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

有人说，王熙凤的这句话滴水不漏，一箭三雕。请你说说这“一箭”中的是哪“三雕”。

蕙兰芫荽

木莲

    不喜欢芫荽，或者叫不重视芫荽，全因了那香。

    芫荽不像葱，爆锅时，细细地一股干香气窜出，长驱直入，进了肠胃；也不像姜，煮出的汤喝时平淡，不过数分钟，七窍全部打通，尽情地欢畅；甚至不像辣椒，噼里啪啦一阵拳打脚踢，一上场就将人打翻，那份火爆干脆利索，像海湾战争的地毯式轰炸，一点都不隐瞒，直率率逼得你泪水横飞。

    芫荽的香，浓重，烈性，怪异，鬼魅，阴沉，像捂在被窝里的汗气，借着热腾腾的食物，妖冶地上升。那香气，是芫荽嫩弱单纯的相貌无以承担的，太浓烈了，压了食物的原汁原味，显得歪门邪道。宗教信仰者忌讳食用浓烈气味的蔬菜，比如道家就忌韭菜、蒜、胡荽。胡荽即是芫荽，因了张骞从西域引进，汉人称作胡荽，道家不食它，认为它身上有荤气。《罗氏会约医镜》中有芫荽辟一切不正之气的说法。我倒以为它本身就不正气，何来辟了别人的不正气？

    单说芫荽，是餐桌上的配角，摆盘时的装饰材料，煲汤时的提味用料，它不单独成菜，豪放的师傅在做好的鱼汤里抓一大把芫荽撒下，厚厚的一层，虽然骇人，但即便再多，食客也明白，那不过是调料之一，顶多是个配菜而已。但，去除气味浓重，入口的怪异外，单作为植物的芫荽，我是欣赏的。

    周末，菜市场的芫荽青碧碧的，携带着夜里的露水，即使放在众多的蔬菜之中，它依旧是显眼的，它嫩，嫩的出水，它绿，绿成碧色，它看似细小，不占位子，却散发出一股股早春气息，使人爱怜。芫荽两个字，草字头，与草木关联，草木在新疆尤其珍贵，满目黄沙，苍凉大地，嶙峋山脊中忽然跳出个葱葱郁郁，大脑被绿波涤荡，整个身体都跟着鲜绿起来，人也变得阴柔起来，婉转起来。而芫荽两字，又不常见常用，偶尔遇见一次，像邂逅的梦中情人，心底一亮，想说的话太多，竟无从说起。这也是我欣赏作为植物的芫荽的一个理由。

    记得当年读三毛，读到结婚时，三毛说，找了一件淡蓝细麻布长衣衫，有一种朴实优雅的风味。穿凉鞋。头发放下来，戴一顶草编阔边帽子，没有花，去厨房拿了一把香菜别在帽子上。荷西打量着说，很好，田园风味，这么简单反而好看。他们锁了门，走进沙漠里。香菜就是芫荽，一把芫荽点缀的三毛，给荷西带来了一股田园风味，简单反而好看。芫荽作植物时，是有这个特点的，增辉添色，却不过分，适时又适宜，更何况是在沙漠里，在黄沙茫茫的天地间。

    我母亲读芫荽时，很动听，她把芫读做盐，我以为是方言的读法，后来查《植物图谱》得知，芫荽也叫盐荽，延荽，盐是北方发音，读的时候不如芫字委婉，像含在嘴里打了个转又出来，盐是把舌头摊一下，嘴型成一字，很朴素很厚道地吐出来。据此，每当她说，放点盐荽吧，我都学着她的样子，心里重复一遍盐荽，再看一眼质朴的她。她在出锅前的面条汤里撒上芫荽花，嘴里说，放点盐荽吧。手撒下去，像天上下了绿草，整个一碗面条都成了早春的颜色。

