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长春观

    长春观距安阳市约25公里，位于安阳西南的白玉山间。白玉山并不算高，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其势如玉龙盘绕，呈太师椅形。长春观整个道观就建在半山腰中，它坐西朝东，依山而建，顺坡而行。盘古顶在后，左龙山，右龙洞，拱卫左右，洹河从眼前盘桓而过。整个道观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点缀于山光水色之间。此地冬有松柏，夏有禾苗，一年四季常青，故名长春观。

    据资料查证，长春观建于唐代，是我国北方道教圣地之一。长春观最繁盛时期在唐朝，史书记载，当时有个烟霞大师十分了得，他在此主持时，香火很旺。他懂医学，经常为百姓看病，被当地百姓誉为神医道人；他识天象，精通农业，根据气象推测确定该种植什么庄稼，凡经他推荐种植的农作物没有不丰收的。

和长春观有关系的名人很多，赵匡胤就是一个。民女赵京娘随父去北岳还香愿，不料路遇响马，被扣押于赵匡胤叔父赵景清所在的道观里，后得赵匡胤护送得以还乡。这就是著名的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据传故事中的道观就是长春观。

    长春观总体规划长约1500米，隐含“长久长寿”九进院落，通过层层的阶梯和两道让人放下烦恼的108步台阶，使长春观直达云霄。

据资料介绍，昔日的长春观建有转花楼、老君洞、玉皇殿、佛祖殿、关帝殿、菩萨庙和鲁班庙等，规模宏大。只可惜大部分建筑历经千年岁月的侵蚀，早已荡然无存了。目前的转花楼等一些建筑多数是附近村民在原来遗址的基础上，于1987年自发修建的。重建的转花楼基部全部用汉白玉砌成，檐柱回廊仅用36根木柱撑托，十八间转花楼供奉着女娲、黄帝、轩辕及传说中的神仙像。阁内泥塑造型奇特，蜡像酷似真人，木雕形态逼真，壁画色彩艳丽。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别具匠心。各殿均有楹联，或劝世讽今，或寄意深远，或直抒胸臆，让人在欣赏古代建筑、陶醉于自然美景的同时，还能品味到深刻的文化内涵，实乃点睛妙笔。长春观的老君洞，因供奉的是道家鼻祖李耳而得名。该洞建在转花楼的下面，上楼下洞，连成一体。该洞为石券洞，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河南古建筑之一，高7米，阔6.3米，进深18.7米，全用1米厚的汉白玉条石砌成，无梁无柱，极为罕见。当地百姓这样形容：“这座房是好房，一没柱，二没梁，山沟出了巧匠人，窗户留在门头上。”洞内供奉的道教创始人李耳，巍然端坐，而其两侧的对联颇让人玩味：“存心邪僻任尔烧香无点益，持身正大见吾不拜有何妨？”

    人说长春观还有三宝：玉石、中草药和玉泉水。

    先说玉石。长春观地处三山的怀抱之中，而周围的山多由汉白玉和墨玉等许多名贵石头构成。每当太阳东升，周围的石头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衬托得道观更加雄伟壮观。再说中草药。长春观四周的山石间生长着地骨皮、五加皮、三七等近300种中药材，可以医治许多疑难杂症。

我们重点谈谈玉泉水。此地的玉泉井，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宝泉、神井，附近村民有个头疼脑热，小病小灾的，只要来此饮些井水，病症立马减轻。玉泉井位于海拔267米的半山腰中，井深3.7米，始建于唐，历代皆用。该井地处深山，污染小，又含有锶、钙、镁等人体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而这些微量元素恰是肠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克星。只是医病者一定要有耐心，不是一瓢见效，而要长期饮之。

    由此看来，安阳长春观真可谓“灵山圣水之宝地”。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至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褛梦》时在逻辑上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达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炼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一个分支即“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做“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作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锈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点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炼，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选自阳叔子《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有删改)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社会复杂化常常被提及。早期复杂社会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类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二是社会群体之间有了等级分化、主从关系。仰韶文化历时约两千年，其社会形态也经历了从简单的平等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转变。

    作为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半坡村的发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村庄。考古发掘表明．仰韶早期半坡文化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氏族社会的特征，迄今已知所有的居址和墓地都显示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较为平等的简单社会形态。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分化。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社会分化逐渐凸显，聚落社会内部越来越分化，与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越来越密切。大聚落、大型公共建筑、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也体现了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的不同。仰韶文化后期，在经历了庙底沟时期强劲的发展之后，仰韶文化出现了衰落迹象，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中原腹地，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呈现出一种衰落趋势。由于受环境限制和文化中保守因素的束缚。当太湖地区已经进入古国文明阶段时。仰韶文化分布区仍处于文明前夜·成为被周边文化影响的区域。

