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不死的祖父

渡边浩二

    祖父是一位巨富，他仅靠一代的奋斗便构筑起现在数亿万日元的家业。可是他在刚过花甲之年，打算将家业传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的时候，被查出患了癌症。

    由于内脏的癌肿摘除手术十分成功，所以虽然还会有复发的可能，但是医生说，只要依靠药物抑制就无大碍。

可是祖父似乎并不满足这一点，继而提出一项有些出人意料的要求，那就是用别的健康人的内脏来替换自己所有的器官。但不能是死人，而必须是活人的内脏！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植物人，然而几乎是空手而归——植物人的家属拒绝拆除维持亲人生命的医疗器械。

为此，祖父想方设法，经过多次协商，终于以高额的补偿金换回了一个植物人的身体。

    就在这时，政府却出面干涉了。国家法律认为，植物人虽说处于死亡状态，但仍是活着的人。因此，夺取他们的脏器，无异于杀人害命。所以，祖父的行为可以说是购买人体，甚至也可能构成杀人罪！

    祖父并不因此而断念，他有自己的主张——植物人的躯体，即使不卖给我，也是必死无疑。那么，趁活着的时候将肉体提供给需要的一方，结果不都是一样吗？

    而政府告诉祖父，只有在拆除医疗器械之后，才能摘除脏器。但祖父不同意这一做法，将政府告上了法庭。

    判决在传媒界引起很大的争论。焦点集中在“若脑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那么，何种状态才可称为死”这一问题上。祖父仍然固执己见，认为靠机器维持生命的植物人可以认定为死人。

    祖父对此事所持有的热情令全家都感到吃惊。他已经上了年纪，即使接受了那种手术，恐怕也不会延寿多少年。并且，已决定稳居静养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像对“生”有着如此强烈的愿望。

    判决花费相当长的时候，最终以祖父败诉而告终。

    司法界的结论，仍是依据常识，认为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的植物人并非死人”。

    虽说是依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但只要有一个细胞还有存活的可能性，便可认为生命依旧存在。只有在拆除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所有细胞都死亡时，才可以称其死亡并允许进行脏器移植……这就是判决书上写着的最终结论。

    审判刚刚结束，祖父便去世了。或许是让人担心的癌细胞扩散所致，但祖父也的确到了寿终正寝的年纪。

    可在这之后，却引发了小小的骚动。祖父的律师开始采取行动。律师们拿出祖父临终时托付的文件，对给祖父下死亡定论的医师提出死亡证明无效的起诉。

    令人费解的是，祖父在生前，将手术中摘除的一部分癌肿寄放在某研究所的仪器中了。那是具有特殊作用的仪器，其功能就是维持细胞的生命力！众所周知，癌细胞不同于一般细胞，只要不断汲取养分和氧气，它就会无限地分裂下去。也就是说，它是长生不死的细胞！

    我去看过那些细胞，在玻璃容器中，仿若一片牛肉。然而，那却正是“长生不死的祖父”的形象。

    律师们提出，只要有一部分细胞还存活，祖父就没有死亡。

    司法当局一定不知如何是好。

    按常理，祖父的确已经去世，但政府当初正是以“虽说是依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但只要有一个细胞还有存活的可能性，便可认为生命依旧存在”来答复祖父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承认，祖父仍旧活着。

    只要不拆除医疗器械，祖父……祖父的癌细胞就会永远活着。并且，祖父生前已嘱托家人不能拆除医疗器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奉养祖父直到永永远远！

    那么，祖父为何要这样做呢？

    读到这里，不知有人能否破解这个谜。我也是看了祖父的遗书（不，因为他并没有死，所以正确来讲不应称之为遗书），才恍然大悟的。

    祖父并不是对“生”留恋不舍，而是为我们子孙后代设计了一步很巧妙的棋。试想一下祖父打下的江山和积累的巨额资产，就会晓得由于他的死，我们将缴纳多么大的数额的继承遗产税。但只要祖父一直这样活下去，我们家族就再也不必缴继承遗产税。

    我们一家的巨额财富，将永远这样得到保障，不必缴一分一厘的继承遗产税！

（选自《外国小小说》）

我讲最后一个故事

裘山山

    不知是谁提议的，每人讲一个故事。

    当这个提议摆上桌面时，桌前坐着的八个人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简班长叫简单，如今早已是简处长了，他醉意浓浓地说，我可是天天看报的，大小报都看，从上班看到下班，谁要剽窃报上的现成故事，我马上就能知道，罚他喝酒！

