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铺子（节选）

茅盾

    天又索索地下起冻雨来了。一条街上冷清清地简直没有人行。自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萧索的腊尾岁尽。朔风吹着那些招牌，嚓嚓地响。渐渐地冻雨又变成雪花的模样。沿街店铺里的伙计们靠在柜台上仰起了脸发怔。

    林先生和那位收账客人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着。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门来站在街边看那索索的冻雨。从蝴蝶门后送来的林大娘的呃呃的声音又渐渐儿加勤。林先生嘴里应酬着，一边看看女儿，又听听老婆的打呃，心里一阵一阵酸上来，想起他的一生简直毫没幸福，然而又不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气平了一些了，忽然很恳切地说：“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放在二十年前，你怕不发财么？可是现今时势不同，捐税重，开销大，生意又清，混得过也还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叹一口气苦笑着，算是谦逊。

    上海客人顿了一顿，又接着说下去：“贵镇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呀，九点钟了！怎么你们的收账伙计还没来呢？这个人靠得住么？”

    林先生心里一跳，暂时回答不出来。虽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计，一向没有出过岔子，但谁能保到底呢！而况又是过期不见回来。上海客人看着林先生那迟疑的神气，就笑；那笑声有几分异样。忽然那边林小姐转脸对林先生急促地叫道：“爸爸，寿生回来了！一身泥！”

    显然林小姐的叫声也是异样的。林先生跳起来，又惊又喜，着急地想跑到柜台前去看，可是心慌了，两腿发软。这时寿生已经跑了进来，当真是一身泥，气喘喘地坐下了，说不出话来。林先生估量那情形不对，吓得没有主意，也不开口。上海客人在旁边皱眉头。过了一会儿，寿生方才喘着气说：“好险呀！差一些儿被他们抓住了。”

    “到底是强盗抢了快班船么？”

    林先生惊极，心一横，倒逼出话来了。

    “不是强盗。是兵队拉夫呀！昨天下午赶不上趁快班。今天一早趁航船，哪里知道航船听得这里要捉船，就停在东栅外了。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西面宝祥衣庄的阿毛被他们拉去了。我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来。他妈的，性命交关！”

    寿生一面说，一面撩起衣服，从肚兜里掏出一个手巾包来递给了林先生，又说道：“都在这里了。栗市的那家黄茂记很可恶，这种户头，我们明年要留心！——我去洗一个脸，换件衣服再来。”

    林先生接了那手巾包，捏一把，脸上有些笑容了。他到账台里打开那手巾包来。先看一看那张“清单”，打了一会儿算盘，然后点检银钱数目：是大洋十一元，小洋二百角，钞票四百二十元，这全部付给上海客人，照账算也还差一百多元。林先生凝神想了半晌，斜眼偷看了坐在那里吸烟的上海客人几次，方才叹一口气，割肉似的捧到上海客人跟前，又说了许多好话，方才得到上海客人点一下头，叹口气：“再加一点吧，我也熬不过这个年关呀。”

    林先生几乎想哭出来，没有话回答，只是叹气。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林先生忍痛又把这几天内卖得的现款凑成了五十元，这才把那位叫人头痛的上海收账客人送走了。

    此时已有十一点了，天还是飘飘扬扬落着雪。买客没有半个。林先生纳闷了一会儿，和寿生商量本街的账头怎样去收讨。两个人的眉头都皱紧了，都觉得本镇的六百多元账头收起来真没有把握。寿生挨着林先生的耳朵悄悄地说道：“听说南栅的聚隆，西栅的和源，都不稳呢！这两处欠我们的，就有三百光景，这两笔倒账要预先防着，吃下了，可不是玩的！”

    林先生脸色变了，嘴唇有点抖。

    “不过，师傅，随他们去造谣罢，你不要发急。荒年传乱话，听说是镇上的店铺十家有九家没法过年关。时势不好，市面清得不成话。素来硬朗的铺子今年都打饥荒，也不是我们一家困难！天塌压大家，商会里总得议个办法出来；总不能大家一齐拖倒，弄得市面更加不像市面。”

