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散文创作空前繁荣。其中最火爆、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即所谓“大散文”，如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等；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散文”，特点是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细微感受，关心世俗红尘中自身的瞬间体验。“小散文”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深的生命探求，消解了文学的审美性，而呈现出一种所谓“散文的消费性格”：短短的篇幅，甜甜的语言，浅浅的哲学，淡淡的哀愁。也有人把它归纳成一种模式——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娓娓倾谈的小情调。加上模糊不清的小感悟，给那些在快节奏、重功利、轻人情的现代生活中奔走的人们一种廉价的抚慰。同样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所谓“明星写作”。它因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读者的好奇心理和对于成名的期待与想象而拥有巨大的读者市场。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小散文”也好，“明星写作”也好，轰动的热潮都不会维持很久。相反的，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体现着审美意识与历史感，深入人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倒是有着长久的文学生命力。它们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

    文化散文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文学的扭曲，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自由的心态、优雅的格调、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这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节选自王充闾《文学创作与生命体验》，有删改）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茶学与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陆羽《茶经》是中国最早的茶学著作，书中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关系，茶文化与儒家思想中“礼”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礼”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礼仪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那么在茶文化中，自然也会有所体现。在古代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中都需要用到茶。晚唐人刘贞亮《茶德》中提出了“十德”说，其中就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二句，这说明最迟在唐代，来客敬茶，以茶为礼，已成为普遍风俗，而在官场中，茶礼则已经演化为一种区别官阶等级的标志，点茶与点汤成为官场的待下之礼。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哲学思想强调适度原则。茶丈化中体现了这一点．《茶经》中强调选水要选缓流的活水，反对急流之水，也不能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在饮茶之中，第一次泡茶之水，仅作“暖盏”之用，并不饮用，第二次的茶汤才是最佳之“至味”。饮茶的量也强调适度。饮茶人通过品茶而悟道，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和”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茶道。饮茶的全过程贯穿着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就是提倡通过茶道，营造出社会和谐稳定、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空间。

    唐代诗人的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过饮茶与茶道展示，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表现人的清高廉洁、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

    道家思想强调对自然的追求。老子的《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指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造作所至。茶本是野生之物，宜生长于川谷之间，古人推崇野生茶的品质，提倡“真茶”的观念，反对在茶汤中渗以香料．在饮茶上，追求忘机超脱、冲淡自然的情趣，这些都是对自然之趣的反映。茶文化中也有道家养生的精神．最早的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作为本草的茶的确与药草有密切的关系。茶主下气，除好觉，消宿食，还可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因而茶与道家的养生乐生精神的结合，也就成为了早期的茶文化形态。

    佛教传入我国是在西汉末期，由于僧侣活动的需要，茶就与佛教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可饮酒，戒荤吃素，清心守规．因而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规诫，叉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茶于是成为了僧侣最理想的饮料。《晋书》中记载，东晋敦煌人单开道，在昭德寺修行 时，室内坐禅，昼夜不眠，“不畏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用饮“茶苏”来提神防睡。“茶苏”是一种将荼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唐宋时，佛教盛行，寺院饮茶之风更热，此时，饮茶已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茶与佛教的结合还表现在一个“悟”字上。正是在这个“悟”字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都与荼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家视悟得茶道为一种修身的过程。把佛家的“悟”的境界和茶道统一起来，要求要保持高尚情操，茶道融贯着佛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儒释道的思想和荼学相结合，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清正廉洁、恬淡安静、和诚处世的气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选自《中国的茶文化与儒释道》，有删改）

    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指的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遇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族《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喝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

当代书法“文化缺失”论的逻辑指向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书法事业的蓬勃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突显，这当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书法文化内涵缺失有所担忧的论调。学者们在文章中不同程度地对当代书家传统文化修养的缺失、当代书作文化价值的弱化、当代书法展览中的文化失语症等现象提出了批评。若具体分析，当代书法“文化缺失”论的指向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作者的文化身份；二是作品的文字内容。

