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书生曹聚仁

    曹聚仁常说自己要远离政治，可他忧国忧民的意识，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曹聚仁就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 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曹聚仁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 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 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国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史料。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为曹聚仁全家已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最后他还是 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没有去台湾。1950年7月，他只身前往香港写作。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羁留港澳就是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那些日子，他不辞辛劳，奔走于海峡两岸，为“国共第三次合作”牵线不遗余力。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坦言，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

    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墓碑碑文， 并以“爱国人士”概括其一生，这是知者之言。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曹聚仁“为 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曹聚仁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 点。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500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

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近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曹聚仁也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楷模！

（摘编自柳哲《曹聚仁的“三不朽”》等）

相关链接

①曾聚仁（1900 -1972），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1915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1937年抗战开始，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一生著述逾四千万言，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

②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 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陈国军《曹聚仁的三重境界》）

③纵观曹聚仁一生，他为现代中国做出的最大文化贡献，首推对国学的普及以及对历史人 物的评介上面，其代表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与《鲁迅评传》。（韩三洲《晚年曹聚仁》）

伊辛巴耶娃：“撑杆跳高女皇”的传奇

    凡是喜爱田径运动的人，对布勃卡这个名字都不会觉得陌生。这位被称为“撑竿跳高沙皇”的运动员是田径史上唯一赢得六次世界冠军的超级明星。无独有偶，“田径迷”们对撑竿跳高女选手伊莲娜·伊辛巴耶娃也同样非常熟悉，因为这位业绩非凡的田坛高手有着“女布勃卡”的美称。

    俄罗斯女运动员伊辛巴耶娃是当今世界体坛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她是全球撑竿跳高女选手中唯一一个在室外比赛中跳过五米大关的人，她还曾二十八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中室内十三次，室外十五次），赢得过两次奥运会和三次世锦赛冠军。在不久前结束的莫斯科卢日尼基世锦赛上，被誉为“撑竿跳高女皇”的伊辛巴耶娃用一枚金牌结束了自己堪称传奇的职业生涯。

    格林童话里灰姑娘的故事广为人知，而伊辛巴耶娃的经历则被众多媒体认为是“俄罗斯版灰姑娘”的范例。

    由于父母工资微薄，伊辛巴耶娃孩提时代过的是勉强可以满足温饱的生活。她和妹妹因为衣着简陋，经常要面对同学的嘲笑和羞辱。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曾这样回忆以前贫寒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学校里，我的许多同学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抹着口红，但是我却只能穿着有洞的破衣服。这不能怪我的父母，他们诚实而勤勉地工作，给予了我和妹妹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伊辛巴耶娃之所以走上体育之路，与她的母亲娜塔莉亚的经历有关。娜塔丽亚年轻时曾是毕业于大学体育系的业余篮球运动员，她希望通过体育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

    此外，伊辛巴耶娃所处的环境也很有利。她的故乡伏尔加格勒是俄罗斯西南部的名城，原名察里津，又称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全城有近百座纪念碑和雕像以及数十处供人们凭吊和瞻仰的纪念地。因为那段历史，伏尔加格勒的人们都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多是不可战胜的。伏尔加格勒又是俄罗斯体育的圣地，2004年的奥运会，有五名俄罗斯冠军是伏尔加格勒人。伊辛巴耶娃的童年时代在伏尔加格勒第五少年体校度过，少年时代则在伏尔加格勒中心区的奥林匹克后备学校度过。在整个伏尔加格勒，类似的体校有七十多家。伊辛巴耶娃始终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伊辛巴耶娃年龄虽小，却能体谅父母的苦心，她在少年体校里学习训练都很自觉（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也没有忘记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她用获得的奖金给父母在伏尔加格勒买了公寓和轿车，并让父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除了上课之外，伊辛巴耶娃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体操馆里，下腰、倒立、跳跃、翻腾，训练非常刻苦。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年之久。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酷爱运动的女孩从一个纤细瘦弱的小姑娘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五岁时就已长到一米七○。此时，恰逢负责培训撑竿跳高运动员的教练特罗费莫夫前来选苗子，这位独具慧眼的著名田径教练一眼就看中了身体素质优良的伊辛巴耶娃。就此，已苦练体操十载的伊辛巴耶娃改换门庭，师从特罗费莫夫，改练撑竿跳高。当然，她的教练及她本人最初也不曾想到，这一练就练出了一位后来震惊世界田坛的撑竿跳高女皇。

