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个泥水匠的完美生活
王千里

①孙宝平一直固执地认为，砌水泥墙这门传统手艺，传承是个问题。他的观点自然引来众多工友的嘲笑。

②“咱们这活，只要是个人就能干、都会干，还传统手艺，你咋不说是门艺术呢！”

③“孙宝平，你是不是放工以后在家里闲着没事短视频刷多了？咱们这就是砌墙抹灰的活计，自古以来哪个村没有十个八个泥水匠？你说说，这能叫什么传统手艺呢？还传承呢，传给谁？”

④“孙宝平呀孙宝平，你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如果砌水泥都是一门传统手艺的话，那俺家媳妇的烙饼技术，得称得上是非遗了。”

⑤众人在笑声中调侃着孙宝平。孙宝平不吭声，不回答，不理会他们，自顾自拿了靠杆往砌好的一堵墙上靠，严丝合缝。他砌的墙砂浆饱满，砖块均匀，一条直线样。

⑥在脚手架下打下手的孙平江早就跃跃欲试：“宝平哥，你歇会儿，我垒几行砖试试。”他胸有成竹，嘴角挂满自信。

⑦孙宝平不声不响，拍了拍手，小心地下了脚手架。孙平江撅着屁股爬到脚手架上，片刻的工夫开始吆喝起孙宝平：“宝平哥，你上来吧，我真的不行。”孙宝平抬头看去，一行红砖逶迤如扭动的蛇身，砖体把绷直的线绳挤得东斜西歪。他叹了口气：“下来吧！”没埋怨，没嘲讽。

⑧倒是孙平江，脸膛红如猴屁股。刚才说这活人人都能干、都会干的就是他。现在的他，在心里感叹一声，咱就是个打下手的命，砌水泥真的就是一门传统手艺呢。

⑨孙宝平在砌墙前，要求提前把红砖洇透。砂浆灰的水泥标号、稀稠程度也是有要求的。他分外关注的这些，是跟砌墙息息相关的。干砖、干灰、稀灰，水泥标号低了、高了，直接影响墙体的质量。他的完美主义到了什么程度呢，就他放工以后的行装，都让那些一块儿干活的工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⑩乡村建筑队收工的时间相对来说要晚一些，夕阳西下，鸟雀归巢，饭菜的香味在村庄里飘起的时候，工头才让他们收工回家。那些建筑工下了脚手架，拍拍手，随手点着一支烟，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朝家里走去。

孙宝平下了脚手架，先去水池洗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搓洗干净，然后甩甩手，把手上的水仔细擦干。接着，来到搅拌机旁的工具箱旁，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又来到垒砌成框架的房屋里墙内，掏出衣裤换上，换下的衣物随手放进布袋里。从里墙出来的孙宝平，衣着干净，一双黑布鞋，一身白褂黑裤，有些仙风道骨了。

还有没走的工友，浑身沾满泥浆，望着换好衣服出来的孙宝平，咂着嘴：“宝平呀，你真是多此一举，咱就是干活的人，又不是放工以后去相亲～”孙宝平笑笑，提着布袋朝家里走去。村里有人知道他在村东干活，见了他，笑着招呼：“放工了，宝平！”孙宝平回之一笑。他们望着一身干净衣服，步履轻松的孙宝平，眼里满是艳羡。有不知道孙宝平在村东干活的，就问：“宝平，又进城了？”孙宝平笑笑.摇头：“干活呢。”

大家都是穿着脏衣服回家，衣服浆得很硬，竖在地上过夜，第二天又套到身上。孙宝平跟别人不一样，回到家以后，掏出布袋里的脏衣服，自己去水塘边把衣服洗了。搭在门廊旁的晾衣绳上，一夜风吹，第二天早上衣服就干了。

有人背地里感叹，打拼了二十年，还不如一个泥水匠的日子过得舒心呀！说这话的是张秋生，一个早年进城打拼，如今定居在城里的一家装饰公司的老板。有一次回乡，他听说了孙宝平的事，就在镇上悦客来酒楼特意请孙宝平喝了一场酒。

一个公司老板请一个乡村的泥水匠喝酒，说出去也是稀奇事。实际情况是，张秋生和孙宝平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孙宝平从小水性好，张秋生是个旱鸭子。早年，孙宝平从村后两米多深的水塘里，救出了正在水里挣扎的张秋生。张秋生发达了，是来报恩的。