    看见林先生急苦了，寿生姑且安慰着，忍不住也叹了一口气。

    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经见白。偶尔有一条狗垂着尾巴走过，抖一抖身体，摇落了厚积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夹着尾巴走了。自从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冷落凄凉的年关！此时，远在上海，日本军的重炮正在发狂地轰毁那边繁盛的市廛。

又见边关芦花翩翩飞

闭剑东

    ①伴着习习江风，迎着冉冉秋阳，伫立于巍峨的中越红河大桥，静观，桥之下，红河畔，融融芦花正飞舞。飘逸又洒脱，甚是壮阔。

    ②芦花是秋天的精灵，这话不假。历经风雨和酷暑、洪涝或干旱的考验，平日里貌不惊人的芦苇们也迎来了生命中最为期待的时光，一团团的芦絮争相抽出，一枚枚细腻的芦花随风摇曳，誓要将丰收的秋天变成芦苇的盛大节日。芦苇不是农作物，断然不可能带来五谷丰登的丰收美景。但却能给人清爽怡人的美妙感受；芦苇不是人类种植的花草树木，注定不会轻易屈服于人类的招呼使唤，哪怕刀砍火焚乃至挖根，芦苇依旧是以倔强到了极点的姿态来回敬人类。

    ③又是一年深秋时，边关芦花漫天飞。飘飘的芦絮，摇弋着动感的舞姿，放飞憋了一年的心事，在飒飒秋风中，去追逐那注定要让它们亢奋一生的梦想，去寻觅另外的生命芳草地。也许，待到明年开春时，一棵棵柔弱的芦草就顽强地生长开来了，慢慢地，经受大自然的残酷考验；迅速地，汲取大地精华，不出几年，它们也会成长为独霸一方的野草。从宽敞的中越红河大桥沿着红河东流的方向一路远眺，眼帘中，总是会跳跃着红河芦花的英姿，总是荡漾着芦苇的轻浪。

    ④又是一年深秋时，芦花正开得如痴如醉。开得如痴如醉的芦花集结了很多羡慕的目光和亮丽的闪光灯。在蜗居的边关小城，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小小的边城河口也变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城市，再加上直达昆明的高速公路的通车，每年来河口或经河口前往越南观光旅游的旅客不下八十万人次，这对于一个常住人口不足十万的边关小城来说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尤其是深秋时，正是河口一年当中最凉爽怡人的时候，当北方已经寒风嗖嗖白雪皑皑时，深秋的河口正是养人的时候，太阳暖烘烘地照着，照着游人的心也暖烘烘的。于是，沿着红河及南溪河两岸依次开放的芦花也就成了河口的一大美景，虽然没有那么波澜壮阔，却也是气势逼人的，决不轻易服输。河口的芦苇因为是沿着界河一线生长，所以就成了事实上的边关芦苇，边关自古以来就从不缺乏流血和牺牲，更不会缺乏刚强和傲骨，所以这里的芦苇也就多了军人般的刚强和傲骨，每每看到芦苇骄傲无比地开花了，我总会给予它们最热烈的歌颂。为心中那汩汩而萌的感动。

    ⑤我心中关于芦苇的感动是源远流长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太调皮的我总是难免挨上父亲的芦鞭抽打，那鞭子就是一根光滑的芦苇，打在身上那是揪心的疼啊。稍大，就喜欢折腾芦苇了，有一种报复的意味，喜欢折断它们、腰斩它们乃至是焚烧它们。只是后来听说芦苇对农民来说是有大用处的，我才慢慢停止了对芦苇的“暴行”，慢慢地我也在萌发对芦苇的爱好之情。不用说，芦苇丛中的鸟窝就够自己乐的了，更何况是春天时那鲜嫩的芦笋呢。再后来，读懂了《诗经•蒹葭》篇，于是独自一人的时候，经常会那么吟诵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久而久之，一种盎然的美、一样曼妙的情思便悠然而萌了，穗絮飘曳，景色迷朦，心里则浮起一缕缕情思，柔美而又凄楚，令人无法抗拒。