    伊辛巴耶娃在从撑竿跳高的“门外汉”成为佼佼者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个倔强的女孩确实具备运动天赋，领悟能力极强，且不怕吃苦，所以进步十分迅速。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初始阶段一遇挫折就哭、最多只能跳二米八的新手很快入门，并逐渐熟练掌握了撑竿跳高的技术动作，而在改练撑竿跳六个月后，伊辛巴耶娃便从同她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秀。她初登赛场即崭露头角，夺得了全国青年冠军。回到学校，她发现人们向她投来尊敬和仰慕的眼光，这愈发增强了她继续进取的信心和勇气。

    在特罗费莫夫的调教下，伊辛巴耶娃一步步成长和成熟起来。她所面对的第一个大赛是1998年法国阿内西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在这次赛会上，初出茅庐的伊辛巴耶娃一鸣惊人，越过四米大关，这一成绩让她登上了领奖台。1999年，伊辛巴耶娃在波兰比得哥什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以四米一○的成绩夺得了她国际舞台的首枚金牌。一年之后，在卢日尼基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伊辛巴耶娃又越过四米二○，从而力压德国名将安妮卡贝克尔，首次获得世锦赛女子撑竿跳冠军。此后，伊辛巴耶娃可谓顺风顺水，进步神速，并逐渐达到了个人的巅峰状态，这些成绩的背后自然少不了恩师特罗费莫夫的栽培。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4期）

启功的坚韧：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

徐可

    ①启功先生有一方古砚，上有铭文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坚净翁”，可见“坚”“净”二字得到了他的高度认同。

    ②启功出身皇族，可是他一点也没受到皇恩的泽润。启功刚满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靠寡母和终身未嫁的姑姑抚养。为了养家糊口，启功初中未毕业便辍学了。辍学之后，他一边教家馆挣钱贴补家用，一边寻找工作，同时跟随几位老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练习书画创作。他不拘一格，师从百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传统文化，奠定了以后做学问的基础。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从来都没有懈怠过，一生都在学习和思考。他在书画创作、书画理论、书画鉴定、诗词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古代汉语研究以及历史学、宗教学、版本目录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这些成就都不是在课堂上学来的，而是他“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来的。

    ③在学术研究和书画创作中，启功最可贵的是不盲从前人，更不迷信权威，不懂的东西总要弄个究竟。他敢于怀疑前人的学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关于书法的结字、用笔，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这一观点流传了几百年，从来没人怀疑过。可是启功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辩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是以结字为上。”

    ④1957年“反右”运动，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并接连被撤销了教授职称，失去了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的资格，工资也被降了一级。在巨大的打击面前，他没有沉沦。不能上讲台，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1964年，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几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猛然袭来，启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⑤启功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从十几岁到八十多岁，他天天临贴，几乎从未间断。当浮躁之气充斥书画界，一些人以奇为美、以怪为美、以丑为美的时候，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美学原则，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字。

    ⑥改革开放之后，他的书法声名日隆，一字千金。先生并没有以此自矜，以书法家自居。凡是向他求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特别是一些修理工、服务员，他常常主动赠字感谢他们的劳动。先生对普通人如此谦和，可是对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权贵就不假以辞色了。曾经有商人请启功先生题写匾额，为先生所拒。旁人怪先生不给商人面子，先生说：“我对他还算客气的。这个人没有诚意，我今天就是要教教他什么叫诚意。”有某人为了巴结上司而向启功先生求字，并拿上司来要挟先生，被先生赶出门外。

    ⑦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对原则性问题，先生从不苟且。1993年，他发现有人假冒他的名义，对古书画作品进行鉴定，造成书画市场的混乱。对此，老先生非常愤怒。当即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说到做到，留下文物界的一段佳话。

    ⑧他心地纯净，不掺杂念，置生死于度外，视名利如鸿毛。前些年，他用卖字画的钱设立了一个“奖学助学基金”，却不用自己的名义；他不计报酬为别人创作了很多书画作品，还多次捐资希望工程，赞助失学儿童，而他本人始终过着粗茶淡饭、布衣土鞋的简朴生活。他不图虚名，对人们奉赠给他的这“家”那“家”，他一概不承认，只认定自己是一名教师。

