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种起源的问题，如果一位博物学家，对于生物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它们的胚胎关系、地理分布以及在地质期内出现的程序等等事实，加以思考，那么，我们可以推想得到，生物的种和变种一样，是由以前别的种演变而来，而不是分别创造出来的。这个结论即使很有根据，但如果不能说明地球上的无数生物怎样经历变异而达到它们极其完善的构造和相互适应，仍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一般博物学家，常以外部环境如气候、食物等等作为唯一可能引起变异的原因。就某一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像啄木鸟的构造，它的足、尾、喙、舌如此巧妙地适应于捉取树皮里面的昆虫，仅仅归因于外界的条件是不合理的。又如槲寄生，它生长在某几种树木上以吸取养料，需要鸟类传布它的种子，更因为它是雌雄异花，必须依赖昆虫才能完成传粉作用。如果我们仅仅以外部环境，或植物习性的影响，或植物本身的倾向，来解释这种寄生植物的构造以及它与其它几种生物的关系，必然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王珂

    世人常把墓碑文当作墓志铭。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墓碑和墓志的演变来了解它们的区别。

    墓碑的使用是在东汉以后。东汉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记载有三种。一是竖立在宫室前测量日影记时。二是在宗庙前用来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绳子可以从中穿过，拴住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三是用作下葬时绑系棺椁的柱子，一般竖立在墓的两旁，其规制有严格的规定。按照郑玄的解释，天子可以用四个木碑，穿六根绳索下葬，诸侯两个木碑、四根绳索……而到了低等级的士，则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着绳索下葬了。

    从这些记载来看，石碑是用在宫庙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为木质，没有文字，只起到承载棺椁下葬的作用，与后世的墓碑，作用显然不同。

    东汉立墓碑的习俗，应当和先秦、秦汉时期的刻石纪念、歌功颂德的传统有关。“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蔡邕《铭论》），由于金铜材质较少，所以纪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们今天发现的东汉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都是有穿的石质墓碑。

    而墓志是在魏晋以后兴起发展的。墓志是埋在坟墓里的石碑，所以它的别称都带有入土的意义，如埋铭、葬志、圹志等。西汉中后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庙，广立碑铭，刻石记其祖先功德，为的是团结族人，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以禁止厚葬为名，禁止立碑，其实是为了淡化士大夫们的群体意识，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严，使立碑之风受到遏制，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立碑的风俗，把石碑立在坟墓之内，这就是墓志。魏晋时期的墓志，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内，不像后世的墓志都是平放。

    南北朝时期，墓志经过不断发展，已经逐步确定了其形制。我们看到的过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志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的《刘怀民墓志》，这个墓志是方形石质，但是还没有盖，加盖的墓志是洛阳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的《寇臻墓志》。这一时期墓志基本定型，为后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时，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较于碑，墓志的使用却更加频繁。由于竖立在墓地前的墓碑，会因战乱灾害人事变迁等原因被损毁，而随同棺椁埋在一起的墓志，则一般不会被毁坏，它的长久保存性更强，因此，虽然禁碑之令有所松动，但墓志因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被保存并传承下去了。

    再说墓碑文与墓志铭。墓碑文包括序和铭。序主要叙述死者的姓氏、籍贯、世系以及生平事迹等；铭在序之后，以韵文的形式来对死者进行歌功颂德。而墓志上的文字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上的文字虽由墓碑文发展而来，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黄金明在《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中说得很详细：“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铭颂德勋，墓志虽也记德铭勋，又很注重记事。碑文于序中更见辞彩，墓志于铭中更显文丽，故古代文章选集如《艺文类聚》碑文主要选其序，墓志则多选其铭。”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①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②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还不广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但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③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 ， 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

    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

    ⑤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众多事实告诉我们，语言文字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交流和书写，还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共同的语言文字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情感等，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而这，正是促进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之一。

    古代中国的地域已经非常广袤，而且诸侯林立、民族众多，如果各地都各说各的语言，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颁行，所以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的语言发音。比如，在《诗经》的“风、雅、颂”三部分中，“雅”和“颂”要用“雅言”来吟唱。“雅言”就是当时统一的普通话或标准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国语”。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又做到了“书同文”，即文字的统一。文字统一对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中国的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疆域拓展、历史延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已故儒商安子介曾说文字统一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在笔者看，实是第一大发明。