那晚，张秋生端着酒杯，望着衣着月白小褂，黑色长裤，千层底布鞋，一脸泰然的孙宝平，眼里忽然就汪满了泪水。自己在外打拼二十多年，见惯了钩心斗角，厌恶了商场争斗，遽然回首，再见到幼时朝夕相处的玩伴，内心陡生几分温暖。

他举着酒杯，一脸真诚地跟孙宝平说：“宝平哥，泥水匠在城里已经不叫泥水匠，叫新产业工人。你就放一百个心啦，有人传承传统手艺的，国家重视呢！”

孙宝平抿了一口酒，轻轻点头。

窗外，夜色温柔。小镇的街道上亮起了霓虹灯，健身广场上开始热闹起来了。

材料二：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摘自《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阿舒

茹志鹃

天暖了，花开了，树上已抽出新枝条，地面上绿茸茸的一片，一切都在向上窜向上冒。在庄稼还是“苗”的时候，就要给它移植，添水，加肥，锄草。“苗壮五分熟”，半年的收成，一半就看这时候的功夫。在这里，人过得紧张、热烈，有点辛苦，而生命的意味却更加深长。我正默想着，阿舒进来了。

“讲故事。”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接着就伏在我肩膀上，纠缠不歇。我朝她那张娃娃脸看看，便决定给她讲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我答应讲了，阿舒倒又提出了条件：“苦不苦?苦得我不要听。我要听有趣的。”

她不要苦的，她要喜剧，要大团圆，而我却偏偏觉得她需要的，不应该只是那些“有趣”的。

于是，从这天起，我每天晚上要给她讲两个故事，一个是“有趣”的，一个则是不那么“有趣”的。她听故事的态度认真极了，不插嘴也不大笑，嘴巴微微张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惊讶、欢喜，坦率地看着人。

每晚必来的，还有一位，就是小队长阿舒娘，来和我谈白天的生产。娘来了，阿舒就着急。“唉！不懂人事不知愁啊！”阿舒娘又是这句老话。

说阿舒不懂人事不知愁，我同意；但是老支书说的“要她愁什么呢”，我也觉得有理。我总想在以上两种说法当中，挑选一个，但是每天都决定不下。“十七”这个年龄，真是个奇妙的年龄。

阿舒小学毕业了，稻子也黄了。

村边金色的稻子在沙沙作响，透过厚厚的稻穗，前面一块后季晚稻试验田里有灯光在摇晃，这是有人在诱蛾子呢！

“是伯伯！”阿舒眼睛尖。

“今年单季稻长得不错。”我说了一句，老支书立即抬起头来，眼梢的皱纹像扇子似的舒展开来，“嗨嗨，不错是不错，不过……你倒估估看?”别人的估产，对老支书已是一种极大的快慰。

“错不了，少了七百五十斤你来问我。”田根公公说得斩钉截铁。

老支书连连摇头：“不行，赶不上啊！”我看他肚里一定还有一个什么指标。“伯伯，我们跟哪个队挑战比赛了?”

“比赛?我跟谁比赛?……不过，人活在世界上，你不比也是在比。”老支书站起来，把灯挂在架子上。立即，①老支书的身影映在厚厚的稻子上，灯晃动着，巨大的人影晃动着。老支书在说话：

“人人都有一辈子，有人一辈子做的事，硬是有些人活几辈子也赶不上的，这是什么缘故?”他看着远处，好像在问自己，又好像在问那高高的天，问那无垠的土地和大片的庄稼。

“这叫什么，”田根公公含着旱烟嘴，稳稳地说道，“这叫有人活得像一条龙，有人活得像条虫。”

他们这么谈着，阿舒迷惘了，忽然笑道：“做条龙有什么好处?”

“你不懂。”老支书爱护地朝她看了一眼，说道，“上半年的小麦，就算它一亩少收九十斤，全大队一千七百亩，算算看……”

阿舒用最快的速度，把答数算了出来。老支书说：“看，国家要少收入十五万三千斤的粮食。”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听见阿舒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刚刚干了一件重活儿一样。

第二天去公社开会。会议上，老支书站起来了，说道：“我们上半年小麦歉收，我要负责任。半年的收获，不够我们队吃三个月的，我们自己是种粮食的人，可现在吃的粮是乘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从别处运来的……”阿舒不安地转动着，把辫梢一圈紧似一圈地绕在手指上。

“……好多人都说我们水稻不错，可是我们全年的产量跟人家比起来，我们还是要吃人家的，穿人家的，我们……”老支书说到这里，拿着旱烟的手都颤颤的了。我看着阿舒，②她一动不动地挺坐着，两只手捏着那只精心打起来的蝴蝶结，放在嘴里咬，把绸带上的丝都咬下来了。

“阿舒，你在干什么?”我碰了碰她，她茫然地朝我看看，像什么也没听见，仍咬着蝴蝶结，绿色的绸丝，一缕一缕地飘落下来。

有谁知道这位姑娘的思想凝住在哪一点上?

