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她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呦呦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万多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塞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塞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的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都交给了梅塞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塞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其时，梅塞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末了东赊西借，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手拉手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当他们行至某个街角，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清晨，马尔克斯夫妇在一家咖啡馆用早餐。坐在临街的位置上，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朝外面张望，突然，他看到一位家庭妇女的菜篮里居然明晃晃地摆着一本《百年孤独》。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指着那人的篮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梅塞德斯顺着他的手指，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百年孤独》。顿时，夫妻俩热泪盈眶。他们明白，《百年孤独》是一本单纯的文学作品，它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为生命。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每天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出版商，甚至还有好心的读者。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有人甚至寄给他求爱信，弄得他哭笑不得。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为某一难以推诿的事由而被迫中断当天的工作或者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卡了壳”，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上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对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地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既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国家道义的雄心壮志。

（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3.6-2014.4.17），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

（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张充和，她选择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慕容素衣

    在不知道充和的存在之前，我以为闺秀这种生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完全无法想象，时至今日，在与我相隔数万公里的大洋彼岸，一位101岁的老人仍保持着上个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拍曲互和，以乐终日。

    这位老人，就是现居于耶鲁的张充和。

    她从遥远的民国走来，在旧时月色和习习古风中长大。她的名字，曾经和沈从文、卞之琳、俞振飞等人相连，一同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如今，故人早逝，时移世易，属于她的时代已经永久地过去了，她却仍然选择活在她的时代里，在去国离乡数万里之外。这是一个奇迹，独属于她的奇迹。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着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这一点，在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考北大，国文是满分，数学却拿了零分；她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可他是个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精通；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教的却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她常和一位叫咪咪的美国女士切磋中国艺术，后来那位女士成为了比尔盖茨的继母；年少的时候，她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如今，她仍在耶鲁的寓所和人拍曲。

    充和出生于合肥一个大家庭，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官至两广总督。到了充和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已经“弃武从文”，他索性离开了合肥，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

    充和是在上海出生的，后被她的一个叔祖母收养。叔祖母把还只有八个多月的充和带回了合肥老家，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很有见识，相当重视小充和的教育。高薪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师，名叫朱谟钦，是吴昌硕的弟子，既有才学也很开通，他教充和学古文，还专门弄来了颜勤礼碑的拓本，教她练字。那时的教育是先生和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充和随朱先生从九岁一直学到十六岁，这七年间，朱先生也只有她一个学生，他留给充和的，应该不仅仅只是深厚的国学知识。

    叔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苏州生活让充和的人生路上从此多了项终身陪伴的爱好-----昆曲。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在文章中写道：“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抗战年代，她凭着一出《游园惊梦》，惊艳了当时的重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她回国和大姐元和演了一出《游园惊梦》，仍赢得了满堂彩，其中一张剧照被俞平伯评为“最蕴藉的一张剧照”。

    二十一岁这年，充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她听过胡适讲文学史和哲学史，钱穆、俞平伯、闻一多都是她的老师。

    抗战爆发后，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结交沈尹默、章士钊等名士，并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书法可以说是充和一生至爱。她曾说，自己不爱打扮，不喜欢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一定要用最好的。由于长期练习书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有如少女般有力。

    谈到女子，总绕不过一个情字。充和最初为大众所知，就是源于一段情事。情事的男主角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卞之琳。相传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诗人为充和所作。

    1948年，充和在炮火声中嫁给了傅汉思。这段婚姻对充和的最大影响是她终于选择了远渡重洋。这个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终却选择了去国离乡。她离开的时候还预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她所着迷的文化在故国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农场。而孤悬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传统文化的小天地。天地虽小，但能够容下一个优雅而干净的灵魂，已经足矣。

    充和一生醉心艺术，但始终保持着老派人游于艺的态度，书法也好，诗词也好，都是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要去抢占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充和这样旧派的人，未必会喜欢这类新诗风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这一曲微茫，正是民国年间的古韵遗响。随着那个年代的远去，已成绝唱。

相关链接：2015年6月17日，“合肥四姐妹”唯一在世者、著名书法家张充和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102岁。她自幼学习古文及书法，十六岁师从沈传芷等学习昆曲。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辗转重庆，研习古乐，并师从沈尹默习书法。1948年，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1949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成为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珍贵薪传。（京华时报）

一个人，一所大学

    陈序经，字怀民，1903年9月1日出生于海南文昌县，早年随父两度侨居新加坡。1925年夏，复旦大学毕业后，陈序经到美国深造，1928年取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前往德国留学，研究欧洲的政治、哲学和文化。1931年，陈序经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任教。1934年夏，陈序经来到当时还是私立的南开大学，任职经济研究所，颇受校长张伯苓的器重。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北大、清华与南开决定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回迁天津，这时陈序经身兼南开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三职，教学行政工作非常繁重。1945年8月，陈序经从美国讲学回到国内，一次酒筵上，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主动请他出任泰国大使，陈序经以“矢志教育不改行”为由，坚决推辞。1949年，国民党有意让其出任教育部次长，他又拒绝了。

    陈序经的一生引发过三次大争论。其中两次，一是最著名的文化问题大争论，一是影响深远的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论。针对广东当局泛扬复古祭孔的趋势，1933年12月29日晚，陈序经应邀到中山大学做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说：“中国前途的出路，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地西化。”演讲批评了“复古派”和“折中派”，指出这两派是没有出路的。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争，论战的参与者，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的知名文化人，其中包括梁漱溟、胡适等。