    青碧碧的芫荽入诗、入歌，才叫出神入化。

    早先听《斯卡波罗集市》，旋律幽婉，心动了好多年。一个苏格兰男子，借着象征爱情的欧芹、鼠尾草、迷迭香、百里香四种植物，思念心中的女子。你去斯卡波罗集市吗？那遍布欧芹、鼠尾草、迷迭香、百里香的小山坡，代我向那儿一位姑娘问好，他曾经是我的爱人，请叫她为我做件麻布衣衫。

    绝妙的译者，借了《诗经》的风格，译出蕙兰芫荽。歌词中那四种象征爱情的植物，并无芫荽，译者却生生地写出个芫荽来，并为题，是看中了芫荽的青碧，细嫩，还是草字头，要么是喜欢这两个组合在一起的汉字吧。

    问尔所之，是否如适？蕙兰芫荽，郁郁香芷。彼方淑女，凭君寄辞。伊人曾在，与我相知。嘱彼佳人，备我衣辎。竟有这般清雅的译者，坐在孤昏的油灯下，听着歌者声声倾述，顺手牵来一纸，饱蘸墨汁，提笔落案，问尔所之，是否如适？一字一字，字字珠玑，隽永的笔迹微微倾斜，一首千年后的诗经歌咏印到纸张上，她又加了诗名，不再是《斯卡波罗集市》，而是集市中常出现的蕙兰芫荽。

    后来，传唱，诵咏，译者隐没了自己。因为隐没，诗的美质在译的程度上再次被放大，更加地接近了《诗经》本身。而我脑海中的译者肖像该是：女性，清瘦，美目，蓄着齐眉刘海，穿棉布素色旗袍，对着手中的书，书中的诗，谦和地微笑着。

（《新疆经济报》，有删改）

良心的利剑

安宁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教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和声名，他门下的弟子，也都是精英。为了保证教授的质量，多年前，他就奉行一个原则，即每年只招收一个博士。即便如此，报考他的博士的学生依然是波涛般，今年败了，明年卷土重来。那个叫凡的学生，就是这样进入他的视野。

    凡是个少见的有韧性的人，连续报考了三年，均以几分之差屈居第二。第四年，凡又来考。他翻到凡的档案，微微一笑，想，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给凡这样优秀的学生一个机会。这次，凡的成绩果然高居榜首。但是，就在面试前一天晚上，校长亲自打电话给他说，按照慣例我们先要照顾一下自己学校毕业的学生，况且第二名也不一定比第一名差，明天面试尽可能多考虑再作定论。

    这几句话的含义，他当然明白。每年总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左右他的招生视线，他每次都能做到公平。这一次，他有些犹豫，校长为了招生，亲自打电话给他还是第一次，这个第二名的学生和第一名的水平不相上下。这个学生有较深的学术功底，校长有意栽培，定是想为学校培养后备力量，当然，该生的家庭背景亦不可小觑。那个连考了四年的凡呢？难道为了一份私心就让处在巨大喜悦中的凡瞬间跌入到冰冷的海底吗？如果开了先例，他以后在学生中的威信将怎样大打折扣？

    那一晚，他枕着这些问题辗转反侧，想到头疼欲裂，依然难以入睡。第二天展起，他打电话给另一个参加面试的教授，得知校长已经给这位教授提前打过招呼了。他知道这次的阻力非同一般，只好希求在面试中第一名的凡能够发挥出色，才能让这些阻力减弱。最后面试的结果，两个学生的表现不相上下，难分高低。

    面试结束后，他与另外几个教授，就究竟是按面试成绩，还是按照优先考虑本校学生的原则最取，好一番唇枪舌战。最终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录取，这是为了照顾校长面子的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他在据理力争下，勉强接受这一方式。在预料中，他一直想要招为弟子的凡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终被PK下去。