    ⑥是啊!芦苇真的是一种让人着迷的植物，据十七世纪法国最卓越的数理科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的说法：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间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大自然数十万种植物，为什么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偏偏要把人比喻成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呢，为什么不是其它的一种植物，而偏偏是大自然中极为平凡普通的芦苇，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也许以我之拙见，是难以真正悟透其中的涵义的，但是如果能从这句话中悟出一些独特的人生见解，我想这样的思想之旅应该是值得称道的。

    ⑦是的，芦苇的确是一样令人费解并敬佩的植物。它们自尊、自爱、正直不阿、一尘不染、锲而不舍，它们给人展示的是众志成城、坚忍不拔、所向披靡。面对着这大自然中伟大的生命斗士，我不得不陷入了持久的感动……

乡音

万芊

    那年，银泾村的阿秀，在陈墩镇上读完初中后，靠在城里做科长的姨夫的帮助，进了国营棉纺一厂做了农民长期临时工。阿秀，名为秀，人也长得秀，瓜子脸蛋，眼大大的，嘴小小的，稍一打扮，比那明星还明星，可一开口就露了馅：她把“这里”说成了“该爿”，把“那里”说成了“给爿”，把“糖”说成了“同”。跟她一起上班的女工，都是爱笑的，一听她说“该爿”就止不住笑，后来不知是谁，干脆不叫她阿秀叫“该爿”。有一次，厂长听人唤她“该爿”她应着，很奇怪，问身边的人：“好像厂里的工人名册上，没这人么。”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有的女工止不住笑，还直唤妈。因此，在厂里阿秀是从不轻易开口的，一门心思学技术干活。阿秀手脚挺麻利，又吃得起苦，干起活来，常常一个顶两个，进厂没两年，车间主任就让她当了能管十来个人的工班长。手下的人常常不服气，跟她较劲，可技术上谁也较不过她，只能取笑她的乡音，一时间，车间里到处是“该爿”、“给爿”的声音。可阿秀一点也不往心里去，该做的照做，该管的照管，只是仍然从不轻易开口。

    不料，阿秀的好景不长，厂里因销售不善，入不敷出，工资常一拖再拖，实在是难以维持，厂工会一班人，开始按厂长办公会的意见，做那些农民长期临时工离岗的思想工作，阿秀也在其中。可阿秀死也不答应，哭着跟工会主席扳理：“厂里好的时候，还不是靠伲‘该’些农民工撑着，干的活最多，拿的钱最少，可伲哪一天说过一句怨言？为啥？还不是因为伲把厂当成了自己的家。”

    正在这时，厂长派人来找阿秀，说是有一桩极其重要的外商接待任务让她去作陪，并派专人来指导阿秀化妆打扮。可阿秀说啥也不肯打扮，说是随她意她就去，不随她意，她就不去。厂长没法，只得随她的意，她去了，厂长的小轿车接去的。厂里人见了，就开始说风凉话：“‘该爿’长着这么漂亮的脸蛋，干啥都赚钱，干么非要赖在厂里呢，真是死脑筋。”

    三天以后，厂里开全厂大会，大家都没搞懂，阿秀竟陪着个老华侨坐在了主席台上。会上，厂长让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老华侨童先生讲话。白发苍苍的童先生站起来，对着麦克风一开口，全场都笑了：老华侨竟是一口拗舌的乡音，把“我”说成“伲”，把“这里”说成“该爿”，把“吃糖一样甜”说成“吃同一样甜”。坐在前边的人这才发现老华侨说着说着已是热泪盈眶。

