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的调整

梁漱溟

    大家来到此地，都抱有求学研究之志，但我要告诉大家说：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除非赶紧注意自己的缺欠，调理自己的心理才行。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是真学问；若能如此，才算是真进步。

    人类所以超过其他生物，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能变化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改变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这从何处见出呢？就是在于他能自觉；而更进步的，是在回头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调理他，譬如我们种植花草，或养一个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我们爱惜她，就必须调理他。又如自己的寝室，须使其清洁整齐，这也是一种调理。我们对外界尚需要调理，则对自己而忘记调理，是不应该的。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与心情两方面。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要条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作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如缺乏条理，徒增多知识是无用的，因为知识是要用调理来驾驭的。至心思之清楚有条理，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懈是一种顶不好的毛病，偶然懈一下，这事便做不好；常常散懈，则这人一毫用处没有。在写文章时的苟且潦草敷衍对付，都是从懈来。文章写得短不要紧，最不好是存苟偷心理。一有这心理，便字不成字，话不成话，文不成文。苟且随便从散懈心理来，干什么事都不成样儿。乱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点激动，内部失掉均衡和平，容易自己与自己冲突，容易与旁人冲突，使自己与环境总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关系。乱或暴乱，与散懈相反；散懈无力，暴乱初看似乎有力，其实一样的不行。因其都是一种机械性，都无能力对付外面变化，改造环境。然则如何可不陷于机械而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就要能自觉，不散懈，亦不暴乱，要调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中精力。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的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初上来心很乱，或初上来心气尚好，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难得成为一气。所以我们的东西不要拿出则已，拿出来就要使他有力量。诸同学中有的却肯用心思，但在写文章时，条理上还是不够，有随便苟且之意，字句让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学还更差些。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根本所在。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中国哲学家表达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哲学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长篇大论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如果要想读这些人的著作，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论语》和《老子》中的简短词句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原著。郭象是《庄子》一书的著名注释家，他把庄子使用的寓言和隐喻，用理性论辩的方式加以阐述，又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但是，《庄子》原书富于提示，郭象的注释则明晰具体。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节选自《中国哲学简史》，有删改）

作为生物的社会

    ①不过，让一个旁观者不这样看是很难的。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做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②最让我们不安的是，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冢、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层 ， 我们才最巴不得它们是异己的东西。我们不愿看到，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社会，能够像一个个生物一样进行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它们也决不可能跟我们相关。

    ③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四只或十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头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鸦鸦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④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所有成员立刻都着魔般搜寻起正合规格的细枝；后来，外墙的建筑就要完成，要盖顶，细枝的规格要改变，于是，好像从电话里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蚁又转而寻找新型号的细枝。如果你破坏了蚁丘某一部分的结构，数百只蚂蚁会过来掀动那一部分，移动它，直到恢复原来的样子。当它们觉察到远方的食物时，于是，长长的队伍像触角一样伸出来，越过平地，翻过高墙，绕过巨石，去把食物搬回来。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材料一：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州、深圳、珠海等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一二三四”格局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显著特点和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土地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00万，被视为全球经济未来的第四个增长极。从面积、人口、GDP总量等方面对标纽约湾、旧金山湾、东京湾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具世界级湾区规模。据2017年统计数据，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GDP总量已突破10万亿元。以2016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旧金山湾区，逼近纽约湾区；经济增速分别是纽约湾区的2.26倍，东京湾区的2.19倍，旧金山湾区的2.93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来了！》，《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15期）

材料二：2000－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及同比增速

【注】GDP同比增速：第n年的GDP绝对额与第n-1年的GDP绝对额相比的增长幅度（%）。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演进发展、国际镜鉴与战略思考》，《改革与战略》2018年第3期）

材料三：

    湾区对科技创新资源具有集聚效应，湾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为：高能创新要素集聚和发达，科技、金融与产业化的市场机制完善，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达。粤港澳大湾区既背靠珠三角地区强大的制造产业体系，又有全球前沿的高科技产业与人才汇聚，已经成为连接国际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重要平台。结合科技变革趋势，构建创新体系，培育创新空间，实现创新驱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需求。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1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超过200所普通高校和200万在校大学生。其中，香港和广州拥有8个国家级高新园区、16个“863”基地，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与空间载体。截至2015年底，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2万家，居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总量为155074件。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还培育了一批领先世界的创新型企业，在全球细分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特征、瓶颈与策略探讨》，《岭南学刊》2018年第4期）

材料四：

    广州南沙地处珠江出海口和大珠江三角洲地理几何中心，距香港38海里、澳门41海里，在整个大湾区中，南沙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广州要集中力量建设南沙自贸区，让自贸区真正成为对外贸易、吸引投资以及企业走出去的门户枢纽。广州是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要以广府文化为粤港澳重要的文化资源和黏合资源，让广州的“软实力”在湾区的整合中发挥独特的价值。广州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2016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0多家，总数达到47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超过12万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近190家，新引进世界500强项目16个、投资272亿元。广州GDP总量大，但科技创新能力、创新企业活力相对弱一些。特别是金融产业目前比较薄弱，如果能够探讨出新的模式，会给大湾区注入新的动力。

（摘编自《大湾区龙头城市之广州——发挥“9+2”排头兵作用》，《小康》2017年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