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伟大的漂泊者

    一百年以前，一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德国哲学家，携带一把绿色的小伞，一个笔记本，漂泊于南欧的山巅海滨。他的文字，钟山水之灵秀，清新而隽永；他的思想，抒内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几乎把他遗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小有名气，这个人就是尼采。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如今，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1844年，尼采生于德国东部吕茨恩市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个写有神学著作的虔诚信徒，父亲和外祖父都是牧师。未满五岁时，父亲病死，数月后，年仅两岁的弟弟又夭折，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敏感。小学毕业后他就读于普夫达中学。1865年，二十一岁的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半年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之后，断然决定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言学。对于一个牧师世家的子弟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反叛的信号，后来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敌——“反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个曾经与同学们一起酗酒、浪游、殴斗的青年人，突然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他退出了学生团体，离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这是尼采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机。难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场按部就班的课堂考试吗?他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寻求更真实的人生。他偶然的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发现在他之前也有人受同一问题的折磨，并且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同一悲观看法，便顿有觅得知音之感。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叔本华的阴郁色彩从此永久地印在尼采的思想中。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一见面两人就久久谈论着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可是，他渐渐发现瓦格纳歌剧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亢奋的敏感，对神经和官能的刺激，集中体现了时代的颓废症。这使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最终二人决裂。

    1869年，尼采二十五岁，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仅仅两年以后，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腊悲剧起源的小册子引起了轰动，既受到热烈的赞扬，也遭到激烈的攻击。在正统语言学界看来，一个语言学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图古典语言的精妙，却用什么酒神精神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然是荒诞不经。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伴侣的孤独的漂泊生涯。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10年的漫游和创作黄金期。

    1883年，尼采著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惊世骇俗之作。这本书卖了四十册，送给朋友七册，只有一个人表示感谢，没有人称赞这本书，没有哪位哲人如此孤单过。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提出了“超人”理想。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人也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尼采的人性观以肯定人的生命本能为前提，以主张人的超越性为归宿。他之所以否定旧道德，正是因为旧道德同时否定了这前提和这归宿。他认为“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他必须摧毁一切价值观念”。朋友们眼中，这完全是一部怪异的作品，这让尼采倍感孤独。他又开始了漂泊浪迹的生活，他坚持写作，最后将创作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在书中他呐喊着摧毁旧道德，为超人的道德开拓道路。在1899年，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着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与世长辞。在摧毁中创造，在孤独中思考。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或许对他的理解富有争议，但尼采是现代思想的里程碑和德国散文的巅峰，使人们对过去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和观念进行了反思。他的思想就像闪电穿透乌云一样穿透了一个时代。

（节选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有删改）

链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提出“权力意志论”、“超人学说”等，尼采猛烈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尼采哲学所表达的正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

毕生献给棋道

吴清源

    百岁吴清源羽化归仙，棋界永恒的传奇翩然离去。

    1914年出生于中国的吴清源，是千载围棋史中不可逾越的存在。从棋手成绩讲，他1939年至1956年十七年间在最残酷的升降十番棋中打败当世riben所有高手，君临棋坛，被公认为“昭和棋圣”；从围棋贡献上说，吴清源打破传统边角束缚，强调效率与速度的“新布局”，开创了绵延至今的现代围棋，并在晚年提倡“21世纪围棋”，一生走在创新前沿；从棋人合一的角度来讲，吴清源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融入博大精深的棋道，实现围棋的国际融合，提升了棋手的内外之境，并毕生践行不辍。

    吴清源先生开辟了围棋技术的新天地，打造了围棋发展的一段新历程，他本人更在20世纪变乱的世界格局中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吴清源热爱围棋，终生不渝，可谓献身于棋道。他在围棋之外获得的声名为古今所有棋手所难及，但他无有他念，俗世纷扰了无挂碍，围棋是他长寿的唯一秘钥，也是他赖以栖身的唯一桃源。

    吴清源先生的足迹走过百年，那拈起了世间无数颗棋子的手，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对过弈，在末代皇帝溥仪面前下过棋，战后数任喜欢围棋的riben首相与之有过棋缘，新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陈毅也多次希望能够与他见面交流。而吴清源心中仅以棋为念，用这智慧之手在棋盘上挥洒创造，不顾军阀颜面杀光其所有棋，于全riben社会的舆论重压下，面对旧时代权威的代表本因坊秀哉，依然敢于下出“三三•星•天元”的颠覆性开局。吴先生是为了围棋而生的围棋天才，其一生无愧于百年来孜孜以求的那一方棋枰。