    后来，厂里人才知道，老华侨童先生跟阿秀是同乡，也是银泾村人，五十年前在海外白手起家，成就了一番事业。这次来，他确实非常有诚意地想与国棉一厂合作。半个月的实地考察、谈判，基本上都谈妥了一应事宜，只待签字前的最后一轮谈判，只是半途中回了一次牵缠了他半个世纪的家乡时，他却伤心了：故居依稀还在，可家里什么人也没有找到，原来跟厂里谈妥的投资事宜再也没心思谈了。厂方没法，只得礼节性地设宴送别，可就在那晚宴上，老华侨竟与身边的小同乡阿秀“该爿”、“给爿”谈得少有的投机，阿秀那说话的神态，他越看越像记忆里的小阿姐，而阿秀的敬业精神，使童老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再加上阿秀说起生产技术上的事竟一套一套的，满心欢喜，当场拍板，由他提供一应的资金、设备、技术、高级管理人员及百分之七十的外销业务，并让阿秀当他的全权代理。

    谁也没有想到阿秀一顿晚饭救活了一个大厂，众人都挺感激她的，再也没有人称她“该爿”了。只是有人问起阿秀跟童老先生是不是亲眷时，阿秀说：“只是老乡。他家以前住村里的‘该爿爿’，伲家住村里的‘给爿爿’。”众人都会意地笑了，自然都是善意的笑。

像月光与玫瑰同时出现

宁白

    ①最近读柳鸣九先生的《种自我的园子》，其中有记述朱光潜先生一文，这让我想起我的大学美学老师。

    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入杭州大学夜大学，学习中文。同学中，大多是在田埂、草原、森林中历经了艰难的回城知青，胸无文墨，心思补学，个个粗粝而饥渴。对我来说，美学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五十多岁的老师讲课深入浅出，舒缓简约，每次上课，人都很齐。

    ③那天，老师正讲着朱光潜先生的美的移情理论，循循诱导人的心境和意识在审美中的作用，突然，灯灭了，教室里一片漆黑。同学中出现了惊讶和纷乱，但老师只是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就还是继续着她的讲解。这时，我看见月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进来，照在靠窗的一排学生身上，黑暗中的教室有了亮光。穿着裙子的老师在课桌间走动，颀长的身影朦胧、飘逸。教室里忽然有了非同寻常的安静，老师所讲的“人的情趣和物的姿态往复回流”这样陌生而新鲜的内容，让我们似乎受了一次洗礼。以至下课前灯亮了，大家仍然没回过神来。

    ④每个同学都记住了这堂课，记住了在黑暗中听讲时自己的心理感受。我还牢牢记住了朱光潜这个名字。

    ⑤不久后的又一堂美学课，老师由她的先生背着进了课堂。我发现，老师的小腿绑着石膏。她微笑着向我们致歉，身靠讲台，依然站着。这堂课讲了美感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还是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论述。我记住的话是，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对当时的我来说，这真是一个生疏而富有哲思的话题，又觉得美妙而温馨，似乎在一片荒芜的田野暗处，看到了一盏暖暖的灯。

    ⑥我去买了朱光潜先生的书看，也关注起了朱先生的故事。

    ⑦上了北大经济系的“插友”告诉我，有一次，一位同学在未名湖畔读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译著，朱先生正好路过，告诉她，不必读这类书，没什么新东西，译得也不准确，要读原著。这位同学不认识朱先生，看着这位清癯矮个老头的多嘴，甚为气恼。直至路过的一学生向朱先生问安，才知道遇见的正是自己的偶像，她顿时怔住。待她起立要向朱先生致歉时，先生已踽踽离去。她说，一生的仅见，让她一辈子铭记。

    ⑧很多北大人，都看到过这样一个场景：晚年的朱光潜先生坐在他寓所门前的石头上，身边放着一堆玫瑰花，给路人每人奉送一枝。这时，朱先生的两眼视力已经很差，很难辨认出眼前走过的人是谁，他只是在传递一种美意，把心中的一种美感传导给路人。这是朱先生美学理论的躬身实践吗？按当下人说，很像一种行为艺术。我想，从这位矮小瘦弱的美学大师手中接受了玫瑰花的每一位老师、学生或者素不相识的校外人，他们心中的冲击，不仅有关美感，也有关一位学者出于善良的道德实践。