“伯伯是一条龙。”阿舒忽然没头没脑地说，“田根公公说的那条‘龙’是什么意思，我懂了。”

“我懂了，我懂了。”风在吹，云在移动，太阳渐渐西下，上弦月已经挂在当空，一天快要结束了。③这一天里，在南方，在北方，多少小生命出生了，多少铁变成了钢，多少棉花变成了布匹，多少粮食收进了仓。在这里，十七岁的阿舒说“我懂了”。我发现“十七”这个年龄，不仅仅是奇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年岁。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身，忽听窗外有人说话：

“一层河泥，一层这玩意，倒是肥的呀。”

我推门一看，是老支书和阿舒娘朝外站在窗边议论，前面，那条河边上，阿舒带着她那个小组的全体成员——五个姑娘，正在河边捞菱藤。

“她们在玩什么呀?”我问阿舒娘，阿舒娘不以为然地说：“在积肥呀！”我忍住笑，出来拉了阿舒娘朝河边走去，一边朝阿舒叫道：“阿舒，你们在干什么呀?”

“④我们给土地老爷下寿面呢！”阿舒嚷道。姑娘们都是裤脚卷到大腿上，手里一式拿着两根长竹竿，嘻嘻哈哈地用竹竿夹住那些菱藤，真像下面似的，把藤绞在竹竿上，然后拖上岸来。阿舒娘一看她们这半身的泥水，不禁又笑着感叹道：

“唉！阿舒，你真是……”阿舒娘说到这，忽然来了个急刹车，下面那句“不懂人事不知愁”竟破例留在喉咙里面。

河边，菱藤已堆成了几个小山。几个幼儿园的孩子乐极了，在旁边转来转去，忙着采藤上的残菱。

“开心吧?”我问那些围兜袋里塞满了菱的小孩子。

“开心，”阿舒大声回答道，“这才真叫开心呢，你看！”阿舒朝岸上指了指。

那头岸上，竖着一块大黑板，黑板上写着她们积肥的指标数和已完成数，上面总的题额是极大极醒目的四个大字：“努力！争取！”

努力什么，争取什么，没有写出，可是我明白，她们要争取的，绝对不仅仅是完成积肥的指标。

太阳升起了，新的一天已经开始。这新的一天里，生活继续着，比赛继续着，看谁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比赛的人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许多十七岁的青年，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阿舒。

（选自《茹志鹃小说选》，有删改）

庙宿

陆鑫

“冷庙茶亭，街头路尾，只有要饭叫化的人，只有异乡流落的人，才在那里过夜。有个草窝的人任凭是三更半夜，十里廿里，总得回自己的窝里去睡，何况有高床板铺的人家!”一一个夏天的清早，我还闺着眼睛睡在床上，就听见父亲这样大声地申饬着。

这话是对我的表弟而发的。“舅父，我和邻哥儿到沙滩上捉蟋蟀，直到夜深，便和他们在茶亭里睡了一觉，天一亮我便跑来这里了。”说着颇带得意的神色，却不料遭了一顿斥骂。

听了这隔面的教训之后，我益发不敢自由放肆了。虽则我渐渐地不满意起我所处天地的狭小。①我幻想，假如我能睡在溪边的草地上过夜，可以任意眺望，草地上到处长满了花，红的，白的，紫的，十字形的。钟形的，蝴蝶形的……

我在父母的卵翼底下度过了平安的童年，我第一次觉得人生的旅途并不如幻想那般美丽，是我十八岁的一个夏天。

我从K地回家去。到了一个叫作长毛岭的地方，走到岭脚的时候，突然一种晕眩攫住了我。“休息一回罢。”我想。附近没有人家，离大路五十步远一株大枫树底下有一座庙。案前烛台上亮着几双蜡烛，炉里香烟绕缭着，这倒不是冷庙呢。一阵沁人的香气在风中送来。抬头一看，庙前的照壁上攀满一墙的忍冬花。我便倚在香案的脚上假寐着，养着神。

太阳西坠，人归，鸟还林。②暮色好像悬浮在浊流中的泥沙，在静止的时候便渐渐沉淀下来，也如沙土的沉淀一样，有着明显的界层。那时我所坐的庙位在山麓当然是暮色最浓最厚密的地方，岭腰是半明半暗，而岭的上面和远山的顶则依旧光亮，透明。一只孤独的鹰在高空盘旋着。那儿应该是暮色最稀的地方，也许它的背上还曝着从白云反照下来的阳光呢。

