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一些，当时人们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令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北宋都城汴京，在城市排水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汴京城水系十分发达。英国加迪夫大学建筑系访问学者刘橄介绍说，当时的北宋汴京城包括3重城壕、4 条穿城河道、各街巷的沟渠以及城内外湖池。3重城壕总蓄水容量达1765.6万立方米。4条穿城河道为汴、蔡、五丈和金水4河。根据文献记载估算，4条河道蓄水总容量约为86.63万立方米。此外，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施，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4个池沼。城市河道密度大、调蓄容量大是宋东京的特点，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很高的科技水平，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备，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

    当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宋代官员的积极努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轼。苏轼曾亲自指导疏浚运河，开浚西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江潮带的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每隔三五年就需要开浚一次，既妨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已久。苏轼“率僚吏亲验视”，组织人员花半年时间整治二河，使“江潮不复入市”。苏轼还大力疏浚西湖，采用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堤上两旁种植杨柳。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长堤称作“苏公堤”。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摘编自关照《海内沟河尽晏清——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

    人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具有学习的能力。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时间中的桥梁——记忆。在动物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有记忆，但是它们的“记忆”是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一个小白老鼠在迷宫里学得了捷径，它所学得的是一套新的生理反应。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人固然有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但是他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从这方面看去，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即时间的选择累积。

    一个依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阻隔的问题，它的寿命是一联串的“当前”。但是人却不然，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如果记忆消失了，我们的“时间”就可以说是阻隔了。

    人有此能力是事实，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须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人的学习是向一套已有方式的学习，唯有学会了这套方式才能在人群中生活下去。这套方式并不是每个人个别的创制，而是社会的遗业。小白老鼠并不向别的老鼠学习，每只老鼠都得自己在具体情境里，从“试验错误”的过程中，得到个别的经验，它们并不能互相传递经验，互相学习。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上边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就是社会共同经验的累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构筑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构筑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江南文化的特性是在与北方文化以及与荆楚文化等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饱满的感性审美，与放达沉稳的现实诉求以及与清丽秀美的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江南文化在与主流的北方伦理文化相抗衡中，以柔克刚，“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自晋室南渡以来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

    江南文化给予历代文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陈望衡在《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中认为，“江南概念主要是审美的。江南文化从主调来看，是一种审美文化”。这真正抓住了江南文化的审美和诗性本色。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原体制文化的大传统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自由的小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张力，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互补中的发展。而江南文化就处于费正清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地带。

    这种相对自由的文化小传统自宋代以来一直处在引领中国教育、文化和经济的地位，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如有清一代，全国共产生（文）状元115名，江南文化圈所属三省（苏、浙、皖）的状元数为78名，占全国的67.83％。这些数据说明，到清代时，江南在文化教育方面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这些状元以及出身此地的进士大多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同时他们在经济领域亦叱咤风云。

    这种重学崇文的传统影响所及，到晚清和民国，苏浙两省的现代文学家可谓灿若群星。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等，均是一流的文学家。江南文化自古迄今所形成的底蕴和特色，也深刻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家，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的骨髓当中。

    首先，江南文化培育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学信仰维度。这种信仰渗透进先锋文学家的血液中便引发了当代先锋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在全国有遍地开花之势，各地不少作家都进行过先锋实验性写作，但时至今日大多已偃旗息鼓。而成长于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如苏童、格非、叶兆言、余华、王安忆等，创作势头仍然不减，且先锋性显明。

    这是一种基于对文学的信仰所带来的执着，这种信仰来源于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深切记忆和感恩情怀。江南迷离的山水和氤氩的烟树，温和的气候与鱼米之多，构成了这种准宗教氛围的外在地理和风物条件。在对文学的追求中，自古以来的江南文化漫透着不同于北方的洒脱和空灵，那些生息于此的当代先锋文学家们同样承继了这样一份精神遗产。

    其次，先锋文学在实验冲动过后仍然富有活力地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这得力于江南文化在当代的精神积淀。这种积淀体现在构思、语言、意象、叙事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折射出了江南文化的影子，都带有鲜明的江南风物特点。然而，这种风物是以与传统审美意象相反的反讽方式体现出来的。