    ⑨净，还体现在先生对自己的无情解剖和严格要求上。1938年，启功失业后，为生活所迫，曾在日伪政府里做过一个比科员还低的小职工，总共不过三个多月。为此他一直深深自责，视之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污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启功不惜自曝其丑，没有掩饰自己，更没有美化自己，这不但是“不为尊者讳”，而且是“不为自己讳”了。

【相关链接】①某日有一个专门假冒启功书法的人去书画店销售赝品，恰巧被启功先生堵住。作伪者尴尬恐慌无地自容，哀求老先生高抬贵手。不料启功先生只是宽厚地笑道：“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

（李兴濂《启功的豁达与幽默》）

②1999年，他（启功）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人家告诉他这是“部级”，先生就故意打岔说：“不急，我真不急！”实际上当时启功先生还真的不是“部级”；直到2000年之后，才享受了“副部级待遇”。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震惊！可启功先生对什么级别、什么待遇从来都毫不介意、毫不在乎，他是真的一点都“不急”。

（徐可《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

冯士筰：符号数字皆诗情

    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的冯士筰，从小就刻苦好学。清华读书时，更是出了名的“苦行僧”。他大学的同窗好友孙文心教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冯士筰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从图书馆或者教室回宿舍的。回来后，饿了还会抱着冰冷的窝窝头啃几口。1964年，他在深入研究了当时享有盛名的物理海洋学家Munk大洋风生环流模型的基础上，找出该模型未考虑热盐因素的不足，建立了大洋风生——热盐环流模式。正当他准备发表关于这一模型的重要论文时，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

    冯士筰被关了牛棚，但幸运的是他和赫崇本先生关在了一起。白天他们一起劳动，晚上赫先生不仅会给他讲海洋科学的历史和前景，而且还鼓励他不要因暂时的困难而气馁。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冯士筰的心总是热乎乎的，对未来也充满着期盼。

    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国风暴潮研究起步了。冯士筰从牛棚里被解放了出来，接受了这一极有挑战性的课题。

    风暴潮是发生在海洋沿岸的一种严重自然灾害，一次大的风暴潮可能使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丧生，经济损失可达几亿甚至几十亿元。我国是风暴潮高发国家之一，从历史资料看，几乎每隔三四年就会发生一次特大的风暴潮灾。世界主要海洋国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风暴潮的预报研究工作。而我国直到20世纪70年初还对风暴潮理论和我国风暴潮的实际状况几乎一无所知，风暴潮研究在我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冯士筰的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没有资料、没有实践、没有理论。

    为了获得风暴潮的第一手资料，1970年冯士筰等人环绕渤海湾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渤海周围数省的40多个县市，行程4000多公里。其中的2000多公里完全是徒步跋涉的。他们走村串户向渔民、农民和盐民了解风暴潮的一般常识；走访当地政府、查阅当地县志，寻找有关记载；他们还反复到水利部门和验潮站搜集有关数据。冯士筰终于获得了国内第一批关于风暴潮灾害的珍贵资料。

    要从本质上认识和最终解决风暴潮，当然首先要探讨其机制，因为只有弄清风暴潮的发生机制，建立一定的模式，风暴潮预报预测才能科学准确。研究中冯士筰发现：在南方风暴潮多有强台风引起；而在北方，寒潮也能在渤海掀起风暴潮。虽同为风暴潮，但二者的动力源和引发机制并不尽相同。冯士筰的这一发现，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研究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1975年，冯士筰及其合作者一连发表了数篇论文，系统论述了风暴潮的概念、理论和数值预报的力学模型，建立了独特的超浅海风暴潮理论。1982年，冯士筰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成《风暴潮导论》一书，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风暴潮的理论专著，它标志着我国对于风暴潮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风暴潮研究之林，也标志着冯士筰已经跨入我国一流物理海洋学家行列。

    1983年，冯士筰作为高级访问学者，飞抵美国旧金山，同美国相关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这次合作又使他的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拉格朗日余流及长期物质输运。