    首先，学者对当代书法缺乏文化内涵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书写者文化身份的不认同。我们知道，传统书法家的构成是以文人为主体的，而时至今日，书法家的构成是比较多元的，既有专业化、职业化的书法工作者，也有在政界、学界、商界从事各类工作的书法创作者，他们与传统文人的知识结构相比较，对古文字的学习与使用，对古文经典的记忆与理解，对古典文学的创作与欣赏，都是令人远逊古人之处。正因如此，众多学者提出书家要多读书，增加古文与古诗词的学习与创作，这自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但也应明确，读书多是不可能直接带来书法境界提高的，否则，当代最有成就的书家应该是著作等身的文史哲专家了。

    “文化缺失”批评对当代书法的文化价值提出质疑的另一个方向集中于书写的文字内容方面。当代书法文字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缺失主要体现在展览书法中的文字硬伤与内容抄录现象。有专家指出，包括“国展”、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获奖提名和获奖作品都难逃作品硬伤和扣分的厄运，在57位获奖提名的作者中有41位因作品有硬伤被扣分。而在文化考试中找枪手作诗，或作诗平仄押韵不能合律的又不在少数。

    文字硬伤包括错别字的出现、繁简体的混乱、多音多义字的误用等方面，无论历史原因如何，在书法展览中出现都是不应被容忍的。而关于书法抄写古诗词还是自作诗词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当代书坛。早期的被我们现代人当作书法作品的书迹则基本是用以记录、传播文字内容的实用书写。宋元之际，文人遣兴的书写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书家在作品中抄录前人名篇或自作诗词的现象才日益普遍，“诗书一体”的理念才逐渐为人所接受。即便如此，是否书写自作诗词，并不能成为一件书法作品是否成功的必然依据。有能力的作者当然可以写自作诗。如果技法水平高，自作诗词则是锦上添花；如果创作能力低，即便内容是自作的，也不过是抄录记载的普通书写。

    脱离了实际使用功能的毛笔书写对应着丧失了语言环境的文言诗词，当代书法“写什么”的确是个很费思量的问题。有鉴于此，书坛出现了“情境书法”“阅读书法”“居室书法”等倡导，其目的就是用以规避展厅书法带来的审美疲劳，凸显书法的实用和欣赏的群众基础，回归书斋式可赏可读的书法创作模式。

（摘编自王晓亮《“文化缺失”批评语境下当代书法高效教育的担当》）

    我国的集市贸易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物物交换”。有组织的集市，大约出现在殷朝。《史记·平准书》云：“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但在发掘周代以前城市遗址时，多见手工业作坊，还没有明确、固定的市场。

    东周后期列国兼并，一方面迎来了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另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共同催化了城市内的手工业作坊和商肆集中的“市”的发展。春秋时，齐国临淄出现了封闭结构的“市”。

    随着国家统一及其带来的人口激增，“市”不断壮大。发展至大一统的汉代，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更有东西两市遥遥相对；商人需具备市籍，且只准在市内按业设肆交易，并需缴纳市租。唐朝盛世，商业繁荣，大都长安则更进一步发展，对东西两市采用严格、集中的市制，把整个“市”划分为九区，中心区设有市署。直到唐代，市的设立、废撤和迁徙，都是官府以命令行之，并设有管理市场的专职官吏，监督和管辖着上市商品、度量衡、交易契据以及价格的评定、市税的收缴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费需求日益增加，唐代后期的商业活动逐渐不限于两市，在两市附近，已有手工业者和商人摆摊、设店售货，甚至出现了夜市；与此同时，各行业商人形成联合组织，使城中出现了许多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并逐渐形成以之为中心的“街市”。这些变化自下而上地打破了以往封闭的市制。北宋时期的都城东京，其以宫城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结构，更是推动了街市的发展。到了北宋末年，东京沿街大量出现商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华场景就是例证。

    至此，街市的分布彻底改变了以往集市严格控制、集中市肆的方式。商肆沿街道分布，形成繁华的商业街，这更符合城市人民的生活要求，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商市集中在某一街道或街道某一段，为了补充商业街的不足和便于农民进行农副产品交易，有的城市还在城门附近设置草市；还有在大型建筑内定期举行的集市，比如开封的相国寺就定期举办庙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摘编自《中国古代城市市肆发展初探》寿劲秋、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