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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河北省冀州市中学2015-2016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小题。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塞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塞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的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都交给了梅塞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塞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其时,梅塞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末了东赊西借,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手拉手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当他们行至某个街角,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清晨,马尔克斯夫妇在一家咖啡馆用早餐。坐在临街的位置上,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朝外面张望,突然,他看到一位家庭妇女的菜篮里居然明晃晃地摆着一本《百年孤独》。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指着那人的篮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梅塞德斯顺着他的手指,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百年孤独》。顿时,夫妻俩热泪盈眶。他们明白,《百年孤独》是一本单纯的文学作品,它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为生命。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每天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出版商,甚至还有好心的读者。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有人甚至寄给他求爱信,弄得他哭笑不得。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为某一难以推诿的事由而被迫中断当天的工作或者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卡了壳”,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上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对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地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既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国家道义的雄心壮志。

(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3.6-2014.4.17),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马尔克斯原计划10个月创作完成《百年孤独》,实际用了18个月,因为多出了8个月,造成梅塞德斯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债台高筑。 B、看到一位家庭妇女的菜篮里摆着一本《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夫妻俩都很激动,他们意识到《百年孤独》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C、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马尔克斯声名鹊起,门庭若市,为躲避各色不怀好意的拜访者,他不得不离群索居,寻找安宁。 D、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作品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关注他作品的形式,后来才慢慢注意到他作品中的精神诉求。 E、作为被全世界认可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的马尔克斯以一部《百年孤独》而举世闻名,获得诺贝文学奖后,他又创作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显示其创作生命依旧旺盛。
(2)、马尔克斯成功的原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3)、文章为什么花大量笔墨叙述《百年孤独》诞生的故事?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为什么说马尔克斯“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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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大时代

章苒

    1982年,陕西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上发表。有个瘦小的年轻人在杭州火车站的一个角落,一口气把这篇小说读完。18岁的马云,那时刚刚从蹬三轮车的临时工升格为收发信件的助理——仍旧是临时工。被文学作品鼓舞着,他认真参加了第二次高考,数学只得了19分。一直到1983年,马云还在复习。

    按照世俗的眼光,那几年,马云就是最失败的人:高中复习班怕影响升学率,不要他;从小梦想当兵,去应征,身高体重不够;考警校,被拒绝;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面试肯德基,20多个人全录取了,只有他被拒绝。只有英语还在给马云信心,学校的英语课是语文老师教的,上午现学两小时,下午就来教。马云觉得不行,自己带上一群同学,早上5点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门口集合,给老外当免费导游学英语。一群老外“前仆后继”,于是就“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马云——尽管没有出过国,马云却成了半个海归。

    1984年,马云考进杭州师范学院。英语课上他一开口就震惊了全班,那种“舍我其谁”的“范儿”让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那时学生会的建设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一天一个点子,搞排球比赛,组织辩论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附近高校学生会的同学都认识马云,他一来就是借东西,最多的一次,去6个学校借了设备,好在马云当过三轮车夫,骑车是他的强项。油印的杭师院校报里这样描写他:“咬一咬牙,他骑车飞得更快了,啊,年青人,热血沸腾!”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马云越来越有做一点事情,与时代合拍的冲动。从倒小商品到创办中国黄页,他就是个骑着自行车,精力旺盛的小微企业主,半个杭州的企业都被他敲过门拉过广告,不过绝大部分人都把他当骗子。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即使马云在他办公室说了一上午,也没有“上当”。“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阿里巴巴创办时这句口号,其实在长达数年时间里一直是马云心底的呐喊——多少年后这个梦想实现了。有一阵子马云去外面吃饭喝茶,常有人默默替他结账,留下一张纸条:马总,谢谢你,我在你这里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中国黄页有段时间被商务部看中,一个人月薪几千元,给政府办电子商务网站。那时大家都想,这下总算熬出头了。马云却不这么认为。对于那个被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改变的大时代,他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预见和规划,于是,草创了阿里巴巴。

    如果说金庸是在用武侠写成人童话,马云就是在一家企业里构想属于自己的成人童话。

马云前一阵一直追在几个高管后面,吃饭时不停地说快递员有多不容易,能不能建一个系统让快递员轻松起来,结果菜鸟物流就这样诞生了。银泰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沈国军本来干得好好的,一激动辞去了银泰集团的总裁职务,转而接手菜鸟物流的首席执行官。

    颠覆了零售业,颠覆了物流业,下一个是银行业。公司有高管受不了,问,还有完没完?马云回答:一个公司是不是伟大,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要看它有没有为社会解决问题。

