，欧体字与颜体字，分别代表了遒劲与雄放的高度，成为楷书的标本，后人难以企及。

    宋代承续了唐代文化，但难以逾越唐人。在楷书上，唐人几乎穷尽了法度与风格，宋人一时也找不到拓荒之处，于是在意态上自由发挥。苏轼、黄庭坚等人不刻意讲究点画的平直均衡，而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与才气入书，强调笔势的提按顿挫之意，形成夸张变形的欹侧姿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人“尚意”。尚意，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显露个性，出新意于法度之外，但 毕竟没有在法度上再创新格。

    元明清时期的书法有法度和功力，技法娴熟，但就是缺少一种力量、缺少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象。书法更多的成为一种实用技法，而很少成为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加之明清不清明，大兴文字狱，思想禁锢，精神压抑，书法中再难见到率性而为的天真烂漫。精神被桎梏 的时代，诗文和书法仅仅剩下了形式，唯美而干瘪，形体虽在，生气难寻。

    书法是心迹，也是时代精神气象的载体。如果说书法是汉字的舞姿，那么，这舞姿摇曳的是书法家的心性，也是时代的精神气象。

（《人民日报》2014 年07月31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属于国际关系的理念范畴。而国际法则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理念引领方向，规则决定成败；规则服务于理念，而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规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先进性，需要放到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法律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国际法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要求国际法制度与时俱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新时代国际法的方向与目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和谐为最大特征，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在国家间交往中，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兼相爱，交相利”，坚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原则，重视各国之间建立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法治方面，也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和惯例。在这些规则及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基础上，中国古代历经“止有‘际’而非‘国’”的春秋战国和“止有‘国’而非‘际’”的王朝更迭，又在近代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品和百年战争选礼，逐渐形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这些都成为人类合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

    从国际法自身发展的轨迹和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价值目标。国际法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价值目标，体现的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益，这又归根到底决定了经济基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和倡导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只适用于资产阶级“文明国家”之间，掩盖不了资本贪欲的野变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不使用式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和集体安全体制得以确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面临教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旧的利益局限，为国际法指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根本价值追求，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使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有删节。）

    城市、乡村、自然环境，是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生存的三类主要空间。比较而言，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高密度聚集的空间，乡村是文明要素低密度聚集的空间，自然环境是还没有人去干预或人类不去干预的空间。适宜人生存的自然空间是文明生成的先决条件，没有同自然空间的和谐，也就没有城市和乡村的存续、发展。这是思考、推进城乡发展，改善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的一个根本性前提。推进城乡融合，需要对城市、乡村、自然环境这三类空间的合理关系进行伦理反思与确认。

    在历史与现实中，人们所理解和推进的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一，用二元思维理解、营建城乡关系。其实，城乡关系不只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更是城市、乡村、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乡村不等于传统，城市也不等同于现代。乡村与城市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城市与乡村中都有代表人类文明本性与非文明的要素与内容。这样，推进城乡融合就不是简单地把乡村城市化或者把城市田园化的问题，而是具体厘清现有城市与乡村中存在的优势与问题，营建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其二，以经济利益至上逻辑理解、推进城乡融合。经济利益至上逻辑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简单地以经济利益至上为主导原则，则会导致城乡空间价值的单一化。漠视城乡关系的复杂伦理内容，其结果可能是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破坏、城市与乡村的新型对立。

    推进城乡融合，需要超越二元思维，营建有利于城乡融合的空间伦理理念。城乡融合是一个综合的空间转换过程。推进城乡融合，首先需要处理好城市、乡村、自然环境三类空间之间的关系，营建三者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其次需要处理好物理、社会、心理空间的关系，在城市与乡村同时营建环境美好、社会和谐、心理健康的发展态势；再次，需要处理好历史、现实、未来空间的关系，注重城乡中的传统建筑等历史空间的保护，注重运用新技术为当代人营建更好的生活与工作空间，并注重为未来发展预留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推进城乡融合，需要改进运行机制，营建有利于城乡融合的空间伦理规范。原来城乡分立式的空间权利结构，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城乡融合的良性推进。一方面，城市土地与乡村土地的空间权利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在诸如交通、医疗、社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权利以及工作机会、社会流动性等发展权利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虽然国家出台了新的户籍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但城乡在发展权利方面依然差异明显。差异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其改善也不会一蹴而就。调整城乡分立性的公共资源投入机制与公共服务配置方式，推进城市权利与乡村权利的均等化、平等化，对可持续地推进城乡融合，具有方向引导及基础保障作用。

（节选自陈忠《城乡融合的空间伦理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