    先锋文学的中坚力量正是那些至今坚持先锋写作的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大多栖居在江南的城市里面，以最新潮的姿态和话语方式传达出江南传统文化最深沉的品格。如此看来，中国先锋文学应拥有更加夺目的未来。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姓氏，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发明

    中国人的姓氏有两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至今已经五千多年了；二是中国人的姓氏是按照父系传承的，这一点恰恰与遗传学中的Y染色体的传递方式相一致，除了极为罕见的异常，一代代的只要是男性，就会一直传下去。

    我们的祖先太聪明了，他们在五千多年前就用“姓”给自己的家族做了命名。当然，我们祖先这么做的时候，想到的不仅仅是标识自己，区别他人，很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古人提倡同姓不婚）。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举一下子给他们家族的染色体Y打上了标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姓氏”，就是染色体Y的“姓”，因为生生死死，承载着姓的一代代的人都消失了，但染色体Y却与“姓”结合在一起，流传至今。姓的传递，就是Y染色体的传递。这真是人世与自然神奇的同构。我甚至认为姓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项不亚于四大发明的伟大发明。

    中国人在传统上特别看重生男孩。这种现象不仅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意义，而且还有着更深的生物学上的意义。男孩是染色体Y的承载者，而人体其他的45条染色体在人类一代一代的繁殖过程中被反复地打乱重组，加之配偶的染色体不断地补充进来，基因被逐渐地“稀释”。但是除了少数的突变外，Y染色体躲过了被“稀释”的命运，它将随着这个家族的男性成员一直延续下去。

“姓”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还有竞争。今天新百家姓排行榜上的前19个姓，包括了汉族人口数的一半。但是中国人的姓氏现今仍在使用的有4000多个，也就是说，不到0.5%的姓，占据了50％的人口。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23000多个姓。如果把姓氏看做是物种，那么那些消失的姓氏就是灭绝了的物种，留存下来的则是成功者。最“成功”的是那些大姓，比如张、王、李、刘、赵、朱等，如今前3个姓每一个姓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7%，刘姓人数超过5%，赵姓超过2%，朱姓超过1%。刘、李、赵、朱这几个大姓不正是中国几大王朝（汉、唐、宋、明）皇帝的姓吗？皇权使这几个姓发展成为中国的常见姓，这可以归结为姓氏发展的“皇室效应”。

    同时，姓氏也是一笔珍贵的资源，不仅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尤其是那些小姓、奇姓、罕见的姓更是一种珍稀的资源。想想看，在漫长的历史惊涛骇浪中，这些小姓、奇姓没有借助任何权势的力量，竟然在姓氏的竞争中走了过来，给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独一无二的Y染色体的遗产。多一个姓，不仅多了一份家族史，一份文化史，更是多了一份基因史。

    然而在今天，这些小姓和奇姓，有的正在消失，有的正处于濒危的边缘。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保护不常见的小姓、奇姓，因为一个不常见姓的文化价值和生物学价值并不比大熊猫差。既然我们对濒危的野生动物那么关心，对野生动物一个物种的灭绝忧心忡忡，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稀有的姓氏的灭绝无动于衷呢？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影响远比生物学特征的继承重要得多，我们无意推崇男尊女卑，也无意阻止人们的姓氏随意化的倾向。但是，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姓氏传承者的聪明之举，值得延续。在你想变动你的姓氏，取得一个时尚的新的“社会姓氏”时，不要忘记记录下你原有的“生物姓氏”，即“Y染色体姓氏”。这对于遗传素质和人类健康以及疾病的研究，对于文化现象的揭秘，对中国人的迁徙，甚至对中国人来源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我们今天未能预见的许多问题的揭示，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是让外国非常羡慕的资源，因为它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更珍贵的是它稳定地通过男性一脉相传。它是Y染色体的标记，可以说它就是“姓氏基因”。如果今天现代文明对中国姓氏的延续有严重冲击的话，为“姓”申报世界遗产可能极有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姓氏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钱穆先生曾从地理生态学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比他得出一个结论，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和平、包容、中庸、多样性等文化特征将是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人类未来的选择方向。农耕文明即以中华文明为标志。所以，重新阐述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便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从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而画八卦肇始，天水的伏羲庙里立着他的塑像，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形象：一个人矗立于高山之巅，头顶是浩瀚无穷、神秘莫测的星空，眼前是广阔无垠、连绵不绝的大地、山川，人是其中一个既渺小又伟大的存在。它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道法自然，是人在广阔的生态环境中确立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旷野里仰望星空只倾听神的安排。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文化。八卦是天地变化的八种景象，理解了这一点，人类便可以顺应自然稼穑、收获、生养。后来周文王将其演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一年中各种气象的循环，是自然规律。这便是《周易》的思想。根据这样一种思想，商朝时中国人确立了四季，周朝时发展为八节，秦汉时演变为二十四节。