    阿里巴巴拿到第一笔500万美元风险投资以后,有一次一个分析师让马云到北京见一个人,但这个神秘人物要求不透露身份。马云推开UT斯达康北京总部一个会议室大门的时候,吓了一跳:吴鹰、张朝阳、王志东都在,而且西装笔挺。马云开口讲了三四分钟就被打断了。神秘人物问:“你要多少钱?”马云说:“我不要钱,我现在有钱。”“你一定要花我们的钱!”这就是传说中马云面对软银董事局主席孙正义那6分钟。孙正义赌的是马云这个人和对于互联网未来的预言。孙正义还赠送马云另一个预言:你会成为杨致远那样的人。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更快到达美好未来的工具。马云看清了这一点。他今天的工作,就是想明天会怎么样。

    马云成为首个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大陆企业家时,阿里巴巴正如日中天。他这时要搞淘宝,大家都反对,谁会从网上买东西?马云说,我们不会,但是我们只要等80后、90后成了消费主力就可以了。

    2013年,49岁的马云突然宣布退休。因为想到了阿里巴巴以后怎么办。他要确保没有马云,阿里巴巴仍然是一家代表年轻和未来的企业,永远拥抱变化。如同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所言: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也许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阿里巴巴注定属于未来。而马云,来自未来的某个大时代。

(摘编自《新华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这个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17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201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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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炒冷饭”的修行者

宋静思

    初识赵园先生,是在几年前老师的一次家宴上。她看起来气质端庄、气色甚好,斯文的言语里不仅有丰厚的学识涵养,还透着一股英武之气,让人瞬间联想到古代士大夫的清雅。

    几年过去,除了增添些许白发,时光似乎忘了这位古稀老人,她的行动依然干净利落,完全看不到曾被疾病纠缠的影子。在人数较多的私人场合,她似乎有些惧怕喧嚣,一旦进入学术探讨,眼镜后就射出深邃的光,整个人也不再岑寂。

    赵园先生是河南尉氏人,1945年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师从王瑶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了《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多部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以至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如果学界同仁遇到一位颇具潜质的女弟子,往往会赞叹:“说不定又是一个赵园。”

    这样的学术成就和赞誉,在她自身看来充满了偶然。从北大毕业后,时代的扰攘使她未能继续深造。她回到河南农村插队,去了一所偏远的中学,一晃便是十年之久。在那段时光,除了鲁迅的著作,她很难搜寻到与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阅读记忆。当重返北大,她已过而立之年,甚至连《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最终,她实现了这次命运的转折,与年龄更大、已近不惑的钱理群、吴福辉等同期入学。有了一把年纪的人再重返学校,就像是面对青灯古佛的修行者,一面是凄凄然的辛苦,一面是千淘万漉的执着。

    80年代,赵园进入郁达夫、老舍等人的作品,写出了《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等著作。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倾注在文章里,从而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写得丝丝入扣。这时的赵园,冷峻、敏锐、细腻,她对人物和作品的解读有一种理性的直觉,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激情消退之后,她逐渐变得宁静平和,其文笔也更加沉郁。在《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里,她聚焦于对“城市”与“乡土”的观照,有读者便体味出了她“对前尘往事的回忆”。事实上,赵园先生对市民、农民及知青群体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观照。

    “‘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赵园先生这句话是她学术转向最好的注脚。研究方向确定,她会尽其所能深掘,“即便没人喝彩,也不影响我的兴致”,但一旦完成,便有可能陷入“走投无路”的失落。90年代后期以后,她就曾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产生“厌倦”。在好友的鼓励下,她转向了明清之际的研究,陆续写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家人父子》等著作。而近期,她又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政治文化。“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于她已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

    纵观她的学术之路,尽管有多次转向,但对人伦的关切和对历史的观照,却是她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她的作品解读和人物研究,不只是文字里流淌出较为强烈的个体价值和个人体验,更是将重新发现人的个性作为价值追求。她转向明清之际的研究后,也不像传统史家那般,单纯借助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而是主要从士大夫们的文字和记述入手,去探寻他们精神生活的幽微,他们内在的日常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尽管赵园先生讲“学术不是生活的一切”,但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学术性写作即告结束,但写作仍然会继续。”她说。

(201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赵园(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以及散文集《独语》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国学骑士”辜鸿铭

    “国学骑士”是陈福郎先生授予他新近出版的长篇传记小说之主人公辜鸿铭的名号。别看这些年随着国学热,辜氏生平所为渐浮世表,似乎声名日隆,但在早些年,其在内地已近无人问津,流落于主流文化视野外,几被历史烟尘所湮没。