    ⑨于是，我从杭州去了北京大学，探访未名湖畔的燕南园。

    ⑩这时，朱先生已辞世多年了。走在那一幢幢灰色小楼之间，我不知道哪幢楼是朱先生的故居，也没找到传说中朱先生坐过的石头，只见小路清静、安逸，偶尔有路人匆匆走过。我在这里，想象着当时的场景，想象“一身肃穆，不苟言笑”的朱先生，微笑着把红色的花朵递送过去，接花的人，惊讶过后，一脸笑容。这个曾经出现过如此美妙场景的地方，现在，仍有美的气息弥漫在我的周遭，让我沉浸。

    ⑪我曾在朱先生的著作中，读到过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二十世纪初讲过的话，大意是，中国没有宗教，可以普及美学教育，用美育代替宗教，来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此说一出，不同见解纷起。但是，从我美学老师的授教中可以知道，朱先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他在体弱的晚年无法上课，难以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远远地丢弃了曾经的委屈，淡却了铭心的伤痛，以花送路人，是想告诉人们，赠人以美，可以美美相传，滋养人的魂灵。

    ⑫在这安静的小路上，我的美学老师，与朱先生出现在了同一个画框里，就像月光与玫瑰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一种沉静和雅致的美浮现出来。她也是一位美的传授者和践行者，暗夜独语、忍痛倚案的解惑和传道，都是给那时思想贫瘠、浅薄的我们，以美学的启蒙、道德的引导。

    ……

那夜，那对盲人夫妻

周海亮

①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悲怆的声音一点点变得平和，变得快乐。因为一声稚嫩的喝彩。那是乡下的冬天，乡下的冬天远比城市的冬天漫长。常有盲人来到村子，为村人唱戏。他们多为夫妻，两人一组，带着胡琴和另外一些简单的乐器。大多时候村里会很晚。在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那是村里人难得的节日。

②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粗糙的表演，而是他们走路时的样子。年幼的我常常从他们笨拙的行走姿势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卑劣的快乐。那是怎样一种可笑的姿势啊！男人将演奏用的胡琴横过来，握住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胡琴的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自己的男人，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在狭窄的村路上，深一脚浅一脚，面前永远是无边的黑夜。雨后，路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洼，男人走进去，停下，说，水。女人就笑了，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然后换一个方向，继续走。换不换都一样，到处都是水洼。在初冬，男人的脚，总是湿的。

③那对夫妻在村里演了两场。地点在村委大院，两张椅子就是他们的舞台。村人或坐或站，聊着天，抽着烟，跺着脚，打着呵欠，一晚上就过去了。没有几个人认真听戏。村人需要的只是听戏的气氛，而不是戏的本身。

④要演最后一场时，变了天。严寒在那一夜，突然蹿进我们的村子。那夜滴水成冰，风像刀子，直接刺进骨头。来看戏的人，寥寥无几。村主任说要不明天再演吧？男人说明天还得去别的村。村主任说要不这场就取消吧？男人说，说好三场的。村主任说就算取消了，钱也是你们的，不会要回来。男人说没有这样的道理。村主任撇撇嘴，不说话了。夫妻俩在大院里摆上椅子，坐定，拉起胡琴，唱了起来。他们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抖。加上我，总共才三四名观众。我对戏没有丝毫兴趣，我只想看他们离开时，会不会被冰的水洼滑倒。天越来越冷，村主任终于熬不住了。他关掉村委大院的电灯，悄悄离开。那时整个大院除了我，只剩下一对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唱戏的盲人夫妻。