从那时起，他开始被一种奇怪的愧疚和不安折磨着。严重到每每看到这个被招收的学生，就会想起凡，想起他在面试上意气风发的模样；想起他挤在人群里看见红榜上没有自己名字时，眼睛里瞬间闪过的失落和哀伤；想起他看到自己走过来时，扭头走开去的尴尬。那一年，他比任何人都要盼望着下一届招生的到来，他想只要凡通过考试，无论如何，他都会将他招到门下，以此弥补曾有的过失。

    但是，凡在那一年没有报名。他在惶惑里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凡依然没有来。他终于知道那一次的错误将凡的自信和坚韧彻底地击垮了。这个醉心于学术的学生或许此后再也不会沿着这条路坚持不懈走下去了。而他，原本可以无视权威，无视其他专家的意见，将凡领入向往的芳香之旅的。

    他在其后的两年里，面容倦怠，神思忧惚，常常在登上讲台看到学生的时候，将要讲的内容统统忘掉。走路也蹒跚起来，不过63岁的人有了83岁的老者才有的无法收拾的衰颓和溃败。许多人以为他身体不好，劝他去医院诊治，他总是慌乱地找理由推掉。他的记忆力迅速地减退，却无法忘记凡转身时那淡漠的眼神，它像一把利剑，冰冷地插入他的胸膛。而他的良心却把那把剑推得更深，直到最后，他终于无法承受。

他花费很长时间，通过很多人，辗转找到凡的电话。电话接起的一刻，他没有来得及介绍自己，便开口道：凡，你今年一定要来报考我的博士，只要你分数过了，我保证一定让你顺利录取。而在听到凡的应答后，他立刻挂断电话，好像稍微晚一秒，凡就会改变主意。

    凡终于在四年后成为了他的学生，而且是他的关门弟子。他在凡毕业的那一年因病去世。他没有告诉过凡，在那四年里，他曾与良心的利剑，进行了一场艰难痛苦的斗争，最终，心力交瘁的他向这把无形的利剑举手投降。

    凡自始至终不知道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也没有告诉导师，其实自已从来没有怨很过他，是他那一年觉得累了才放弃继续考试。当他接到导师电话的那一刻，心底充溢的，除了巨大的惊喜和感激，再没有其他。而这位让我始终敬仰的教授，在安详地闭眼离去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

    人不知道的东西，时间与良心的利剑，却会清晰地记得。

材料一：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因而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体验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逼真，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如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是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的：“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让观众接受一个“客观真实的”、不容怀疑的情节。

那么，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观赏戏剧的呢？观众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会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中国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对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显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威尼斯小船相比，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但在逼真度上却各有千秋，因为观众衡量他们的尺度是不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证明这就是真实，所以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它还有种种不真；梅兰芳努力去表演得像真实，所以从表现的角度看，它已经很像真实了。这就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的立足点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在演员方面，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头子、老太婆，老年演员能扮演小姑娘、小伙子；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女演员能扮演男人。

从以上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的差别中可以看到：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力争消除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差异，其成就也在这种“消除”之中。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6年，布莱希特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注]演剧观极为不满。他指出，欧洲演员表演时有意把自身隐藏在“第四堵墙”之中。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表演的真实幻觉，让观众置身于剧情中并触发其感情，使观众的感情与演员自己的感情相融合，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方式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的桎梏。它不仅使演员与观众处于神智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且消解了观众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志，也削弱了戏剧的社会作用。而要改变欧洲剧场中舞台上的演员与舞台下的观众同悲欢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

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其一，演员注意自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中国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会有意关注和展示自己的表现手法，用程式化手段刻画人物。其二，演员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以固化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由布莱希特的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陌生化”被其视为一种戏剧表演技巧以及应有的演剧效果。演员应在舞台上冷静理智地观察自己的表演，提醒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融合在一起。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样，观众在被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份。

布莱希特之所以反对演员表演时和观众观剧时入戏过深，是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表演应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事物，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觉的丧失。因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如果观众能带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

（摘编自周晓露《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

【注】舞台一般只有三堵墙，“第四堵墙”是指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幻觉的墙。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的存在，就仿佛自己与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