    吴清源先生发扬棋道，提携后辈，不遗余力。林海峰、芮乃伟被他收为弟子，均活跃于棋坛一线几十年。赵治勋说：“正因为吴老师的鼓励，才有了今天的我。”武宫正树说：“对于几乎所有的棋手来说，吴先生犹如苍天在上。”1984年宣布引退的吴清源仍然是棋盘前的那座伟岸之神，关注中国棋界发展，呼吁围棋国际化，担任世界大赛应氏杯总裁判长，亲临现场研棋直至九十五岁。2014年2月，即将年满百岁的他还亲自出席riben棋圣战决赛现场，并预言中最后的胜负结果。

    在吴清源之前，围棋界从没有任何一位棋手能够达到他的高度。无论围棋成就，还是生命长度。吴先生亲眼见证了百年时代的变迁，亲手推动了百年围棋的革新昌盛。2014年，中日棋界为吴先生举办的百岁寿诞庆贺仪式盛大隆重，能够拥有此等荣誉的围棋棋士，天下仅吴清源一人而已。

    2012年12月27日，与吴清源携手走过七十年生命旅程的和子夫人病逝，享年九十岁。2014年11月30日，吴清源因过度衰老而平静离世，终年一百岁。人间痛失传奇，但吴先生那为围棋而跳动的精魂却永不会从这世上消失。

    他曾说：“一百岁后我也要下棋，两百岁之后我在宇宙中也要下棋。”追求围棋之道，吴先生早已看透生死。他的离世只是一位期颐寿者的尘世句点，世界上永不消失的围棋落子之声，将是对吴清源的最好追念。

（摘自杨烁《吴清源：超脱生死 毕生献给棋道》）

【相关链接】①吴清源（1914﹣2014），出生于福建省神州市的名门望族，后举家迁入北京，很早即在围棋上表现出过人的天分。14岁东渡riben，开始其职业棋手生涯。他一生雄踞“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提出新布局思想，以及以大雪山内拐为代表的吴清源定式。1961年，他不幸遭遇车祸，渐渐淡出比赛。晚年提携后进，促进围棋国际化和中国围棋的发展，他以毕生之体悟，融汇古老的中华文化，提出21世纪的围棋﹣﹣六合之棋。（摘自百度）②“碰到苦恼的事情、感受到周围压力的时候，吴老师会背诵白居易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吴老师喜欢一句话：‘暗然而日章。’这句话出自《中庸》，讲述君子内敛，看上去并不发出耀眼的光芒，但会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光。”（江涛久回忆吴清源）③“围棋是胜负的世界，善胜负者，日人称之为‘胜负师’。胜负师常有，但没世而名不称者居多。吴先生在五十年代前后，对riben一流高手作个别十局比赛，将之全部降级。专就成绩而言，足够资格称得上第一流的胜负师。但在吴先生棋的世界中，胜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对吴先生而言，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理，反复争棋的最后的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圆满调和的道。”（摘自沈君山《天才的棋谱》一文）

许渊冲：在功利与道德境界之间

（一）

    8月22日，外文局礼堂，中国翻译协会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这一天，他或许等待了一辈子。

    作为和傅雷、钱锺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经出版了120多本译作和翻译理论，涵盖中英、英中、中法、法中4种类型。“精通这3种语言，能够互译，而且有作品出版。能做到这点的，全世界绝无第二个。”这是他平生最为得意、屡屡自夸的一点。他翻译《楚辞》 《诗经》《西游记》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二）

    授奖一周之后，记者前往他在北大的家中拜访。他兴奋地拿起手中的《李尔王》英译中手稿：“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译本有他们的优势，但他们翻的没有玩笑味儿，而且卞之琳太强调对等。比如这句‘那篱雀养大了杜鹃鸟，自己的头也给它吃掉’我翻成‘麻雀喂大了小鸟，小鸟要咬它的头’。李尔王养大了女儿，现在女儿却要来对付他。只有翻出‘小鸟’才能表达这个意思啊！”

    多年来，他是翻译界的“少数派”。他的“过度”意译风格长期不被人接受，甚至被斥为“乱译”；倡导译诗要押韵，也和国内多年流行的分行散文诗译背道而驰。

    率性、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他在自传《追忆逝水年华》中大方罗列出国内外对他的各种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即便是翻译界的泰斗傅雷，他也认为并非不可逾越：“可以拿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和他的比，整本水准绝对高过他。你随便摘十段出来，我不怕。”