    “拉格朗日余流”是当时学界最有争议的前沿课题之一。冯士筰和他的合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析了欧拉余流理论的缺陷，深入分析了拉格朗日余流和欧拉余流的本质差异，提出了一种拉格朗日余流和长期物质输运的理论模型，导出了一个全新的长期物质输运方程。该方程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回国后，冯士筰在对该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从根本上改造近海或河口环流传统理论的研究工作。此后十年，他建立了以拉氏时均速度的最低阶——近似物质输运速度来体现浅海环流速度基本场的新理论框架，导出了浅海潮生——风生——热盐环流基本方程组，建立了一种新型的长期的输运方程。此理论在中国陆架海环流研究中起到了指导作用。冯士筰的这一研究成果，为近海污染物理自净、悬浮质输运、海洋环境预测和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海洋环境流体力学基础。

    工作之余，冯士筰是个爱好比较广泛的人。冯士筰很爱作诗，这既是他陶冶性情的方式，也是表达内心情感的途径。“心系大海连天碧，符号数字皆诗情”，这两句对仗工稳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真实写照。

为人但有真性情

——怀念王瑶师

陈平原

    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弟子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半个月来一直恍恍惚惚，直到追悼会归来，才确信大树已倒，烟斗不再飘香。记得曾与先生谈起陶渊明的自撰挽歌，先生十分欣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只是学生不肖，无法达观，也未能忘情，只能借此等世俗文字略表心意。

    当年在广州念书，曾听过先生一次演讲，内容并没听清（先生山西口音很重），只是为先生那口衔烟斗怡然自得的神态以及那“莫明其妙”但确是发自肺腑的朗朗笑声所征服，就此决心北上求学。那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个老学者，能于大庭广众中如此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足证其胸襟的坦荡以及充分的自信。五六年来追随左右，令我感叹不已的，主要还不是先生的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真性情”。有学问者可敬，有“真性情”者可爱，有学问而又有真性情者可敬又可爱。此等人物，于魏晋尚且不可多得，何况今日乎？

    先生的治学道路，正像他正在编撰的论文集副题所示：从古代到现代。先生早年治中古文学卓有成就，50年代初撰《中国新文学史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开创者。其中的“魏晋风度”不只是先生的治学范围，更是先生的立身处世之道。先生客厅里挂着鲁迅《自嘲》诗手迹和题有《归去来辞》的陶渊明画像，可作为其精神、情趣的表征。

    我从先生念书数载，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的知识传授，而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神聊”，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在我看来，先生的闲谈远胜于文章，不只因其心态潇洒言语幽默，更因为配合着先生的音容笑貌，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先生爱喝酒，但似乎量不大，也未见先生醉过。大前年春节，先生留几位在京的弟子在家里吃饭，听说我不会喝白酒，先生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四十多年前，先生撰《文人与酒》一文，曾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八六年先生为陶渊明学会题辞，又引录了这首诗。先生“诗”不大作，“酒”却是常喝的。整天醉醺醺自然不足为法，可“终年醒”者也如陶令所讥笑的“规规一何愚”。

    学术上先生相当宽容，只要能言之成理就不再苛求。可对人生，先生却并不怎么宽容，甚至可以说有点峻厉。几十年风风雨雨，多的是恩恩怨怨，先生不放在心上，并非健忘，而是推己及人，感叹“我在那位子上也许也会这样做”。可理解人性的弱点并不等于泯灭是非，先生谈到有些人和事时声色俱厉，就因为其并非“身不由己”，而是“人品问题”。先生喜欢品评人物，也喜欢谈论轶闻琐事，不是因其有趣，而是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先生往往于一些并不怎么起眼的小事中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趣味和才情，而且确实有先见之明。我相信先生此等“识鉴”的本领是从魏晋文人那里学来的。先生喜欢把深刻的生活感受凝聚成甚具幽默感而又容易记忆的简短句子，这除了自身的敏锐和机智外，我相信跟《世说新语》的影响不无关系。多少人一辈子说不出一句属于自己的有意思够水平的“好话”，先生却留下那么多耐人咀嚼的妙语，怎能不令人羡慕？

    先生为人坦荡、达观，但又有点高傲、任性，有时甚至近乎专断——这一点子女及弟子的感受可能与外人不同。先生明显“内外有别”，对一般朋友和客人注重礼节，可对子女和弟子却从不讲客套，批评起来一点不留情面，不只一个弟子被当面训哭。先生从不当面夸奖学生或者问寒问暖表示关心，似乎高傲而又冷漠；但大家都知道先生很有人情味，只是不愿表露。先生常暗地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可当面偏又装得若无其事，决不允许向他道谢。