    大家一个个说着自己的故事，引来一阵阵笑声。简单说，严亮，你讲讲吧，让我们也了解了解你。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米晓岚，米晓岚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看得出，她的内心并不轻松。

    严亮和米晓岚上高中时就挺要好的，上大学后依然情深意长。没想到严亮从军医大毕业后，一下分到了西藏。两人就此分了手。

    孙家杰见严亮不讲，就说，这样吧……没等他说完话，张平均自顾自地说，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自己的酒楼喝酒，喝高兴了，就站起来大声宣布，今晚所有的客人都免单！这下可好，欢声雷动，夸我是个豪爽的老板……

    严亮说，比起你们讲的这些故事，我的生活实在太平淡了。我们团驻守的那个地方，叫察隅，海拔跟成都差不多，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绿色，还有花。

    米晓岚插话说，察隅怎么会和成都海拔一样呢？差得太远了。

    严亮看她一眼说，你怎么知道？

    这是他们俩今晚第一次搭话。严亮说，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那儿有一种毒蚊子，它只要在你手上叮一下，你整条胳膊都会肿，半个月才能好。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蝎子煮熟了吃可以消毒，要是生吃会不会更好些呢？我就决定试试。

    简班长说，你小子胆子还挺大。他注意到，米晓岚抬起头来，有些担心地看着严亮。

    严亮笑笑说，我找来一个卫生员，让他观察我的情况。结果吃下去后，没有任何中毒反应。我这才大胆地用到临床上，当天就能止疼止痒，三天就能消肿。把我们团长高兴的，给我记了一功。

    简单说，严亮，我认为你讲的这个吃蝎子的故事，是今晚最精彩的故事。

    大家哄地笑起来，纷纷说，同意！同意！

    一个细细的声音突然响起，说，我还没讲呢，你们怎么就评出最精彩的了？

    米晓岚笑笑说，我来讲最后一个吧。

    米晓岚说，我认识一个女人，读中学时爱上了班上的一个男生。男生也很爱她。他们彼此说了许多山盟海誓的话。后来，男生大学毕业分到了西藏。在家人的坚决反对下，她只好和他分手了，其实坦率地说，家人不反对，她自己也缺乏勇气，也害怕面对西藏……

    可是分手后，她怎么也忘不了他，怎么也无法开始新生活。去年暑假，女人终于决定去西藏找那个男生。她想也许见到他，发现他还爱着自己，自己也还爱着他，她就有勇气面对西藏了。

    女人坐飞机到了邦达机场，一下飞机，她就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像要死掉一样。到分区后得知，去他那个边防团的路被洪水冲断了，而且断了不止一处，正在抢修。她只好住在分区的招待所等。在招待所，她见到了许多要去那个边防团探亲的家属，不少人还带着孩子。那些日子，她听到了太多关于军人家属的故事，那些故事让她非常具体地明白了当一个军人妻子的艰辛和不易，她有些害怕了。

    分区司令员请沿线的地方政府协助，先把这些女人送到道路中断的地方，女人们步行走过塌方处后，再由下一段路的地方政府接上，继续往前走。就这样，一段一段地往前移。可是最后来接应她们的拖拉机无论怎么挤，也挤不下所有人。护送她们去的分区干事非常为难。政委的家属见状说，我回分区慢慢等着吧。这时，那个女人拦住了政委的家属，说，还是我下去吧，我不是家属，没道理挤这个座位的，我只是去看一个朋友。她和那些女人分开后，返回了分区，又返回了成都……

    严亮直直地看着米晓岚，好像被她的故事定住了似的。米晓岚艰难地笑笑，说，我承认，我没有勇气面对，所以我就……半途而废了。

    严亮忽然说，不，不是这样的，这个故事还有个结尾。结尾是，当那些女人到达时，所有的丈夫们都等在路口，他们呼啦一下冲上去，和自己满身风尘的妻子孩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作为医生，我当时也站在那里等她们。当我看到这一场景时，忽然想，幸好我没结婚 。