⑤我离他们很近，月光下他们的表情一点一点变得悲伤。然后，连那声音都悲伤起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那唯一的一盏灯已经熄灭，可是他们肯定能够感觉出面前的观众正在减少。甚至，他们会不会怀疑整个大院除了他们，已经空无一人呢？也许会吧，因为我一直默默地站着，没有弄出任何一点声音。我在等待演出结束。可是他们的演出远比想象中漫长。每唱完一曲，女人就会站起来，报下一个曲目，鞠一躬，然后坐下，接着唱。男人的胡琴响起，女人投入地变换着戏里人物的表情。可是她所有的表情都惨进一种悲怆的调子。他们的认真和耐心让我烦躁。我跑回了家。我想即使我吃掉两个红薯再回来，他们也不会唱完。我果真在家里吃掉两个红薯，又烤了一会儿炉子，然后再一次回到村委大院。果然，他们还在唱。女人刚刚报完最后一首曲目，向并不存在的观众深鞠一躬。可是我发现，这时的男人已经泪流满面。

⑥我突然叫了一声“好”。我的叫好并不是喝彩，那完全是无知孩子顽劣的游戏。我把手里的板凳在冻硬的地上磕出清脆的响声。我努力制造着噪音，只为他们能够早些离开，然后，为我表演那种可笑和笨拙的走路姿势。两个人同时愣了愣，好像他们不相信仍然有人在听他们唱戏。男人飞快地擦去了眼泪，然后，他们的表情变得舒展。我不懂戏，可是我能觉察他们悲怆的声音正慢慢变得平和，变得快乐。无疑，他们的快乐，来自于我不断制造出来的噪音，来自于我那顽劣的喝彩，以及我这个唯一的观众。我开始安静了下来……

⑦他们终于离开，带着少得可怜的行李。一把胡琴横过来，男人握着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得很稳。男人停下来说，冰。女人就笑了。她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

⑧多年后我常常回想起那个夜晚。我不知道那夜，那对盲人夫妻，都想了些什么。只希望，我那声稚嫩的喝彩，能够让他们在永远的黑暗中，感受到一丝丝阳光。

红骆驼

王松

顾莎起来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对芳妈说，半小时后出发。

顾莎在车上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马上要高考了，正在最后冲刺。但顾莎没直接打给女儿，打的是丁睿的手机。丁睿果然在家，正给女儿做早餐。他在电话里乐呵呵地说，放心吧，女儿状态很好，昨天模考结果出来了，成绩很稳定，一会儿吃完早饭就去学校。顾莎这才放心了。

顾莎5岁时，把母亲叫芳妈。顾莎是在姥爷家长大的。顾莎只听说，芳妈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那里到处是沙漠和戈壁。

到顾莎上小学时，芳妈就回来了。芳妈一见顾莎就抱着她，一边亲一边说，这次芳妈不走了，再也不走了。但当时，顾莎问了芳妈一句话，她问，爸爸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的童年时光，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来接，或者是爸爸，唯独她，只有姥姥和姥爷。①每次一问，就看到妈妈脸上止不住的泪水。

飞机在云层的上面飞着，像漂浮在一团一团的泡沫上。

飞机落地，停稳，顾莎带了随身的背囊和提袋，用轮椅推着芳妈下了飞机。走在廊桥上时，手机响了。顾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是云姨。想了想，把电话按掉了。

顾莎来到一个拐角，回头瞥一眼，确信看不到芳妈了，才拿出手机。云姨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是一种湿润的平静，像溪水流到石头上的声音。顾莎一直感到奇怪，②云姨在戈壁滩那样干燥的地方，声音怎么会这样湿润。