    现在来看，《易经》不单是中国最早的生态哲学著作，也是人类最完备的生态文化的元典。孔子在编纂《易经》的各种文献后加入“道”“仁”“君子”“礼”等关键词，犹如在大河里扔下一块块巨石，使一部自然主义道术拥有了人道主义思想，也使天道与人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老子的《道德经》通篇讲了一个道理，即道法自然的治世理念，应当是《易经》之后的第二部生态文化的元典。儒家试图树立人的伦理形象，将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开来，道家则从天地万物的变化中将人重新放置于自然界中观察，一正一反正好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多维性。

    这种看上去有分歧的思想在董仲舒时得到了统一，他集百家之长，将旧儒家发展为新儒家，形成了“天人感应”之观念，并依循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这是道法自然的社会应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逐渐形成。后世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区别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整体观，即在天地之中确立人的关系，一方面根据自然生态的伦理构建人类社会的伦理，将人伦确立；另一方面，又常常将人重新放置于浩茫的宇宙之中，使人在理解天地、效法天地的过程中与天地浑然一体，忘却自己的主体性。

    中国人关于生态哲学的观念，不仅仅停留在人类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以及应用在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方面，而且还深刻地体现在个体生命的本体世界。《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关于养生的对话著作。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医学著作，究其实质，仍然讲的是人如何道法自然、延年益寿，因此，也是中国人关于个体生命的生态哲学。阴阳调和、道法自然是其基本原理。

    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人类轴心时期的大哲学家时发现，其他的哲学家基本都是与神交往进行思想，只有中国的老子和孔子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思想。而这正是今天人类生态文明时期苦苦寻找的生态思想。

（摘编自徐兆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智慧》，2018年6月16日《光明日报》）

    戏剧是在舞台上表演的综合艺术，主要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又称剧本，是与小说、诗歌、散文并列的文学样式。通常所说的戏剧欣赏，主要指的就是对剧本的欣赏。

    欣赏戏剧，首先要了解戏剧所展示的戏剧冲突，冲突是怎样形成的，冲突的性质是什么，进而弄清冲突发展的过程，完整的把握剧本的情节。戏剧冲突，主要指剧本中所展示的人物之间、人物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看冲突，其中主要表现为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雷雨》第二幕表现出多种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表面看来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实际上是阶级之间的矛盾。鲁侍萍与周朴园之间的冲突属于下层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冲突属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主要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同时也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

    欣赏戏剧，其次要把握戏剧语言。语言是构成剧本的基础。戏剧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和舞台说明。人物语言也叫台词，包括对白、独白、旁白等。剧作家通过人物语言来展开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戏剧主题，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舞台说明是一种叙述语言，用来说明人物的动作、心理、布景、环境等，直接展示人物的性格和戏剧的情节。第一，要品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所谓个性化，是指受人物的年龄、身份、经历、教养、环境等影响而形成的个性特点。第二，要品味富有动作性的人物语言。动作性包括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内心活动），像周萍打鲁大海，他们之间表现为外部动作；鲁侍萍看见周萍打鲁大海后那种痛苦的心情，是内部动作。第三，要品味人物语言中蕴涵的丰富的潜台词。好的潜台词总是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给人以品味、想象的空间；比如《雷雨》中，鲁侍萍听周朴园“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的时候，虽然顺着周的话语说“哦，好地方”，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

    欣赏戏剧，还要学会欣赏戏剧人物形象。首先，要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其次，要注意人物的语言；另外，还要随着剧情的发展，弄清人物性格的发展交化。因为，人物形象是在戏剧冲突的发展中通过戏剧语言来刻画的；戏剧冲突主要是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它为人物性格所决定，同时又是为展示人物性格服务的。因此，要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物形象，还要弄清在冲突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人物形象有无变化，以及有哪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