    苗娜忽然大声说，不是说好了不许讲伤心故事的吗？

    她的眼泪和话同时涌出。

    没有人说话。

（选自《北京文学》，有删改）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仿佛他们抬着我穿过一座死城博物馆，穿过一个与我无关的、我所陌生的世界，虽然我的眼睛认出了这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眼睛。这是不可能的事：三个月前我还坐在这里，画花瓶，描字，休息时带上我的果酱黄油面包下楼去，经过尼采、赫耳墨斯、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的画像前，再慢慢地走到楼下挂着《美狄亚》的过道里，然后到门房比尔格勒那里去，在他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喝牛奶，甚至可以冒险地抽支烟，尽管这是被禁止的。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一定把躺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抬到楼下放死人的地方去了。也许那些死人就躺在比尔格勒那间灰蒙蒙的小屋里，这间小屋曾散发着热牛奶的香味、尘土味和比尔格勒劣等烟草的气味……

    抬担架的终于又进来了，这回他们要把我抬到木板后面去。我躺在手术台上，看见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上面那只灯泡的透明玻璃上，但是变得很小，缩成一丁点儿的白团团，就像一个土色纱布襁褓，好似一个格外嫩弱的早产儿。这就是我在玻璃灯泡上的模样。

    医生转过身去，背朝着我站在桌旁，在手术器械中翻来翻去。身材高大而苍老的消防队员站在木板前，他向我微笑着，疲倦而忧伤地微笑着，那张长满胡子茬的肮脏的脸，像是睡着了似的。我的目光扫过他的肩膀投向木板上了油漆的背面。就在这上面我看见了什么，自来到这个停尸间之后，它第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灵，震撼了我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使我惊骇万状，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黑板上有我的笔迹。在上端第一行。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这比照镜子还要清晰，还要令人不安，我不用再怀疑了，这是我自己的手迹！其余的一切全都不足为凭，不论是美狄亚还是尼采，也不论是迪那里山地人的侧面照片，或是多哥的香蕉，连门上的十字印痕也不能算数。这些在别的学校里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决不相信在别的学校有谁能用我的笔迹在黑板上写字。仅仅在三个月以前，就在那绝望的日子里，我们都必须写下这段铭文。现在这段铭文还依旧赫然在目：“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哦，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时因为黑板太短，美术教师还骂过我，说我没有安排好，字体写得太大了。他摇着头，自己却也用同样大的字在下面写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这里留着我用六种字体写的笔迹：拉丁印刷体、德意志印刷体、斜体、罗马体、意大利体和圆体。清楚而工整地写了六遍：“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医生小声把消防队员叫到他身边去，这样我才看见了整个铭文，它只差一点就完整无缺了，因为我的字写得太大，占的地方也太多了。

    我感到左大腿上挨了一针，全身猛地震颤了一下，我想抬起身子，可是坐不起来；我向自己的身子望去，现在我看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我的包扎解开了，我失去了双臂，右腿也没有了！我猛地仰面躺了下来，因为我不能支撑自己。我失声呼叫，医生和消防队员愕然地望着我。可是医生只耸了耸肩膀，继续推他的注射器，筒心缓缓地、平稳地推到了底。我又想看看黑板，可是现在消防队员就站在我跟前，把黑板挡住了。他紧紧地按住我的肩膀，我闻到的是一股烟熏火燎的糊味和脏味，这是从他油腻的制服上发散出来的。我看到的只是他那张疲惫忧伤的面孔，现在我终于认出他来了——原来是比尔格勒！

    “牛奶，”我喃喃地说……

（节选自《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兆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起，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嚷嚷着帮忙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儿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服都和上泥水和汗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说这围墙很好看。”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朦朦胧胧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都赞不绝口。会议上专家们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围墙门口进进出出，忙得飞起。不知道他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

（有删改）

有志者（节选）

茅盾

    睁开眼来，两片嘴唇轻轻一松，就有一个烟圈儿从他嘴边腾起，摇摇摆摆去了一段路，然后停住，好像不知道上前好呢转弯好，得站住了转一转念头，这当儿，那圈子一点一点扩大，那烟色也一点一点变淡起来，大到不能再大，淡到不能再淡，烟圈子也就没有。

    他有点失望。这当儿，他夫人的脚步声从房门外来了，决不会错。老是像拖着鞋皮——拖噜拖噜。他一听见就会头痛。他会立刻想象到自己的脑髓摊平了成为地板，而他夫人的鞋底——拖过！而且，他好像已经是地板了，他看得见夫人鞋底粘着的煤屑、鱼鳞、青菜梗。他两手捧住了脑袋，睁圆着一对恨极了的眼睛。

    “又是我打搅你了。”夫人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你看，阿大撒了我一身尿，不换件衣服怎么成？”