    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源于胡适1947年发表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由国家出资重点扶持五所大学，使之成为世界一流。陈序经随即撰文反对，他认为不能忽略了私立大学。陈序经还对中国各地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感到忧虑。他在《论学术发展的计划》中说：“我国大学教育，一向集中于平、津、沪数个地方，这本来就不很合理……从地域方面看起来，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1948年8月1日，陈序经离开国立的南开，到私立的岭南大学出任校长。在首次全校公开讲话中，他就强调学术不分宗派，提倡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自由。陈序经邀请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来校，其中包括陈寅恪、姜立夫、王力、容庚……在校董事会领导下，岭南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具体采用的是由五名教授参与管理的“教授治校”方式。陈序经说，校长应从教授中选举产生，要兼任不要专任，期满了可以回去做自己的学问。他又说，他自己的头衔是“教授兼校长”。由他主持的校务会议，其实就是一个教授会议，是由他们，而不是行政官僚来决定学校的事务。这种管理模式保证了岭南大学的学术风气。

    他还结合广东的地域特点，增设了一些院系和研究机构。岭南大学商学院的前身是隶属于文学院的商学经济系。广州商业发达，选读该系的达三百人，为全校系之冠。陈序经顺应社会需求，将商学经济系扩充为商学院，开设经济、商业管理、银行学三个系。他主持校务后，十分注重与地域特点相关的研究工作，恢复了西南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工作，并将该所扩充为“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开展专题研究，辑校有关西南社会经济的文献，翻译有关著作，并从事西南物产资源、农村社会经济、土地制度、物价等方面的调查。短短一年内，就有《三水民调查》、《干栏——西南原始住宅的研究》、《南洋与中国》等专著问世。

    在陈序经到任后的一年间，岭南大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使学校逐渐具全国性与国际性，还扩大了向平、津、沪及外省其他地区的招生人数，而使岭南大学成为立足岭南面向全国的大学。

（选自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等，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会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十分深远。从1948年陈序经出任岭南大学代校长一职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虽然只有4年时间，但这短暂的4年却是岭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谈火生《陈序经与岭南大学》）②这位谦谦君子，在三十年代却是力倡“全盘西化论”的得力猛将，名字与胡适等风行一时。在极“左”年代一直为“全盘西化”罪名所累的陈序经，其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之道，却一直都是中国式的。终其一生，中国传统贤者“恭宽信敏惠”的操行，在陈序经身上有很鲜明的体现。

（陆健东《陈寅恪与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

江平：法学家的思与痛

    江平在人生80岁时，相信胡适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这“四不”他可以说是做到了。

    1996年，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40周年，写过一篇《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的文章。其中这样说：原先不明白为什么传统美德“礼仪廉耻”中不写“勇”而写“耻”，后来知道，得耻者，不足也。勇有匹夫之勇，知耻之勇是最大的勇。

    他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说，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在多数人一边。

    树在划痕处生长出新芽，人的受伤处生长出思想——这些话语源于他的切肤之痛。江平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那种撕心裂肺的精神疼痛，如一把钝刀磨砺于皮肉包裹的内心深部，并且前后折腾了20年。

    在1957年他被派去苏联学习之前，他自以为戴着桂冠回国，就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但是回国后等待他的却是一顶冰冷而沉重的右派帽子。在27岁风华正茂之年，他从天堂跌入地狱。

    接着，感情甚笃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之离婚。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没过多少天，她又结婚了。“我正被过去的恩爱所折磨，她却表现得如此无情无义。”

    1960年，他和一个朋友为了弄个护碾子的铁栏，去铁路上偷钢丝，却意外地被火车卷到车轮底下，轧断一条腿，几乎丧命，最终落下残疾。这三件致命打击，连续发生在两三年内。

    他是这样评价“反右”的：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他曾经在反右20年后的1977年写下《反右20年感言》，深感“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他意味深长地说：“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

    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历史的玩笑开得精准和过分，并且总是与愿望恰恰相反，无法预料，也避之不及。

    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故事。经过岁月和时局，当大历史的潮涌终究回归于正常的轨道，作为个人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0～50岁，他把一个法律工作者人生最好的20年，当做历史的牺牲。而他的牺牲，与隐匿于历史布景中的无数牺牲者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

    他在序言中说：“我近30年来的学术成就与两人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一次李慎之先生对他说：你们搞法制的，最终会发现法制的困惑在于政治。法制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促使我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他赞同“对私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江平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

    他努力超越无法改变的宿命，总记得灾难经验中的美好部分。他的学生贺卫方留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他没有被摧毁，或者被磨圆。相反，愈挫愈奋，常语出惊人，刀刀见血。

    “文革”结束后几年，被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他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的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这期间，他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的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

    这是一个讲求利益和娱乐的时代。在利益面前，理想主义者的初衷渐渐迷失。在利益面前牺牲品质和原则，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他知道，在理性的层面，只有把被颠倒的颠倒回来，他的命运悲剧才可能被彻底释怀。他相信那些浮沫和喧嚣是一种外部装饰，终归会归于沉寂，而他的使命是直抵社会问题的核心。他要在刀尖上工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最近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词，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词？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我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我觉得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要把这两个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②江平教授不但弟子满门，且学术名气蜚声海内外。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特立独行的“国士”，今之江平教授，亦堪称敢于秉持正气、坚持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郭道晖《只向真理低头的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