看看这庙里并不肮脏，看看这一墙的忍冬花清香可喜，一种好奇的心突然牵引着我：“既然走不动，便在这香案底下睡他一宵，且看他怎样?”庙宿虽是初次，我也不胆怯。明天，病好了，天未明前便起身走，一口气跑到家……

忽然我记起从前父亲责骂表弟的话。当时他这样大声地呵叱是故意叫我听见的么?是预知我有一天会在外边逢到山高水低，为免却这“迟行早宿”的嘱咐，便借着发怒的口吻，寓着警戒之意么?世间的父母，辛勤劳苦地为他们的子女都预备了一个家，大的小的，贫的富的，希望子女们不致抛荒露宿，而世上栖迟于荒郊冷庙中者，又不知有多少人!

“咦，你是×镇来的么，天黑了，坐在这里做什么?”一位中年妇人拿了一个香篮踏进庙来，熟视我的脸，惊讶地问。“是×哥儿吗?”

这种不意地直呼我的奶名怔住了我。我想否认，但说不出口。

“你认不得我，难怪，十多年头了。我是你的堂姊。小时候我时常抱你的。”她急促地把自己介绍出来，毫无疑义地她的眼睛不会看错。

我知道这位姊姊的名字，我也知道这位姊姊的命运。小时候我确是晨夕不离地跟着她的。她抱我，挽我到外边去采野生的果实，拔来长在水边的“千斤草”编成胡子，挂在我的耳朵上。端午时做香袋系在我的胸前。抱我睡的时候也有。有一次还带了一只大手套，在黑夜里把我吓得哭起来，那时我已有牢固的记忆了。在她出嫁的一天，好像并不以离开我为苦，在我哭着不给她走的时候分明地嫣然笑了……

看我一声不响，大概知道我有不得已的情形，便不再追问，只是热情地说，“天黑了，到我家去过夜，脏一点。”

接着连推带挽地把我拉进她的家。这不是家，这是庙左旁的一间偏屋。刚才我从右边进来，所以不曾留心到。③屋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灶，没有鸡，没有猫，没有狗，没有孩子，也没有老人，这不像家。

我在床沿上坐了下去并且回答她我是她的堂弟，她好像异常高兴似地问我：“你为什么不雇把轿子呢?你在外面读书的，像你这样真有福气。你们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的人。”

接着答我的问句，话便川流似的滔滔地流出来。她诉出了她一生的悲苦，在弟弟的面前诉说悲苦是可耻的呀，以前不是我每逢受委曲的时候跑去诉给她听的么?但是她还得这样地诉说着，世上她已无可与诉的人了。她说到她如何受丈夫的摈弃，受自己同胞兄弟的摈弃，受邻里叔伯的摈弃，如何失去她的爱儿，如何成了一个孤独伶仃的人。

她年纪仅三十左右，但望去好像四十的老人了。她又告诉我怎样来这庙，每天于早晨傍晚在神前插几炷香，收一点未燃完的蜡烛，庙里每年有两石租谷，她每年便靠这租谷和香火钱过活，勉强也过得去。

“靠来靠去还是靠菩萨。”慑于人之不可靠而仅能乞灵于神，她吐出这样可悲的定命论来了。听说我病了，她便收拾起她未说完的话，赶紧到灶下点起一把火，随即在屋的一只角落里拿来一束草——这类似薄荷的药用植物在家乡是普遍地应用着的——放在锅里煎起来，一面把她自己的床铺理了一理，硬要我睡下，又在什么地方找出一包红糖，泡在汤里，热腾腾地端来给我。一边抱歉似的说，“糖太少，苦一点。”

在她端汤给我喝的时候，这步行和端碗的姿态仍然是十多年前我熟识的她。我熟识她的每一个小动作。我感到安慰，我感到欣喜，在眼前，这化身为姊姊形态的家的温柔，令我忘了身在荒凉的岭下。她催我睡，不肯和我多说话，自己在床前地上展开一个旧毡陪我，我在这抚爱的幸福中不知不觉地睡去。

次展动身的时候，她为我整整衣领，扯扯衣襟，照着从前的习惯，直到我走到岭的半腰，回头望这古庙时，她还兀自茫然地站在那里。

④“有家的不论三更半夜，十里廿里，总得回去……”父亲的话始终响在我的耳际。

(有删改)