顾莎没见过云姨。虽然芳妈从没说过，但顾莎猜测，芳妈应该也没见过。

顾莎知道有云姨这个人是在高中毕业时，正准备高考。当时因为一件偶然的事，那天下午，顾莎去医院给芳妈送巧克力。进医院大门，收发室的曹大爷知道她是顾芳主任的女儿，就出来叫住她，说又有顾主任的汇款单。当时顾莎感觉到了，曹大爷的眼神有些异样。③接过汇款单一看，果然吓了一跳，这竟然是一张2万元的汇款单。在20世纪90年代初，2万元还是一笔巨款。其实在此之前，顾莎就知道，这些年每到月初，都会有人给芳妈寄钱来。以往也有这样的时候，顾莎偶尔来医院，收发室的曹大爷有汇款单就随手交给她，但一般都是一百元左右。顾莎每次拿了汇款单，回去交给芳妈，从不问这是谁寄来的。芳妈也不说，似乎这是个不言而喻的事。汇款单上有详细的汇款人姓名地址，从地址看，这钱显然是来自戈壁滩的深处，汇款人的名字叫潘大兴。

这次和云姨通电话，尽管顾莎没问，云姨也没说，但顾莎明白了，也许是潘大兴工作忙，走不开，这些年，一直都是云姨在替他往这边寄钱。

也正因如此，这次顾莎并没告诉芳妈，到了那边，云姨会在机场接机。

汽车来了，随行的还有矿区的两个年轻人——成林和陈偌偌。汽车下了高速，向西一转，开上一条很窄的林荫道。顾莎没想到，在戈壁滩上竟然会有这样一条枝叶繁茂，浓荫郁郁的小路。两边的树枝伸展着交织在一起，朝远处看去就像一条绿茵茵的长廊。刚才下高速时，顾莎听云姨对小秦说，先去英雄塔。

汽车又开了一段路，前面出现一个宽阔的广场。车停了下来。云姨对芳妈说，您就不用下去了，在车上看一看就行了。芳妈指指轮椅，对顾莎说，我要下去。

云姨看看芳妈，又看看顾莎。

顾莎说，那就下去吧。

这是一座灰色花岗岩的纪念塔。在纪念塔的前面，还矗立着一面巨大的国旗造型雕塑。芳妈从车上下来，坐在轮椅上，并没过来，只是远远地朝这边看着。云姨说，这座英雄塔的塔高是19.58米，寓意这片矿区，当初是在1958年建立的。

说着，回头看了看成林和陈偌偌。

这时，两个年轻人拉着手过来，仰起头朝英雄塔看着。

云姨在英雄塔的前面站了一会儿，说，上车吧。

汽车又向前开了一段，朝旁边一拐，开上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又开了一会儿，来到一个公园。车停下来，顾莎下来朝四周看看，发现这不是公园，是一个陵园。

她立刻睁大眼，回头看着云姨。

云姨看一眼坐在轮椅上的芳妈，转身朝前面走去。

顾莎推着轮椅，跟在后面。

一条很窄的小路。路边长满了骆驼草。但看得出来，这些骆驼草显然不是野生的，而是有人特意在这里栽种的。顾莎知道，这种骆驼草看着不起眼，其实是一种很神奇的植物。它在地表只有小小的一蓬，可是下面的根系却扎得极深，而且会向四周蔓延，能有几米甚至十几米。来到一座墓碑跟前，云姨站住了。这时，顾莎看清了，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大字，“潘大兴同志之墓”。下面还有一行竖着的小字：“1992年敬立”。

芳妈回头看看云姨，问，他是，1992年去世的？

云姨点头说，是。

顾莎在心里回想了一下，那是自己要高考，父亲突然让云姨寄来2万元钱的前一年。接着就明白了，父亲直到临去世，心里还记着，他的女儿第二年就要高考了。

她终于忍不住了，眼泪流了下来。

云姨说，他是个不要命的人。那次是反应堆突然出故障，他下去维修。按规定，人在下面最多只能停留4小时，可他一连待了二十几个小时，直到排除了故障，就这样……

云姨没再说下去。

顾莎慢慢回过头，看着墓碑，喃喃地叫了一声，爸。

④此时，顾芳正把轮椅朝墓碑的跟前摇过去……

（本文获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