    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看。从距今6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图内的社会分化日渐明显，即从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时期。数次重大遗址的发掘证实．这一时期大小聚落内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都逐步向小型化分解。由从前规模较大的氏族等大集体转变为家族或大家庭等较小群体。半坡类型时期．无论是西安半坡遗址，还是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都表现出向心的凝聚式的聚落形态．反映的是平等的社会形态：而到了庙底沟类型时期，聚落中出现了建筑工艺很高的特大型房址，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分化。西坡遗址考古发现。大墓和中小墓交织在一起，同时，在西坡墓地中发现了玉钺，这在以前的仰韶中期文化中没有发现过。一般而言，玉钺象征着武力和权力。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社会分化达到了相当程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是该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生产技术有很多新突破，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氏族社会发展至鼎盛，由此进入解体时期，同时随着文明因素的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

    近年来，伴随考古领域的一批重大发现，人们对仰韶文化又产生了许多新认识。西坡遗址大型房址和墓地的发现、杨官寨遗址大型环壕的发现，为在仰韶文化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制度等有望得到全面揭示。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①周人认为，修德与刑罚实为一事之两面。然而，这种对刑德关系的思考却长期被后人曲解。《论语·为政》载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的本意并不是将刑与德彼此对立，而主要是强调单独用政、用刑的弊害。但后人误解孔子的原义，将刑与德对立起来，认为德为贤人君子所修，而刑则专为庶民小人而设。这种误解混淆了古人立刑的初衷，不符合西周刑德思想的本义。

    ②西周金文所提供的刑罚史料虽然极不系统，但仍可从中看出周人对于用刑的思考。比如，西周膡匜铭曰：“汝敢以乃师讼，汝尚忒先誓……宜鞭汝千，幭剭汝。”意思是说，牧牛违背先前所立的誓言，对其处以鞭刑一千，并施以墨刑。再如，夨人盘铭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鞭千罚千，传弃出……我既付散氏隰田、庄田，余有爽变，鞭千罚千。”意思是说，散氏向夨交付田地必先从耕田的农具开始，后又交付田地，两事皆立誓，如有贼心不诚，则受鞭刑一千，罚金一千，或流放逐远。这些史料记述了西周刑罚的一些真实情况：受刑者之所以受刑，是因其缺乏诚信的失德行为。这清楚地表明，西周刑罚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对失行者的惩罚，而是重在对失德行为的约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已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刑罚的重点如果仅仅在于禁暴惩恶，而不能戒其未发，其局限性就非常明显。因此，西周刑罚思考的重点首先在于以刑罚约束失德行为。德之不失，又岂可失行。这表明，周人早已懂得，崇尚道德、维护诚信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③西周金文史料表明，西周刑德思想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刑辅德。因为修德并不完全依赖于人的自觉自律，一旦人不能自觉修德而有所背失，借刑罚以正之就成为修德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换言之，道德的丧失不能仅靠说教加以匡正，而必须借助刑罚，这体现了西周对刑德关系的基本思考。《礼记·乐记》曰：“刑以防之。”即以刑罚作为防范道德丧失的手段。周人刑罚的目的是将其作为德行推广的辅助，而信为德之本，失信也就是失德，所以对于失信的行为必然处以刑罚。西周的文治不仅在于礼乐严整，更在于全社会崇德修信的风尚。这使诚信成为周人道德的核心思想，失信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西周社会实行以刑辅德，不仅反映了周人对于诚信之德的重视，而且也符合后来儒家的主张。《论语·为政》载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车不能行自然是无用之物；人而不信，纵有他才，也是无用之人。周人对于诚信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④西周社会对道德尤其是诚信的重视意味着失德失信同失行一样难逃刑律的惩罚。西周刑罚的首要作用即在于辅德，这是西周刑德思想的根本。毫无疑问，杀人越货的危害是巨大的，但德行的丧失、心灵的污染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决不可言轻，因为它会使世道人心涣散而产生动荡。西周社会距今已有3000年，时间虽久远，但古人的思想并不遥远，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值得今天借鉴。深入研究西周以刑辅德思想，不仅有利于了解中国古代法制史，而且对于今天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节选自冯时《西周以刑辅德思想的启示》)

为什么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其原因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在孟子之上。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荀子讲仁礼，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宣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悉，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过渡的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它们的核心仍然是“仁”。

材料一：

火，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南非的斯瓦特兰洞穴考古发掘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线索。在该洞穴埋藏最深也是最早的堆积层中，我们找不到积碳，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现人类用火的证据。在这一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型猫科动物的完整骸骨，还有许多零散的骨头碎片，上面带有牙齿的咬痕，其中就包括直立人的骨骼残骸。往上走，到了较后期的堆积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积碳，积碳是因不完全燃烧而形成的沉积物，这是人类用火的证据。而在这一堆积层中，所发掘出的是直立人的完整骸骨，还有其他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和鸟类动物的零碎残骸，其中包括被啃咬过的大型猫科动物的骨头，为数还不少。由此观之，洞穴“所有权”的转移，以及谁吃、谁又被吃的角色变化，都生动地证明了火的威力。