生活在天上

毕飞宇

蚕婆婆在这个悲伤的夜间开始追忆断桥镇养蚕的日子。成千上万的桑蚕交相辉映，洋溢着星空一般的灿烂荧光。它们弯起背脊，又伸长了身体，一起涌向了蚕婆婆。它们的身体像梦的指头，抚摩着蚕婆婆。每一个蚕季最后的几天总是难熬的，一到夜深人静，这个世界上最喧闹的只剩下桑蚕啃噬桑叶的沙沙声了。蚕婆婆像给爱蹬被单的婴孩盖棉被一样整夜为它们铺桑叶，往往是最后一张蚕床刚刚铺完，第一张蚕床上的桑叶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叶茎了。然后，某一个午夜就这样来临了，孩子们开始向麦秸秆或菜籽秆上爬去。蚕婆婆在这样的时候就会抓起一把桑蚕，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胳膊上。它们会昂起头，像一个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既像晓通人事，又像懵懂无知，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神情与你对视。蚕婆婆每一次都要被这样的对视所感动，被爬行的感触是那样地切肤，附带滋生出一种很异样的温存。

一到夜间蚕婆婆就会坐在床沿，眺望窗外的夜。蚕婆婆看久了就会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空洞，一种无从说起的空洞。这种空洞被夜的黑色放大了，有点漫无边际。星星在天上闪烁，泪水涌起的时候满天的星斗像爬满夜空的蚕。

日子一过了谷雨连着下了几天的小雨，水汽大了，站在二十九层的阳台上，就像是在天上，再也看不见地面了。站了一阵子，感觉到大楼在不停地往天上钻，真的是云里雾里。蚕婆婆对自己说：“一定得回乡下，和天上的云活在一起总不是事。”蚕婆婆望着窗外，心里全是茶色的雾，全是大捆大捆的乱云在迅速地飘移。

蚕婆婆再也没有料到儿子给她带回来两盒东西。蚕婆婆定了定神，发现盒底黑糊糊的，像爬了一层蚂蚁。她发现那些黑色小颗粒一个个蠕动起来了，有了爬行的迹象。它们是蚕，是黑色的蚕苗。蚕婆婆的胸口咕嘟一声就跳出了一颗大太阳。另一只盒子里塞满了桑叶芽。蚕婆婆捧过来，吸了一口，二十九层高楼上立即吹拂起一阵断桥镇的风，轻柔、圆润、濡湿，夹杂了柳絮、桑叶、水、蜜蜂和燕子窝的气味。蚕婆婆捧着两只纸盒，眼里汪着泪，嗫嗫嚅嚅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第二十九层开始了养蚕生活，就此生龙活虎了起来。她拉上窗帘，在阳台上架起了篾匾，一副回到断桥镇的样子。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二十九层开始了与桑蚕的共同生活。她抚弄着蚕，和它们拉家常，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家乡话。蚕婆婆的唠叨涉及了她这一辈子的全部内容，没有时间顺序，没有逻辑关联，只是一个又一个愉快，一个又一个伤心。

蚕仔的身体一转白就开始飞快地成长了。所用的篾匾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面积一天比一天大。阳台和整个客厅差不多都占满了。

离春蚕上山还有四五天了，大儿子突然要飞一趟东北。蚕婆婆一个人在家，心情很不错。她打开了一扇窗，在窗户底下仔细慈爱地打量她的蚕宝宝。快上山的桑蚕身子开始笨重了，显得又大又长。蚕婆婆从蚕床上挑了五只最大的桑蚕，让它们爬在自己的胳膊上。蚕婆婆指着它们，自语说：“你是老大，你是老二……”蚕婆婆逗弄着桑蚕，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重新怀了一遍，重新分娩了一遍，重新哺育了一遍。仿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个儿子又回到了眼前。

意外事件说发生就发生了，谁也没有料到蚕婆婆会把自己锁在门外了。蚕婆婆突然听见“轰”的一声，一阵风过，门被风关上了。关死了。蚕婆婆握着钱包，十分慌乱地扒在门上，拍了十几下，蚕婆婆失声叫道：“儿，儿，给你妈开开门！”

三天之后的清晨，儿子提了密码箱走出了电梯，一拐弯就看见自己的母亲睡在了过道上，身边堆的全是打蔫的桑叶和康师傅方便面。母亲面色如土，头发散乱。

儿子打开门，蚕婆婆随即就跟过来了。蚕婆婆走到蚕床边，蚕婆婆惊奇地发现所有的蚕床都空空荡荡，所有的桑蚕都不翼而飞。

蚕婆婆喘着大气，在二十九层楼的高空神经质地呼喊：“蚕！我的蚕呢！”