    辜氏生于1857年,卒于1928年。其父原籍福建惠安,时在马来西亚槟城总管一家英国老板的橡胶园,其母是洋人。辜氏自幼聪慧,语言天赋卓绝,深受义父英人布朗先生疼爱,10岁时,由其带至英国求学;20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接着赴德、法等国著名学府深造并研究,精通西学。据说蔡元培求学菜比锡大学时,辜氏在彼已很有名;而40年后林语堂到该校时,辜氏著作已赫然被列为必读书。后辜氏打道回南洋,对中国丈化萌发浓厚兴趣。他埋头精研中国典籍,又经人举荐,回国做晚清大臣张之洞幕僚20余年。后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清亡后,受蔡元培之请,以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通晓文、儒、法,工与土木等文、理各科,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又以其特立独行之“怪 ”,成为北大及京城一景,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精通西学的辜氏,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项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论语》英译本出版序言道:“辜先生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他不仅是忠实的翻译它,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超越了中西方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鸿沟……。”可见西方对辜氏具有开创性的译介传播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推崇。

    但辜氏在国内却是不入潮流,不合时宜。彼时人心思变,新青年擎起打倒孔家店大旗,转而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辜氏从西方来,能够慧眼独具,洞悉西方现代文明之弊,故逆流而动,高唱反调。“西方现在虽十分发达,然而已趋于末路,积重难返,不能挽救。诸君当知中国的前途绝不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最合世界新潮。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我们来超拔他们。”这番话,虽有点“大”,但不能说没有一点先见之明。

    与辜氏对国学传播所做的贡献,乃至他的才华相比,坊间似乎更愿意传播其“怪”。他恃才傲物,性情执拗,西学出道却痴迷旧学,既偏激又迂腐,既愤世嫉俗又玩世不恭,既不合时宜又不甘寂寞,铁杆保皇却敢戏侃清廷慈禧、嘲讽新帝袁世凯,加上他行为艺术似的遗少打扮与生活形态,似乎成了种种矛盾的杂糅体。伴随这些奇行怪癖的,还有他异乎寻常的“奇谈怪论”,如挖苦银行家是在晴天时硬把雨伞借给你,在下雨时把雨伞收回去的人;反驳嘲笑自己的人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等等。辜氏浸淫于东西方语言中数十年,深谙言语之精妙,能集东西方言语表达气质、风格之优长。他的见多识广,急智宿慧,常常于争辩中,尽显于他的犀利谈锋与妙语连珠中。辜氏似乎也喜欢在与人论说中一炫他的敏思好辩。而事情的另一面是,正因为他的这种不通世故的不留情面,锋芒毕露,爱逞口舌之快之情状,令世人轻慢了精彩话语后他的认真执著、焦虑忧患和真知灼见。

    辜氏关于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作用实是有先知先觉,因之他成为今天开在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先声先驱。“国学骑士”这个名号,依辜氏生平外谐内庄,表邪里正的格调,想必一定会喜欢。而我们通过这个名号,则可以穿越历史的迷雾烟尘,直抵这个生前戏闹身后寂寞的国学传播大师的精神实质,去认真想想我们曾经拥有的、失落的以及将要创造的,这或许也是陈福郎多年磨一剑,打造“国学骑士”的良苦用心所在。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1年04月19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做人当如邵逸夫

    他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经典电影,打造了一个无法重现的电影王国神话,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内地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已超过三十亿元。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他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1990年,为表彰他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其名字为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这颗行星的名字叫“邵逸夫星”。

    邵逸夫的成功在于他的时时克已和博大的胸怀。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除了有善于经商的精明头脑外,克勤、克俭的人格魅力更是赢得大家爱戴的关键所在。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他干一样、专一样,从不懈怠。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奋斗,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他熟悉电影制作几乎每个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在行,而在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方面更是行家里手。邵逸夫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他看电影之多,也堪称一最。中国的外国的,文的武的,好的差的,他逢片必看。他借此了解电影动态,以确定题材,制定拍摄计划。年轻时曾有一天看9部片子、一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邵逸夫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其实,这是一种执着和投入的表现。为了树立邵氏影业的良好形象,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劣片,往往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在早期,我整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邵氏出品,必属佳片。”邵逸夫自己制片相当严谨,绝不拍劣片。据称,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更是员工最佩服的地方。他大胆起用仅30岁的李翰祥,拍摄了卖座率极高的影片《貂蝉》。该影片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1963年在事业高峰期的李翰祥离开邵氏到台湾另谋发展,并带走大批技工好手,几乎动摇了邵氏根基,但邵逸夫爱才如命,70年代允诺他重返邵氏,这或许只有邵逸夫能够做到。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该用回到民众。”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2002年,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颁奖始于2004年。由于其设奖宗旨和巨额奖金足以媲美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因而一设立就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杨振宁说:“‘邵逸夫奖’的设立,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

    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为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平均每年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教育为立国之本,邵选夫为此多年来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耄耋之年,多次亲临大江南北视察捐赠项目。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1987年后,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

(选自周晓玲《做人当如百岁老人邵逸夫》,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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