火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又最伟大的“工具”，用火是人类独有的行为，使用火可以重塑自然世界。然而， “工具”也许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字眼：不同于一把没有生命的刀具，火有自己的“生命”。即便时至今日，火至多是一种“部分驯化物”，经常不请自来，若不加以谨慎看管，它随时可能脱离控制。

人类用火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至四十万年之前。人类用火带来的巨大影响，·远非后面驯化植物或动物所能比及。人类手中的火是地貌景观的“设计师”，但为何这一观点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并未留下应有的记录呢？ 原因很可能是火的力量是在数十万年的历程中扩展开来的，而完成这一过程又是在“未开化”的阶段。

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注意到自然界的野火能够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野火清除了旧有的植被，火熄灭后，会产生人类所需要的种子、浆果等，最重要的是，野火熄灭后，新长出的草地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而这些食草动物正是人类的猎物。北美的原住民懂得用火去整饰地貌景观，招引麋鹿、海狸、野兔等，最后将这些猎物擒获。也就是说，他们首先精心创造出一片“栖息地”，引诱猎物前来，把猎物收入囊中，这也就代表着某种“丰收”，只不过对象是他们有意识吸引而至的。如此看来 ， 早期的人类不仅用火改变地貌景观，而且他们还懂得用火去捕捉猎物。在火被驯化后，人类为张罗一餐所要奔波的半径范围，也就大大缩小了。这就为人类逐渐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火可用于烹饪，将生食煮熟——这是使人口聚集起来的一种方式。用火去烹制生食，就等于将一部分消化过程放到体外进行。在火的作用下，食物中的淀粉会发生糊化，这时淀粉会变成糊状的溶液，食物将变得更为柔软和粘稠，也更易让人咀嚼和消化，人类从糊化后的食物中提取营养所需要消耗的热量也相应变得更少。同时，烹饪所引起的化学分解，可以为人体提供更多的能量，因此使得智人所需的食物更少。有了火，早期人类就可以收集并进食各种食物，其范围远非早前所及：有些植物长有棘刺、褶皱，或者厚厚的外皮，现在通过火的烹制，就可以将它们去皮、打开；那些坚硬的种子和纤维性的食物，消化它们需要惊人的热量，直接食用这些食物对人类而言得不偿失，现在经过火的作用，这些食物不仅变成了可口的美味，而且消耗的热量更少。

利用火给人类的基因和生理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若同灵长类的“表兄弟”进行比较，人类肠道的长度还不到它们的一半，牙齿更是小得多，这是因为在烹饪过程中，食物内部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改变，这会使食物变得更为软烂，更易咀嚼和消化。因此我们在消化食物时消耗的热量也就少得多，这样就可以给大脑提供更多的热量。理查德·兰厄姆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的大脑容量为什么这么大，其体积是一般哺乳动物的三倍之多。从考古遗迹中发现，人类大脑容量的激增，是与家户灶台同时出现的。

(摘编自詹姆斯·C.斯科特《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材料二：

先祖何时跨过了从利用自然火到有控制地用火的这道门槛？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是发生在直立人的早期(大约距今200万年) ，因为直立人与更早的能人乃至南方古猿相比，在体质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脑容量的显著增加，而这些改变只有在用火熟食后才会发生。“熟食假说”认为人类用火始于200万年前的直立人早期。该假说认为用火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用火的初衷是烧烤生食，熟食使人类更易获得所需的营养。对大脑而言，食物经过高温烹饪，其中的蛋白质会发生水解，生成具有鲜味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不仅提高了食物的口感，还是大脑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同时熟食大大减少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危害，这使得人类体质发生了明显改变，并因此进化成直立人。人类从此解放了双手，能够开始进行采摘、制造工具等复杂的活动。

这一假说是从人类进化过程中形体变化的角度进行的推断，尽管得到很多支持，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学者宣称在古人类遗址中发现了早期直立人的用火证据，例如南非的斯瓦特兰洞穴、肯尼亚的切苏旺加遗址、中国山西的西侯度遗址和云南元谋人遗址，这些古人类遗址距今都超过150万年，但这里发现的所谓古人类“用火证据”，因遗迹遗物分散、材料少、保存状况不佳而很少被学术界认可。例如，早期人类不会构建火塘，很少会留下结构性的火塘残余，同时，对于出现在地层中的零散的不完全燃烧沉积物，是人为用火还是自然野火的产物，也很难辨识。

大量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新发端的行为方式，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类的栖居方式，并使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向减少流动性、更好地控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向发展，而人类学会利用火被认为是对人类生计模式、社会结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变量与发展动因。

人类引来的燎原之火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区域内特定生存资源的密度增加，获取特定资源的可预见性增强。在此情形下，捕获小型猎物更加便利，觅食的不确定性大为减少，觅食所要行走的路途大为减少，人群的流动性随之变小，这就预示着定居趋势的出现，进而人口规模扩大，社会日益复杂化，私有领地和财产的概念开始出现，这时文明的曙光若隐若现。

(摘编自高星《史前人类的生存之火》)

【注】人类的进化主要分五个阶段：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