大儿子仰起了头，雪白的墙面上正开始着许多秘密。墙体与墙体的拐角全部结上了蚕茧。不仅是墙，就连桌椅、百叶窗、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与影碟、酒杯、茶具，一句话，只要有拐角或容积，可供结茧的地方全部结上了蚕茧。然而，毕竟少三四天的桑叶，毕竟还不到时候，桑蚕的丝很不充分，没有一个茧子是完成的、结实的，用指头一摁就是一个凹坑。这些茧半透明，透过茧子可以看见桑蚕们正在内部困苦地挣扎，它们蜷曲着，像忍受一种疼，像坚持着力不从心，像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半透明，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火，是一种迷蒙的燃烧和无法突破的包围……蚕婆婆合起双手，紧抿了双唇。蚕婆婆说：“罪过，罪过噢，还没有吃饱呢，——它们一个都没吃饱呢！”

桑蚕们不再关心这些了。它们还在缓慢地吐。沿着半透明的蚕茧内侧一圈又一圈地包裹自己，围困自己。在变成昏睡的蚕蛹之前，它们唯一需要坚持并且需要完成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吐干净，使内质完完全全地成为躯壳，然后，被自己束之高阁。

（选自毕飞宇《中国短经典•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黎明前夜

陈德鸿

大勇说，娘，回吧。

娘抓住大勇的右手说，到西风口寻到你弟，就让他回家来。一时走不脱，也让他寻机跑回来。娘顿了顿，又说，你爹这一没，日子眼瞅着就过不下去了。

大勇抽出手，揩了揩娘脸上的泪说，娘，我知道了。外面冷，回吧！

娘蹒跚着回了屋，一会儿又跑出来，冲走远的大勇喊，路上千万当心，寻不到，就早点回家。

走到村外一片收割后的田野时，大勇停下来，在地头找到一个写着父亲名字的木橛，然后蹲在地上，用右手抓了一把土，紧紧攥在手里，嘴里喃喃自语，小勇啊，咱家有地了，是政府分的，哥使不上力，你回来帮哥种吧！

第二天傍晚，大勇赶到西风口时，长长的队伍仍在不停地过着，土道旁，挤满了一层又一层的人。

大勇挤进人群，看着队伍中一张张稍纵即逝的脸，犯起愁来，这可上哪儿找小勇啊？听说兵是从昨天开始过的，也不知小勇过去了没有。

大勇想了想，也学旁人从队伍边拽住一个兵问，同，同志，我向你打听个人？

兵停住脚，叫啥名，是哪个部队的？

叫赵小勇，是，是3纵的。

不认识。兵摇摇头，3纵还没过来，你再等等吧。

大勇舒了口气，刚在离土道不远的一个土墙边坐下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便挤坐在他旁边。

大勇往边上挪了挪，男人又挤过来，说，兄弟，俺姓韩，刚才你说的话俺都听到了，俺儿子也是3纵的。那敢情好。大勇说，我是赵家堡的，你是哪的？

男人说，俺家在马家洼。

那地方我去过，有个牲口市。大勇问，那边的地也分了？

分了，分了。我这次找儿子，就是告诉他这事。这回家里有地了，俺再倒腾点牲口啥的，日子就更好了。家里还有啥人，能忙过来？大勇问。

家里还有个小的，不顶啥事。他娘病在炕上好几年了。男人说，俺一个人，多辛苦点就是了。

看着男人满足的笑意，大勇忽然想起来，前年在马家洼买骡子时，曾经和这个男人打过交道。

那时，大勇相中了一头骡子，这个男人要价15个大洋。大勇磨了半天，男人死活不吐口。眼瞅着太阳快落山了，一个年轻人突然把男人拉到一边，互相把手伸进对方的袖子里……大勇急了，拽过男人说，15个大洋，这骡子我要了。到家没几天，大勇发现这骡子走路爱往右边去，找来八爷一看，说是骡子左眼受过伤。听大勇讲了买骡子时的情况，八爷说，你这是让人唬了，那是爷俩，专好下扣子。

