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兵器据说有400多种，而适于近战的冷兵器的剑却是百兵之祖，铁兵之神，杀敌致胜的利器，英雄猛士的配饰，甚至是某种正义的人格和理想的象征。剑，又和“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中国人以前对“剑侠”津津乐道。咏剑和咏侠成了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而武侠小说也至今长盛不衰。

        唐朝建立以前，群雄逐鹿，李渊、李世民父子依靠刀和剑，杀出了一个新的王朝和时代，之后继续东征西讨，拓土开疆，兴文治而重武功，一时尚武好侠之风大盛。唐代虽是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但人间仍有种种不平，芸芸众生包括不甚得意的文人，也仍然向往侠义之剑。于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唐代又出现一个任侠好剑的高潮。俗话说：武人爱剑，文人爱砚。但唐代许多文人爱砚也爱剑，在唐人传奇里，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拂这些挺剑而起的男女侠客，纷纷出场亮相，我们至今仍可遥想他们那英雄或“英雄”的气概，而许多唐代诗人，则对剑与侠献上了热情的歌吟，如果以“剑之歌”为主题，请那些前后辈分不同的诗人前来，是可以开一个盛大的诗歌朗诵晚会。

        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剑，载诸史籍的宝剑不下百种之多，如紫电、清霜、白虹、鱼肠等等，也有各种名号的侠，我们今日从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中，仍可一窥端倪。游侠天涯浪迹，豪侠刀折公侯，义侠锄强扶弱，道侠盗亦有道，儒侠书剑风流，智侠能言善辩，怪侠狂放不羁，奇侠风云叱咤，女侠侠骨柔肠。如同阳光在光谱中可以分析出七彩，真正的武侠精神，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贫民阶层的多种美德，凸显了民间社会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如一诺千金，见义勇为，舍己助人，含冤解祸，轻死重义等等。又如一根红线贯穿百绯明珠，其中最为人所崇拜的则是不计私仇小怨而为国为民的侠士，这样，那些壮士或侠士手中的剑，就更是一柄令奸佞凶恶之徒或国家民族之敌见之魂飞闻之魄丧的正义之剑。

        现在是科学昌明，武库也日新月异的世纪，剑与侠早已成为历史。清人龚自珍早就说过：“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何况是当今这个缺钙少铁人欲横流的时代？因此，锄强扶弱的侠肠，磊落正直的侠气，英雄豪杰的侠骨，更令人心向往之。而昔日被称为百兵之王的剑呢？对于有心之人，它仍然是生命精神的寄托，侠文化的象征，正义感的符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已经退化为一种体育锻炼和舞蹈表演的器具。你要报效国家自然有许多新的途径与形式，而不必如孟郊《百忧》诗中所说的那样，“壮士心似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难，暮思除国仇。”假如你真遭逢不平之事，那也不必10年磨剑而企图去削平天下的是非曲直，还是应该相信会有日益健全的法制和法律，如果法制与法律也有疏漏，而且有时也难免为小人掌控，小人戏弄，奸人歪曲，那就请相信人间的正道和天地的无私吧，昔日虎啸龙吟，今朝已经退至离手的剑，只能作壁上观的了。

                                                                                                                                                                  （选自李元洛《白刃明霜雪》）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①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艺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技高一筹。中国历史上的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②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也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过度强调外包装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句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 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可取的。

    ③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波澜起伏、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圆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④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越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幅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快捷显现。因为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一句唱，都需反复推敲打磨，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才是戏剧这种独特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要扭结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当然，《太玄经》注文中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载耒耜措之，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符”“门神”等。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感恩。上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摘编自詹石窗《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屈原列传》等史料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

    屈原是在楚怀王十六年作的《离骚》，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个写作时间是在秋天。清人李渔《闲情偶记》有云：“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离骚》通篇未言“冬”。言“春”者仅有两处，曰“溘吾游此春宫”“春与秋其代序”。“春宫”是建筑名词，“春与秋”泛指时间。言“夏”者亦只有两处，而两处的“夏”均指朝代名。但是，《离骚》实实在在地写到了秋天的景物：“纫秋兰以为佩。”“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两处之“秋”，确实是指季节。从情理上讲，屈原不可能在其他季节来讲“纫秋兰”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为“即景生情”。

    《礼记·月令》载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等等。这些记载均证明，古代判决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之“放逐”，据《尚书》所载，是所谓“宥五刑”的一种手段，其判决时间当然也在“仲秋”。《离骚》作于被判放逐之际，因此创作时间也自然是在秋天。

（节选自周秉高《<离骚>写作年代新探》）

    文以载道，艺以修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艺从来都不是仅供消遣娱乐的小事，而是关乎移风易俗、修齐治平的大事。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担负时代重任，回应时代需求，以德艺双馨为价值目标，努力让自己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广受观众喜爱、留下长久印记的精品佳作，他们中很多人因其艺术创造和良好口碑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但一段时间以来，少数演艺人员无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浮躁攀比、热衷于炒作丑闻甚至身涉违法犯罪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若任由这些失德失信、违规违法行为大行其道，将会使演艺界有道德滑坡之风险，也将危害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光环越大，责任越重。作为面向大众、影响广泛的特殊行业，演艺人员应有志于彰显主流价值，弘扬社会正气，树立正能量标杆。总书记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工作者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这实际上为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如何处理好“德与艺”“义与利”上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要始终把道义与责任放在首位，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堂堂正正的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那些有严重失德失信行为的演艺人员，需要接受行业组织制定的、与其言行严重程度相应的、有足够约束力的处罚；违反法律的，要接受法律的裁决，不能让有法律和道德污点的艺人从其失德失信、违法违规的错误行为中出名获利。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诚信建设和道德建设。2018年5月7日，党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要强化体育、演艺、网络等领域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做遵纪守法、崇德向善的典范。

    文化是制度之本、道德之源。“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中华文明历经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康续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丰厚滋养。在演艺界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演艺人员的道德素质，使爱国敬业、诚信守法等观念扎根人心，加快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推动文艺工作良性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文化保障。

（摘编自《加强演艺界道德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