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集体中的诺奖得主

    几乎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找她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这个世界瞩目的老太太卷着裤腿、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老人皱着眉头：“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社亮着金色灯光的大楼，这个躲藏在胡同里的小区却似乎从未离媒体如此近过，从早上开始，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饶有意味的是，屠呦呦参加的研发抗疟疾药物的“523项目”，正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展的。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这个率比打仗死伤还要高”，屠呦呦回忆，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越方向中国求助，屠呦呦加入了科研项目。

     “交给你任务，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起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没有人比李廷钊更了解这个粗线条的科学家。她不太会做家务，买菜做饭都要丈夫帮忙。有一次坐火车外出开会，她想在中途停靠的时候下车走走，竟然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屠呦呦眯眼笑着看着老伴儿。自从获诺奖消息传来，李廷钊还要小跑着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接电话，从早到晚，老两口轮流对着一通又一通电话道谢。

    电视画面上出现读着获奖感言的自己时，屠呦呦从沙发上站起来，看都没看一眼电视，去里屋找两本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书。“我给你找书，你先看这个！”李廷钊急了。“书在哪儿？”屠呦呦在里屋问，“你先看嘛，我给你找！”老伴儿离开电视，小跑着去找书。“你看，这是个分子结构，一加热就破坏掉了。”接过老伴儿递过来的书，屠老太太自顾自地指着封面上的分子结构对记者说。

    近半个世纪前，屠呦呦从我国古人将青蒿泡水绞汁的记载中获取灵感，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将原来用作溶液的水替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后，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精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

    没有回答记者关于获奖感受的提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却听清了新闻联播中的句子。“200多种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老人认真地对记者重复道。老两口的普通话依然保持着浓浓的江南口音。“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老两口说自己小时候都染上过这种俗称为“冷热病”的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几十年里，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提及此事，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中，包括屠呦呦在内的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即便在屠呦呦这个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后，也时常被称为“三无教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不是两院院士。新闻联播中的屠呦呦对着镜头读着诺奖的获奖感言，电视机前的屠呦呦坐回沙发里：“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走一步看一步。”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但眼下，她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

    直到现在，屠呦呦有时还会去工作单位，“药来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她也担心，用药不规范会导致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个问题，现在也很难控制。我只好呼吁大家重视”。这个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是一件挺欣慰的事”。

《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08日02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屠呦呦，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10月5日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②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是从《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启发，古人为何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

闻一多先生

汪曾祺

    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留胡子的。报刊上发表他的照片，大都有胡子。那张流传很广的木刻像（记得是个姓夏的木刻家所刻），闻先生口噙烟斗，目光炯炯，而又深沉，是很传神的。这张木刻像上，闻先生是有胡子的，但是闻先生原来并未留胡子，他的胡子是抗战那一天留起来的。当时发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闻先生原来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潜心治学，用心甚笃。他的治学，考证精严，而又极富想象。他是个诗人学者，一个艺术家。他的讲课很有号召力，许多工学院的学生会从拓东路（工学院在昆明东南角的拓东路）步行穿过全城，来听闻先生的讲课。闻先生讲课，真是“神采奕奕”。他很会讲课（有的教授很有学问，但不会讲课），能把本来是很枯燥的考证，讲得层次分明，引人入胜，逻辑性很强，而又文词生动。他讲话很有节奏，顿挫铿锵，有“穿透力”，如同第一流的演员。他教过我们楚辞、唐诗、古代神话。好几篇文章说过，闻先生讲楚辞，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是这样的。我上闻先生的楚辞课，他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讲。我记得他讲李贺诗，同时讲法国的点彩派（pointism），这样的东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当时运用的人还很少。他讲古代神话，在黑板上钉满了用毛边纸墨笔手摩的大幅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这本身是珍贵的艺术品）。昆中北院的大教室里各系学生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听这样的课，真是超高级的艺术享受。

    闻先生的个性很强，处处可以看出。他用的笔记本是特制的，毛边纸，红格，宽一尺，高一尺有半，是离京时带出来的。他上课就带了这样的笔记，外面用一块蓝布包着。闻先生写笔记用的是正楷，一笔不苟，字兼欧柳字体稍长。他爱用秃笔。用的笔都是从别人笔筒中搜来的废笔。秃笔写蝇头小字，字字都像刻出来的，真是见功夫。他原是学画的。他和几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从北京步行到长沙，一路上画了许多铅笔速写（多半是风景）。他的铅笔速写另具一格，他以中国的书法入铅笔画，笔触肯定，有金石味。他冶印，朱白布置很讲究，奏刀有力。连他的吃菜口味也是这样，口重。他在蒙自住了半年，深以食堂菜淡为苦。