见大勇不吭声，男人说，我儿在部队表现可好了，打锦州时还立了大功呢。

大勇愣了愣，问，你这次来，是想把儿子叫回家去帮你？

男人撇了撇嘴说，那哪行啊，俺就是想儿子，让他对家里放心，告诉他在部队好好干，等全国都解放了再回来。

大勇尴尬地笑了笑，不吭声了。

半夜时，许多汽车和马拉的炮车驶过之后，又开始过起长长的队伍。男人问了几个兵，高兴地对大勇说，这是3纵的，咱们精神点。互相帮衬着打听。

天快亮时，男人找到大勇说。兄弟，你慢慢打听着，我，我回家了。

咋？大勇一边盯着队伍，一边问。

俺儿，俺儿他没了。男人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大勇不知怎样安慰男人，只是用右手轻轻拍着男人的肩膀。

过了好久，男人站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泪，踉踉跄跄边走边说，兄弟，管咋，俺儿这是光荣，没给俺韩家丢脸。

走了几步，男人又折回来，对大勇说，兄弟，那事儿；对不住了。等回去，俺给你寻头好的送家去，换回那头病骡子……

男人的身影在黑暗中消失了很长时间，大勇才回过神来，泪水早已湿了眼睛。

快中午时，大勇终于看到了队伍里扛着机枪的小勇。

小勇吃惊地摇着大勇的右手问，哥，你的左手呢？

大勇含糊着说，我这只右手也啥都能干，不耽误事儿。

小勇问，爹娘都好吗？

都好，都好，地也分了，咱家分了二十多亩呢。大勇说，爹妈特意让我来告诉你，家里不用你操心，在部队上好好干，不解放全国不许回家。

大勇往家走时，觉得自己的脚步比来时坚定了许多，也踏实了许多。

1950年4月，赵小勇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光荣牺牲。

（有删改）

玛雅人面具

徐则臣

那段录像很多朋友都看过，我没有瞎说。录像中，那座倾圮的金字塔废墟一样瘫在奇琴伊察。千真万确。现在只有画外音般植入的解说，金字塔和人声、风声、鸟叫声都在，人不见了。

人叫胡安。他是个做面具的，纯手工。那天，出版商朋友陪我从高大丰肥的热带树木的阴凉里走出来，一群叫卖声热浪一般扑面而来。朋友说，墨西哥的面具一定要带一个回去。我是木匠的儿子，见到好木工就起贪心是遗传。我爸是全镇最好的木匠，我爷爷也是，据说我爷爷他爸也是。总之，我出身木匠世家。我爷爷，家具之外最拿手的就是脸谱面具。那时戏班子化妆买不起油彩，就让我爷爷把张飞、关羽、包公的脸谱做成面具，往脸上一扣，可以反复用，又不伤皮肤。到我爸，不做面具，艺术抱负放在了木雕上，但我家里堂屋东山墙上挂着大几十个面具，有我爷爷的手艺，更多的是五湖四海搜罗来的。 

景区外卖面具的摊子一个挨一个，大同小异。看见胡安手工制作的面具，我两眼为之一亮。除了太阳神、蛇神等常见的玛雅人图腾，他把日常生活雕到了面具上：有人在渔猎，有人在吃穿。

他穿着玛雅人的民族服装，留长发，下巴垂下一绺小胡子，盘腿坐在一堆面具后面的地垫上。刻刀平稳地在木头表面前进，一条条木头片轻微卷起。刀起木落。几个动作过后，开始给面具开眼。如果把之前的走刀比作大写意，那现在就是工笔。他刀下的眼睛也是挖出两个框框，但你就觉得那眼睛是有神的，好像框框里面真有两只会转动和聚焦的眼睛。面具在他手中变换位置，我分明觉得一双眼睛从不同角度盯着我看。

我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问：“多少钱？”

胡安头都没抬，刀搭在膝头正做的面具上，右手五指张开。

我回他：“不贵，值。”

胡安抬起了头，真正让我震惊的事来了。如果不是在墨西哥，如果这不是一个做面具的玛雅手艺人，我就要用汉语问他老家哪里了。天地良心，他比很多中国人长得更像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脖子比别的玛雅人都长，身体也比其他玛雅人瘦高。

关于玛雅人是中国人的后裔之说，略有耳闻，零零散散也看过一点资料。中国人和玛雅人的确外貌相似，文化也十分接近。当然，也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玛雅人跟中国人没任何关系。这事儿不归我管，咱们说的是胡安。

“这个雕有金字塔，跟他们的都不一样，”胡安说，“先生喜欢我们的金字塔！” “何以见得？”

“直觉。”胡安一笑。真是太中国了。“有一处金字塔您肯定没见过。”

“哪儿？”

胡安比画了一个位置。那地方我朋友显然也蒙了。胡安用西班牙语跟他解释。我朋友对我说：“值得去。”

他们俩用西班牙语已经顺便谈好了行程和价钱，由胡安开车带我去。走前他向我伸出手说：“我叫胡安。幸会。”