    他苦笑。夫人进来总是有理由的。然而，他讨厌他夫人屡屡进来，也是有理由的：他不趁这暑假的期间写成一篇“创作”，难道等开了学一星期二十小时的课，百来本作文簿那时倒写得成么？难道因为阿大会撒尿，夫人要换衣，他就活生生“牺牲”了稳可以到手的“创作家”的头衔么？不成的！那怎么对得起他自己呢！——他的“人生经验”，他的“天才”，他的五年来朝思暮想的一鸣惊人的大抱负大计划！五年前他毕业的当儿，不是早已在师长和同学面前——简直是在全世界面前，宣言他要精心结构“创”一部“作”么？已经蹉跎了五年了呀！不成的！那个——简直不成话！

    他无可奈何地往床上一躺，叹口气，喃喃地说：“哎，总得有个书房——书房；没有书房，产生不出——哎，伟大的——”

    他没有说完全，就觉得喉咙头梗住了。阿大要撒尿，夫人要换衣服，当真比他的“事业” 还重要么？笑话！

    过了几天，他居然独个人住到庙里去了。

    第一天是要布置出一个适宜于“创作”的书房来，一眨眼便已经天暗。自觉得“灵感”还没来，就上床睡觉。他有梦。当然是“创作”成功的梦。他从梦中笑醒了。他揉了揉眼睛，把小指头放到嘴里轻轻咬一下。不错，他感觉得痛，他不是在梦中。“品一会儿茗提提神是好的，”然而因为茶，他就联想到咖啡。对了，咖啡是不可少的。不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仗了二万几千杯咖啡？

    “怎么从前就忘记了呢！天大的损失！不然，我的杰作早已产生了，何待今日！”

    夫人将他指定要的黑咖啡买好寄了来时，已经是他在庙里的第四个黄昏。三天来他原稿纸撕掉过十几张，但是摊在书桌上的原稿纸依然只标着一个大大的“一”字。这怪得他么！夫人还没把黑咖啡寄来呢！这个责任自然是夫人负的！

    然而现在黑咖啡终于寄到了，他的脑细胞又立刻下了全部紧急动员令。那一晚，他开了第一次的夜工。

    似乎黑咖啡当真有点魔力的。他坐在原稿纸前面不到十分钟，便觉得文思汹涌，仿佛那未来的“杰作”的全部结构蓦地耸现在他脑子里；“哈，原来早已成熟了在那里！”——他夹忙中还能自己评赞了一句。他像大将出阵似的捋起袖子，提起笔来，就准备把那“原来早已成熟了的”移到纸上去。他奋笔写了一行。核桃大的字！然而脑袋里“早已成熟了的”东西忽然逃走！

    于是他不能不捧着脑袋了，不能不搁笔了。约莫又是十分钟。他脑子里的“杰作”的形体渐渐又显形。他眼睛里闪着光芒，再奋起他的自来水笔，又是核桃大的字，然而，不到半行，猛可地腿上来了一锥，他反射作用地拍的一下，半手掌的红血！就在这当儿，脑子里的东西就又逃走。现在他觉到占有这书房的，不是他而是蚊子。无数的蚊子，呐喊着向他进攻。他轻轻叹一口气站起身来，看看原稿纸，还是第一张，十来行核桃大的字；看看地上，香烟屁股像窗外天空的星！

    很委屈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十分可惜那第一杯黑咖啡召来的第一次“灵感”没有全数留住。“怪不得人家说汉字应当废除呢！要不是为的笔画太多，耽搁了工夫，我那第一次的想像岂不是全可以移在纸上么？——至少是大部！”

    “听说西洋的大文章，从来不作兴自己动笔的；他们有女打字。他们拿着咖啡杯，一面想，一面口说，女打字就嚓嚓地打在纸上。那自然灵感逃不走！”他一面搔着腿上背上的蚊虫疤，一面这么想着，觉得有点悲哀了。

    他诅咒又诅咒，终于在诅咒中睡去了。

（有删改）

欢乐颂

陈毓

    天赐我一个婆婆，我婆婆赐给我一大串亲戚。缘着那条脉摸索去，一个，一个，又一个……我用了几年时间，总算弄明白彼此间复杂的称谓。

    有个大妈，我最喜欢。每年清明前，大妈就会捎信来：今年的春茶下来了。油菜花黄了。再不来，林子里的笋子可老了。这些话经我婆婆转达，我会立即催促婆婆：明天我就陪您去一趟吧。