    闻先生的胡子不是络腮胡子，只下巴下长髯一绺，但上髭浓黑，衬出他的轮廓分明，稍稍扁阔的嘴巴，显得潇洒而又坚毅。

    闻先生后来走下“楼”来（他在蒙自，整天钻在图书馆楼上，同事曾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拍案而起，献身民主运动，原因很多，我只想说，这和他的刚强的个性是很有关系的。一是一，二是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心口如一，义无反顾。闻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无半点渣滓的、完整的、真实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人格，是一首诗。

    能为闻先生塑像的理想人物，是罗丹。可惜罗丹早就死了。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在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园中有闻先生的全身石像，长髯飘飘，很有神采。

    闻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我建议在闻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现在有一块碑），最好是铜像。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

（选自《修髯飘飘》，有删改）

【注】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胡大白：安安静静做大事

    讲胡大白的故事，并非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1943年，日本鬼子轰炸郑州的时候，她在父母逃难途中降生，地点是一座石灰窑。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却接受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在为她取大名时，用了族谱中男孩子的“大”字——胡大白，这个名字，也许注定了她的人生与众不同。

    在黄河岸边的郑州市，一座占地2106亩、建筑面积达37万平方米的校园里，有26000多名学子分别在52个专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这就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民办大学——黄河科技学院。这座拥有8亿元固定资产的大学，国家从未有过投资。而拥有这一切的院长胡大白，20多年前还是病榻上的废人。

    1981年，风华正茂的胡大白是母校郑州大学的一名优秀讲师。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从胸闷气短中醒来的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煤气中毒了。她挣扎着要去打开房门时，却碰翻了火炉……滚烫的一大壶开水，使她成了一个重度烫伤面积达30%的病人。“我在病床上躺了3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专门用来读书和思考。”胡大白如今的回忆竟然带着几分眷恋。她说，“一番灵魂的挣扎之后，我想通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找到一件适合我，又是社会需要的事情做，我就会获得成功。办教育是我的强项，动乱十年的国家需要人才，我的口、脑都没有问题，我能行！”

    她立即把目光投向一大批由于种种原因进不了大学校园的人。本可以靠国家工资过一辈子清闲日子的胡大白，踏上了一条健康人都难以坚持下来的曲折艰难之路——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花30元钱印制听课证、买纸笔、刷广告，她起家了。接着是到处说好话联系听课地点、访问优秀教师、协调各个主管单位，顶住各种因为不理解带来的流言蜚语……

    “从死神那儿回来的人，这些困难经受得住，唯一没有充分准备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教育事业发展如此之快，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如此之强烈，应该说是历史推着我往前走，不能停下。”

    学校很快发展成全日制脱产学校，在校人数和师资力量迅猛增长。1994年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黄河科技学院面向全省统一招生，成为我国第一所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民办高校，在校生以100%的速度连年增加。为了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胡大白设立了河南省高校唯一的一个人才市场，增设了市场上需要的一些新兴学科和实用性课程，培养了复合型开放型人才。连续多年，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在毕业前就被抢聘一空。

    靠教育发展教育，是胡大白多年来从实践中总结的高校发展有效之路。黄河科技学院先后创办了科学研究所等8个校办产业。这些企业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有力地支持了学校的发展。

    如今，胡大白亲手创办的大学，已经在中原大地站稳了脚跟，被教育部树为全国民办高校的一面旗帜，她本人也成为“中国十大女杰”、“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胡大白的同事们说，身为上亿元资产的拥有者，胡大白十分俭朴，一年四季总是那几套毫不起眼的服装，如果不是她的气质言行，仅从外表谁都会以为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城市妇女。“我爱节省，也不太讲究穿着。”听我夸她身上的开衫好看，胡大白柔柔地笑着说，“这是两件套，我花了200元在街上买的。”

    她的笑容，把衣服衬托得很美；她的笑容，让我无法看到沧桑岁月留下的任何痕迹。

    “您平常总是这样安静吗？”

    “我喜欢的状态是‘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她说，“我的静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了充分的思考，才能够在处理具体工作的时候快速反应，高效运作。”看着她桌上厚厚的一叠议案、建议，我想如果没有平日深入一线的走访调研，没有长时间的深入思考，这些东西是不会有的。难得的是，在当选人大代表的18个年头里，她总是如此。

    宁静，却成就惊人的事业；简洁，却又多彩——这就是胡大白。

（有删改）

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90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一个在书斋和讲堂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还如此欣慰地忆起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亲历的苦难和辛酸，包含着对抗战胜利的殷切期盼，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岱年始终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3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张岱年在抗战时期写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我们创造了崇高的伟大文明，我们从来没有光辉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成就是人类的光荣，我们的努力将永久延续以至于无穷。我们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我们的愿望是永久和平。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有删改）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沙林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

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王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围攻了半年多后，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

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 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全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选自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