奇琴伊察不大，出了城二十分钟不到，驶过一条两边灌木和树林如屏障的沙石路，路越走越细瘦，在一块覆满青苔的方形巨石前，胡安停车熄火。我跟着他穿过一片热带雨林……一座荒芜散乱的高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林中空地上。毫无疑问，这个倾圮的高台曾是古代祭祀用的金字塔，灌木、荒草、苔藓和碎石遮蔽不了它内在的秩序。我突然生出一个强烈的感觉：它静静地伫立在这块平地上，已经等了我很多年。我决定把它拍下来。

路上我问胡安，为什么这座金字塔在奇琴伊察也鲜有人知？

“是人就有盲点。”胡安说，“眼睛并非任何时候都看得见。”

回国的日期到了。回到家，收拾停当，我把面具拍照，跟胡安带领我的金字塔遗址之行的录像一起发给了我爸。

先反馈回来的是对面具的意见：“做得真是好。高人。”

十分钟后又来一条微信：“录像里谁在说话？”

我回：“胡安啊。镜头里的那个玛雅人，面具就是他做的。”

“哪有什么玛雅人？”

我刚要回，微信语音电话打过来了。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我爸说，“你确定他是什么玛雅人?”

“当然是玛雅人！”

“就是没人。”

我把语音电话挂着，查看发给我爸的视频。前前后后又拖着看了三遍，他的声音在，该有他身影的地方，现在像空气一样透明。我爸在电话里问：

“他说的啥?”

“我哪知道。听不懂。”

“听着，有点，耳、耳熟。”我爸结巴了。

“有时间你回来一趟，面具带着。”然后没打招呼就断了语音通话。

如果不是我妈电话，我会推迟几天回。我妈说：“你爸脸色不大对。”当晚我就买了机票回老家。我爸一向不苟言笑，脸板得更硬了，经年的土地板结了一样。他把面具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最后目光都落在空眼眶上。

“手法像。”我爸说。

“什么手法像？”

“老二。”

我看看我妈。我妈小声说：“你二叔。”

“他不是早死了吗？”

“是失踪。”我爸纠正，“再没回来，就当死在外头了。”

有点蒙。我竟然听了四十年的假消息。

我爸一屁股坐到老式藤椅上。“老二发火时，嘴里吼的跟录像里那声音一模一样。”

二叔是我二爷爷的儿子，从小和我爸一起跟我爷爷学木工，天赋极高。我爸说：“他最拿手的是面具，得你爷爷真传。”十八岁，我二叔就跟胡安一样，能把空眼眶挖出眼神来。

我爸也是个木工好手，其他的活儿都不比二叔差，但面具之眼不及。那时二叔代我爷爷给县剧团做面具。某天早上，我爸先到工房，看见我二叔头天做的面具放在案子上，虽然尚未彻底完工，但那空眼眶里流转出的眼神依然诱人。我爸说，他的嫉愤之火瞬间拔地而起，关上板门，拿起刻刀。刀刃刚切进木头，二叔推门进来，大吼一声，把我爸揪翻在一堆木屑刨花上。二叔拿起面具，对着右膝盖猛地一磕，薄薄的面具裂成五瓣。

“爸，您确定二叔吼的跟胡安说的一样？”

“年头太久，”我爸的声音衰弱下去，“听到你那个什么玛雅人胡安的声音，我好像又想起来了。”

“然后呢？”

“你二叔第二天没来干活。第三天也没有。从此就消失了。”

消失既久，形同消亡。

二叔唯一的遗迹，是挂在山墙最高处的面具——碎成五瓣又拼接到一起的颜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颜回的这出“侍读”孔子的地方戏，主要是演来供批判之用。颜回的右眼五十年前被我爸挖了一刀，眼神只能斜视了。我爸让我把玛雅人面具也挂上墙，跻身于众多面具中间。我爸盯着挂好的面具，背着身问我：

“你说，那个胡安是什么人？”

“墨西哥玛雅人啊。”

半个月后，墨西哥的出版商给我邮件，他去了奇琴伊察。很遗憾，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到胡安。他雇了一名当地的向导，驱车到了那条砂石路的尽头。他看到了那块大石头，但转进热带雨林后，披荆斩棘走了两个半小时，也没发现哪儿有林中空地，更没见着视频里的那座金字塔。

“全是树，一棵接一棵的树。”他用诚挚的文字跟我说，“兄弟，我尽力了。”

鉴于我们长期愉快的合作，我想我不应该对他有所怀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