    但是，汉语汉字自近代以来就命运多舛，即使在今天也是危机重重。一些地方电台、电视台的方言节目无所约束，国人国语水平堪忧；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利用电脑处理文字工作，敲打键盘代替了握笔书写、拼音字母代替了笔画顺序。人们不再识繁体字，不再写文言文，不再读经典名著，不但说着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语言，而且菲薄道德、懈怠礼仪、漠视传统。繁简并行于世，“中华文化圈”各说各话、各用各字———大陆使用简体字，台港澳、新加坡以及一些海外中文媒体使用繁体字。早年台湾称繁体字为“正体字”，意在表明台湾坚守中国文化正统，如今则意在表明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差异，成为“文化台独”的一个由头。台湾弱化国语教育而把“客家话”或“闽南话”称为“台语”加以推行，同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上述这些现象，不但危及中国的文化传承和文明特色，也关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笔者在此尝试性提出几条建议以期引起有识者的重视和讨论：其一，加强保护汉语言文字纯洁的力度。保护母语是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通行做法。比如，法国规定国产商品的商标必须使用法文，韩国主张“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创造”。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以“说我汉语，写我汉字”为荣的观念；规范汉语发音、汉字书写；降低外文“污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提出“学习母语是一种权利”，并把每年的2月21日作为“世界母语日”，笔者也建议中国把每年2月21日确立为“中华母语节”。

总之，汉语汉字关乎文化传承、文明特色，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关乎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对待汉语汉字问题。

（节选自《中文兴衰关乎国家统一》）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至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经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文学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与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①近年来，《古剑奇谭》《琅琊榜》等一系列幻想类网络文学及其影视改编作品受到青年观众较多关注，一时间同类型作品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多化用传统文化要素，其中一些在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上颇具匠心，然而相当一部分还存在想象力匮乏和文化营养贫乏的问题，甚至存在低端模仿的情况。随着读者、观众对作品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幻想类文艺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亟待反思和解决。

    ②总体而言，当前我们的幻想类文艺作品还存在两类突出的创作问题。首先是对传统文化元素处理失当。应当说，任何成熟的幻想类文艺作品都离不开特定历史文化土壤。近年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修仙”和“盗墓”类作品，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工巧、物候等，试图吸引读者和观众目光，为故事增添历史文化厚度。然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使用，不少作品还仅仅停留在“名物”阶段，借用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和地理名词，随意改动意象的特定文化内涵，艺术传达也仅限于表面上的视听奇观和叙事上的铺陈猎奇，难免令人产生审美疲劳。

    ③更深层次地，幻想类文艺作品还应当解决精神文化内涵贫乏的问题。虽然形式上五花八门，但一些作品的主题表达还停留在对青年群体的爱情和职场等切身感受的简单模仿和情感宣泄上。相当一部分作品讲述的都是宫斗和苦恋，不仅主体情节单薄，常受观众批评，而且价值层面也充斥着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精神的落后思想。会出现这种打着传统文化幌子传播落后思想的现象，本质上是没有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传承传统文化不能简单搬用、套用，而要结合现实挑战和时代精神进行反省和甄别，面向未来、古为今用。

    ④在创作过程中解决上述形态和价值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

    ⑤首先，要处理好想象与历史的关系，就是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和多层次创造性转化。应该看到，中外成熟的幻想类作品塑造的想象世界和英雄人物，不仅在故事和视听细节上富有很强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质感，更重要的是承载和发扬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世界现。只有扎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生活智慧，才能从中获取创作滋养、收获文化自信，进而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⑥其次，要处理好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就是要深入当下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精确捕捉和艺术表达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时代精神。20世纪以来，幻想类作品中内分化出一个被称为“当地幻想”的重要类型。与置身历史时空的魔幻和置身未来时空的科幻不同，当代幻想的基本故事情节直接置身于现实世界，在想象的外衣下更加直接地反应真实的处境和生活经历。即使是《饥饿游戏》《镰仓物语》这类体现着亚文化特征的幻想作品，也在表达青年群体的切身情感和青春叛逆的同时，凸显勇气、责任、公平、正义等主流价值观。

    ⑦此外，还需处理好想象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要在全球环境下将幻想类文学作品视作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平台，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在讲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基础上，幻想类文艺作品创作还应当针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让中国故事为世界所需。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崇尚自然、虚实相应的审美现，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能够贡献于人类文明，《功夫熊猫》等文艺作品的成功就体现了这一点。

（选自樊君健《幻想类作品亟持提升文化内涵》，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