    今年5月7日是先生七十五诞辰，我曾戏拟了一副祝寿的联语：“清茶三盏纵论天下风云说了自然白说，烟斗一根遍打及门弟子挨过未必白挨。”如今，先生走了，再没有人拿着烟斗敲打我们这些没出息的及门弟子了。

八九年岁末于北大畅春园

【相关链接】①在上世纪50年代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先生终日战战兢兢，但却坚持自己的探索和思考从未放弃。——钱理群《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②凡有机会与先生接触过的人，大概都为他那机智的谈吐，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潇洒的风姿以及极有特色的、可以称之为“王瑶之笑”的笑声所吸引。——钱理群《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

院子里的杨绛先生

严欣久

一

    初识钱钟书、杨绛先生是在1988年夏。那年，我刚调回北京，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婆婆吴瀚将每种颜色的月季剪下一根，扎了一把，要我送给钱钟书、杨绛夫妇。两位老人非常高兴，笑吟吟地把我迎进了屋。钱先生说：“你送我们礼物，我们也要送礼物给你。”说着取出一本《围城》，用毛笔写上“欣久同志览存钱钟书奉”，杨绛先生送了我一本她的译作《小癞子》，是用圆珠笔签的字。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声道了好几声谢谢。见两位老人如此平易近人，我提出有机会想写写他们。这时，钱先生显得有些严肃起来，郑重地说：“不要，我们是朋友，不要搞这套东西。”我这才知道，他们谢绝一切采访，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

二

    《我们仨》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出于对杨先生的尊重，有几天杨先生家的电话快打爆了，这位92岁的老人感到很疲惫。7月5日，她本要吃完晚饭散步时顺便到我家，看望一下我婆婆，并取一张她要的报纸，可那晚，她没来。阿姨来取报纸时说，杨先生太累了，一天接了太多的电话，又忙着查出班社要的资料，就不出来了。我们都很理解，也并未在意，谁知第二天晚上，杨先生在阿姨的陪同下真的来看望她的老学友了。我们说她客气，她则说，说了的事一定要做到。两位老人手拉着手坐到了一起，我和婆婆称赞《我们仨》写得好，真挚、感人，特别是第二部分最艺术化，非常打动人心。杨先生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欣赏这本书。”

三

    《我们仨》面世前，我在报上看来部分摘登，其中写道1949年，钱扬夫妇应聘于清华，杨先生考虑到爱女钱媛身体羸弱，需要恢复，决定让她休学，自己来教她初中的课程。我感到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杨先生是个文人，数理化也能教得了么？恰好那天看了文章，散步时遇见了杨先生，便问她，“您让钱媛休学，自己给她当老师，您年轻的时候理科一定很好吧？”杨先生笑了，说：“我上学的时候，家里人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学理科的料呢，后来我选择了文科，老师们都感到很遗憾。”“那您为什么要从文呢？”“因为我喜欢文学，喜欢读书，而我父亲主张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先生的父亲杨荫杭就是江南有名的才子，精通音韵学，并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思想民主、激进，家传的博学，培养出杨先生这样的才女。“只要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我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

    杨先生记忆力惊人，对北京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张勋复辟”、“五·四”运动都还有印象，尽管当时她还是个小孩子，由于她的父亲经常在家议论时政，在她幼小的心里也早早地萌发了民主与科学的种子。

四

    杨先生很注意锻炼，只要天气好，她一定会出来走走。院子里的人说她能活130岁，她听了笑笑说：“活那么久太苦。”可见她对生死的豁达。

    杨先生散步时，遇上人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她对小孩子尤为喜爱，见了孩子会停下脚步，与他们玩玩，遇上院子里的绿化员工，她也会提个建议，指出哪些树的布局不够合理，相互遮挡阳光，枝叶枯萎了，应该梳理，体力好的时候，杨先生有时也会走出院子，看休闲的老人放风筝，也要亲手放一放。

    我还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杨先生全力完成了钱先生的遗著遗稿出版善后之事，就捐出毕生积蓄给清华，设立了“好读书”基金，以激励好读书的年轻人，使好读书的精神永远承传下去。这里，我想引用一段杨先生《回忆我的父亲》的文字，以彰显杨先生的读书精神。“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至今，她依然如此。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