（三）

    他在回忆录中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联大。

    外文老师叶公超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许渊冲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叶公超却问：“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许渊冲诚恳地自省。

    1978年初的诗歌译坛仍然是分行散文一统天下。许渊冲把毛泽东诗词的译文和译论一同寄给朱光潜请教，后者在信中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作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为了诗词翻译中的问题，他曾屡次写信向钱锺书请教。后者都不吝回复点拨。钱锺书回信第一句，就把汉诗西译称为“壮举盛世”，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但钱把传真看得重于求美，认为翻译不是创作，这和许渊冲的意见不同。

（四）

    夫人照君说，吃完早饭，他就开始翻《莎士比亚全集》，晚饭散步回来以后就“来劲”了，继续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我现在也不用功啊，一天才1000字，只是觉得有趣才干。”许渊冲轻描淡写地说。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赶英超美”、希望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焦虑。他认为：“若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

    他一直铭记老师冯友兰提出的“四重境界”：“我现在，应该是在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之间吧。什么时候，道德境界变成自然，那就是天地境界了。可是，世间有几人能做到？”

（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9月）

相关链接：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他所做的事，对于他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就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摘自冯友兰《人生的境界》）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李白凤1914年3月出生于成都。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1925年，李白凤进入天津扶轮中学读书。不久他又随长兄来到青岛，在铁路中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凤因参加学潮运动，加上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非议时局，被勒令退学。当时青岛有个传播进步文化的“荒岛书店”，他成了那里的常客，阅读不少进步书籍，还认识了常来书店看书的臧克家、崔嵬、于黑丁等文化人士。1934年李白凤考入北平民国学院国文系学习，师从林庚。戴望舒1936年10月创办了《新诗》杂志，李白凤在上面发表不少作品引起诗坛注目，并与施蛰存、戴望舒、吴奔星等现代派诗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抗战爆发后，李白凤一度靠写诗文为生。李白凤的夫人后来在书中写道：“1941年初秋，白凤离开南宁来到桂林这一大后方的文化名城……使他的文艺创作更贴近火热的抗日斗争。”在桂林，李白凤结交了端木蕻良、田汉、安娥、尹瘦石、陈迩冬等文化界名流，又经端木蕻良的介绍认识了老前辈柳亚子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此时的李白凤满腔热情地搞起文艺创作，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46年6月，李白凤来到上海暂居柳亚子家中，后在朋友介绍下到财政局工作并找到住处。当年他是中国诗歌协会理事，工作之余全力以赴搞文艺创作。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歌多发表在《诗创造》《新诗》《大公报》等报刊杂志上。由于上海物价飞涨，李白凤曾在柳亚子的支持下，挂牌为人治印来补贴生活。

    1949年夏季，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李白凤拒绝了本家侄子送来的去台湾的船票。李蓉裳记得李白凤当时说：“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怎能走啊！”1950年，李白凤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报名支援东北建设。

    佟培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7年春夏之交，在高校“大鸣大放”中，李白凤贴出《长歌当哭》一组18首七律，受到批判。佟培基教授从一个文件盒中拿出一份1957年7月《人民文学》刊发的一篇李白凤的文章《给诗人们的公开信》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当年8月李先生被错划为“极右派”，隔离审查后于1958年被送往西华县农场劳教。1963年4月李白凤劳改期满，失职居家，只靠夫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他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回家再开始读书、练书法。佟培基教授说，李白凤走遍开封的古旧书肆，寻搜南明野史笔记约97种，深夜挑灯相互校勘比对，渐渐草成《小腆纪年校补》《明史校补》《张苍水集笺注》等。这个时候他和施蛰存又开始了通信，两人探讨学问，互通有无。

    1966年夏，“文革”冲击到了开封，“破四旧”的时候，李白凤苦心收集的书籍、资料被红卫兵拉出4车全部焚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李白凤仍然不坠青云之志，他刻制一方“十年不制衣”的石印用以自勉。

    1969年，青年佟培基在桑凡先生的介绍下认识了李白凤。佟培基教授说，李先生平易近人，那种高雅的气质和文人风骨让人心存敬意。孙作云先生曾说：“像白凤先生这样的人还如此醉心于学术事业，足使当今破坏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者耻。”

    1978年春天，李白凤被平反。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却于当年8月18日病逝于开封。

（摘编自刘海永《诗剑平生任我行，困顿流离栖汴京》）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