    大妈表达亲情总是从饭桌上开始，清炒菜薹、油焖竹笋、韭黄爆河虾、桃花豆腐、白果焖腊肉、笋干煲鸭汤……只有我们吃满足，大妈才觉得我们是见过面了。

    有什么吃什么，大妈总说。语气一定不是表达谦卑，是对生活的知足和感激。看见我们那么欢喜吃她做的饭菜，大妈的厨艺展示越发地才华横溢。一顿，又一顿。我感叹大妈把春天装进我身体里了。大妈说，你能多来就多来，这里的青山绿水，也不委屈你。

    大妈像个磁场，在她身边，我就觉安静、快乐、知足。我想这好比香樟树的周围不滋生蚊虫，在大妈身边我就不浮躁不定了。

    大妈爱唱歌，老了也没消弱这爱好，对人唱，对山唱，在菜地摘菜时唱，下河浣衣时也唱。是地道汉水民歌的调子，曲调婉转悠长，借景状物，从心所欲，真是情从心生，歌从口出，那么的自然而然，如万物生。蓝的天，白的云，山峰青，江水碧。简单却隽永的日子，我在那短暂的相逢里似乎过了一生，又恍惚只是打了个盹醒来。

    所谓幸福，也不过是依着这个蓝本画的吧？我端着大妈自酿的米酒，迷迷糊糊地想。大妈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淡淡地说，留你久住这里，你也会不惯，会着急。你小住几天合适。

    “妹是鲜花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蜜蜂见花团团转，花见蜜蜂朵朵开。”

    不知谁的歌声从河面飘过来。

    “太阳落坡四山黄，唱起山歌送阿郎，阿郎回家慢慢走，妹儿泪珠湿衣裳”。

    立即就有另一歌者在后坡呼应。我倾耳听。在这悠长欲睡的春日午后。大妈停住针线，悠然起歌：“大路边上栽南瓜，我把萝卜当娃娃。四季豆儿两头尖，当中一个闪弯弯……”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对身边咕咕啄食的小母鸡说。

    这样的大妈让我们忽略她的年岁。

    但是大妈七十三岁了，这年的春天我去看她，她告诉我她活不过七十四岁，谁都不在意她的话，我也不信，因为她依然清、瘦、硬朗。

    大妈的身体忽然弱起来，大家才想起她春天的话，几个哥嫂都不明白是什么给了她暗示，但大妈的表情从容自然，如落叶树木进入冬天。初冬的第一场风过后，大妈躺下，大哥通知该通知的亲戚，其中有我，大哥说大妈疼爱的人，都得回来给她唱歌。我以为是那一带老人故去后守灵人唱的孝歌，说我不会。大哥说，就是唱歌，欢乐的歌。

    我到时大妈已经弥留。大妈躺在床上，她要重新启程，回到三十一年前和她分别的大爹、四十年前从她怀抱离去的三弟身边。那是宋氏家族墓地，那里还长眠着大妈挚爱的她的婆婆，她在大妈五岁时收养了流落异乡的孤儿，养大妈到十八岁，然后从大妈的养母变成大妈的婆婆。没有通常人哀叹身世飘零的悲苦，大妈说，她从一个家走丢就是为了进另一家门的。现在，她回到她生命中几个重要的亲人那里，在那里继续看护她留在世上的亲人，她的遗言就是嘱咐她的亲人用歌声给她送行。

    歌声在大妈弥留的那一刻响起。都是大妈熟悉喜欢的汉水民歌的调子。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四妹、四妹夫一个接一个唱，直到这个家族的晚辈都加入到这唱歌的队伍里来，低缓、悠长、重重叠叠，让我再次看见那根血脉的藤，弯转绵延，生生不止。歌声伴大妈渐行渐远。

    我忽然惭愧，大哥说我是大妈疼爱的人，我当然得给大妈唱歌，我搜索心海，想起不久刚学会的一首民歌，我在大妈床前的席子坐正身子，端庄而歌。

    “太阳歇歇么？歇得呢。月亮歇歇么？歇得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女人歇下来，火塘会熄掉呢。冷风吹着老人的头么，女人拿脊背去门缝上抵着。刺棵戳着娃娃的脚么，女人拿心肝去山路上垫着。有个女人在着么，老老小小就拢在一堆了。有个女人在着么，山倒下来男人就扛起了……”

    灯火摇曳，我看见大妈脸上恍惚积满笑意，仿佛说，大妈喜欢这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