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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四川省雅安中学2016-2017学年高一下学期半期考试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

(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不落学人关注大作家的窠臼,将研究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这说明独辟蹊径在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 B、作者说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意在赞美傅璇琮无私地帮助了无数学术后辈,引领他们在学术的天空中高飞,远行。 C、傅璇琮编辑的《学林漫录》丛书虽然被称为“漫录”,但却能记述学人的创作经历,反映学人创作经验,富有深厚的知识底蕴。 D、傅璇琮虽然学术成就卓越,但他没有大师的架子,为人平易谦和,能够深入到大学生中去,表现出了一个学术大家的修养和风范。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傅璇琮参加工作不久就被打成右派,这给他的内心带来沉重打击,但来到商务印书馆,也让傅璇琮获得了静心读书的机会。 B、在学术界冷清的情况下,傅璇琮能够不断发表重要著作,得益于他勤奋、肯吃苦的研究态度,他几乎牺牲所有假日休息时间。 C、傅璇琮请好友沈玉成对《万历十五年》译稿加以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却坚持自我修改,书稿历经了多次跨洋寄递,才得以定稿。 D、《学林漫录》中“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意在表现所选文章都是作者不经意间,随意创作而成。 E、傅璇琮主动邀请尚未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参加学术会议,因为这位年轻人专程拜访学术前辈的态度,主动求学的精神打动了傅璇琮。
(3)、为什么说傅璇琮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请简要分析。

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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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1931年底,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清华校长。自罗家伦1930年离职后,因为长时期没有合适人选,清华校长不断易人,国民党政府只好令“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出山。对这一任命,梅贻琦虽感荣幸、快慰,却担心不能胜任,便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当时的心理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诚恳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用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求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梅贻琦做人外圆而内方,人称“寡言君子”。他虽是校长,却不大权独揽,只要有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工作中遇到问题,他也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么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而从无疾言厉色。不仅如此,为了清华的发展,他还创立了被外界称为“教授治校”的校务委员会制度。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选举,在梅贻琦领导下,学校的主要决策由校务委员会共同做出。这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极大地发挥了教授的作用,使校长、教授、学生同心同力一起推动学校的发展。

    梅贻琦治校既能博采众议,又对自己认定的事固执不移。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但他一意坚持只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表达他对清华的挚爱。身为校长的他,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清华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不愿把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以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到台后,他把这笔款子用于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住院期间,他的病桌旁始终有只手提包,他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和学生。闻一多被害,悲愤之余,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后事,一面与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为防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立即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他先拒绝,然后悄悄通知吴晗离去。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他派卡车把学生接回。当局要逮捕、开除学生,他想方设法给以保护。有学生被捕,他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总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

    正是凭借梅贻琦的智慧、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清华不但保存了元气,还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

(摘编自张昌华《梅贻琦:清华的名片》,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百度百科)②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语)③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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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作为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

    1906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乖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的教育。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摘编自《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

【相关链接】①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②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矢志不渝,埋首教育事业。③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

(孙起盂1988年l1月6日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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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国学大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可见陈先生的幽默。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他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在德国,陈寅恪的资料很少,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他不要学分,完全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游学。陈寅恪说,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终生没有文凭的陈寅恪, 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他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把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对传统语文充满自信。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个三字对子,上联_——“孙行者”。

    北平沦陷,陈寅恪流亡云南。藏书悉数焚毁在战火中,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南迁广州,到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教。

    陈寅恪有无边的勇气,到广州五年后,陈寅恪放弃熟悉且擅长的国学领域,开始了学术转向——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写就两部经典: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著的,讲述了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

    陈寅恪浸润在自己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拒绝为官,说那样会影响自己思想的自由。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倔强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以此表彰其学术思想——“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长年卧床,妻子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

    陈寅恪葬于江西庐山。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垂范着后世的中国,学术思想,影响至今;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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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永远的清华校长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并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在十年之间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1889年12月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家境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但他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毫不自夸地说过:“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学校招生放榜的时候,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同学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十分淡定,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梅贻琦。同为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通宵达旦。

    1908年梅贻琦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当时人们留美选的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所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后来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方法。”留学美国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在他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1931﹣1948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也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为人重实干。梅贻琦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即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当时,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驱逐校长的运动此起彼伏。赶教授更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无所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始终婉谢,依然属意教育。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校门口碰见他,吴教授问梅校长是不是要走,梅校长说:“我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梅贻琦认为这是“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演讲,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招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经中间的进修并被破格聘为教授,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

    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的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达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打开,原来是清华的基金帐目,一笔笔非常清楚。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选自《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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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小传

李家春  戴世强

    1909年,郭永怀出生在胶东半岛荣成县的一个海边小村——西滩郭家村。在中学里,郭永怀废寝忘食地钻研学问,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自然科学方面开始显露才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郭永怀随校迁往昆明西南联大。这时他的兴趣从光学转向力学。1940年9月出国开始了留学生涯。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国外航空工业蓬勃发展,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标志之一就是飞行速度不断提高,达到每小时700公里。可是,当人们尝试进行跨声速飞行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1945年,郭永怀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的评价是:“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郭永怀在跨声速领域里的学术成就博得了世界公认。值得指出的是:他和钱学森一起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这是一项重大发现,为解决跨声速飞行的工程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人类终于在1948年突破了“声障”,跨声速飞行获得了成功。郭永怀的研究成果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1956年11月,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美国已经获得的荣誉、地位和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进入了空间技术时代,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开展巨型导弹与火箭、人造卫星的研制。这时飞行器的速度已经接近或达到摆脱地球重力所必须的第一宇宙速度,于是,高超速空气动力学自然地成了力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看准了这一方向之后,郭永怀毫不迟疑地从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两方面组织队伍开展工作。由于郭永

    怀的出色组织和指导工作,在高超声速气体流动力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高超声速领域里,由于飞行器周围空气的强烈压缩和摩擦,造成了摄氏几千度的高温环境,普通材料制成的飞行器必定会烧融成一堆废物,因此,“热障”就像当年的“声障”一样,成为力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们必须逾越的障碍。郭永怀很早就认识到,必须在飞行器表面涂上防热材料(烧蚀材料),并且坚定地认为,与理论研究同时,必须大力开展烧蚀材料的实验研究。我国洲际导弹的试制成功和人造卫星的返回,标志着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克服“热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这里面就凝聚有郭永怀同志的一份心血。

    1980年1月,钱学森同志在《郭永怀文集》后记中写道:“郭永怀同志归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做的比我要多得多(因为钱已把主要精力用于国防科研事业——笔者注)。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1957年初,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最合适的人,我毫不迟疑地推荐郭永怀同志。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贡献的。”事实确实如此。作为国防科研事业的忠诚战士,郭永怀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核武器的水平在短时期内迅速接近于世界水平。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生前兼任《力学学报》主编,有一次对力学界一位权威的来稿发生了分歧,审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见,有一位青年人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郭永怀特意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发现基本方程有误,郭永怀就坚决支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人物”的意见。

    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

    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摘自《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一辑)》,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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