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

李宗陶

    木心，那个戴礼帽、执洋伞、坐在大雪初霁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的目光炯炯的男子，2006年9月回到故乡，鬓发已白，面容消瘦，不断小声地说着俏皮话：“有人看了照片讲，恨不得把那顶帽子摘下来。我说我帽子都不能戴的啊？在西方，冬天叫人家光头啊？”口语的木心是家常的，吴侬软语略带阴性的，有一股骨子里透出来的好玩。那江南口音和老派的英文发音一样，没有改。

    我的祖先在绍兴，精神传统在古希腊

    上世纪30年代，浙江桐乡乌镇东栅财神湾。孙家雕梁画栋的老宅，紧挨着孔家花园。清末的举人穿过两进厅堂，穿过佣人们的宿舍，面对私塾里一班小孩子。主人家的小少爷大名唤作孙璞，乡邻有叫他牧心的。

    少年时读到《诗经》，孙璞惊艳，继而欢喜，“这就是我要的文体。”家人替他选定了志业，要么做法官，要么做医生。他却喜欢收来各种彩色纸头，一看半天；他还喜欢逃学、看戏，看终场时值台男子潇洒地甩出条木牌，“明日请早”。那双眼睛挑来拣去，只为色彩只为美，着迷。

他的阅读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美国一些读者说，木心的作品里仿佛总有一个深蓝的背景，非常神秘，让他们想到达·芬奇。木心在乌镇的客栈里说：“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

我以不死殉道

    20岁刚出头，他参与学生运动，还曾是领导者，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

    他是上海工艺美术制品厂的设计师，喜欢画画，热衷写作。从14岁起创作的100多个短篇和8个中篇集成厚厚20本，直到1970年被抄没。因言论获罪，他被关进废弃的、漏雨积水的防空洞。半年后转移到监牢时，关他的人想，该是爬着出来了吧。可他坐着。他从写交待材料的纸里克扣下66张白纸，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写散文，还作曲，藏在棉袄夹层里。墨水快要用光了掺点水进去，“不慎”打翻。看守凶巴巴又装一满瓶来：“老老实实写，不深刻休想过关！”

    平反那天，他还在扫地倒垃圾，食堂师傅冲他嚷：“哎，叫你装纱窗装纱窗到现在还不来装！”他问：“个么，到底要装几扇？…‘十扇！明天来装！”“噢，十扇。”这时有人告知大师傅：“明天人家就要到设计院做总设计师了呢！”第二天，他坐飞机去人民大会堂，负责修缮工作，因为他曾经参与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这种戏剧人生，他讲起来笑嘻嘻的。

    “我不喜欢哭哭啼啼，小女儿一样，要么就天地之间放声大哭，要么就闷声不响。而且聪明的读者能够读懂，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文革’期间，多少人自杀，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可以向死的机会很多，我都挺过来了。监狱里面，饭吃不下，硬塞也要活下去。小时候，家里几代传下来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后来那么苦，可是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后来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贵族到没落的时候愈发显得贵。”

    “您是悲观主义者吗？”

    “其实悲观主义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他的大雄宝殿题了四个字——‘勇猛精进’。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这就是悲剧精神。”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木心在纽约华人圈子里开了4年的世界文学史课，课后在中央公园散步谈笑，一位学生说，“先生一路看过去，能不能即兴写俳句？”

    话音才落，有位女子走来——“她围着黎明的围巾，牵了条黑夜的狗。”

    一辆旅游大巴开过，车身上涂料是红色与银色，好像救火车——“这个旅游团多仁慈，一边旅游一边救火。”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捕捉生活中的这种瞬间？”

    “长期的训练，像中国武功。我喜欢那个传说中用筷子夹苍蝇的高手。”

    “从前有文人雅士的传统，后来都没有了。从前家里有人写错别字，那是奇耻大辱，现在马路上一走，三步一错，五步一错。从前社交客气而润滑，现在不讲客气了。有人请我吃饭，从开头讲自己，到最后第二句还在讲自己，把客人扔在一边，末了想起来，啊，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跟介绍的朋友讲，哎，你这个朋友怎么只管谈自己，我连发言余地都没有？朋友说，现在要找不谈自己的人是没有的。呵呵，倒是我错了。”

    “讲话不好玩了，俏皮话也听不来了。这些，使人感到寂寞。”人类已经忘记了“灵魂”这个词——木心叹。

相关链接：①被幽囚在积水的地窖中，他就着一盏灯，不停作曲，“即使狱卒发现了，至多没收乐谱，不至于请个交响乐队来试奏，以定罪孽深重的程度吧。”在那场浩劫中，他的整整20本心血之作被毁，但他并未动摇：他说，文学是他的信仰，是这信仰使他渡过劫难。（《木心：文学信仰使我渡过劫难》）②在历经社会与个人的变迁、磨难和颠沛之后，木心仍保持着高贵和自由的品格，他以文学和美学为背景的绘画艺术，以及散布在各种文学作品和访谈中的画论，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他不为任何浮云流霞所动，孜孜不移地坚守着独立和纯粹的绘画精神。（《木心绘画里的精神世界》）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①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②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③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④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⑤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⑥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⑦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⑧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⑨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⑩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⑪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 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⑫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出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⑬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⑭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选自徐百轲《民国风度》

不“炒冷饭”的修行者

宋静思

    初识赵园先生，是在几年前老师的一次家宴上。她看起来气质端庄、气色甚好，斯文的言语里不仅有丰厚的学识涵养，还透着一股英武之气，让人瞬间联想到古代士大夫的清雅。

    几年过去，除了增添些许白发，时光似乎忘了这位古稀老人，她的行动依然干净利落，完全看不到曾被疾病纠缠的影子。在人数较多的私人场合，她似乎有些惧怕喧嚣，一旦进入学术探讨，眼镜后就射出深邃的光，整个人也不再岑寂。

    赵园先生是河南尉氏人，1945年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师从王瑶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了《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多部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以至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如果学界同仁遇到一位颇具潜质的女弟子，往往会赞叹：“说不定又是一个赵园。”

    这样的学术成就和赞誉，在她自身看来充满了偶然。从北大毕业后，时代的扰攘使她未能继续深造。她回到河南农村插队，去了一所偏远的中学，一晃便是十年之久。在那段时光，除了鲁迅的著作，她很难搜寻到与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阅读记忆。当重返北大，她已过而立之年，甚至连《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最终，她实现了这次命运的转折，与年龄更大、已近不惑的钱理群、吴福辉等同期入学。有了一把年纪的人再重返学校，就像是面对青灯古佛的修行者，一面是凄凄然的辛苦，一面是千淘万漉的执着。

    80年代，赵园进入郁达夫、老舍等人的作品，写出了《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等著作。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倾注在文章里，从而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写得丝丝入扣。这时的赵园，冷峻、敏锐、细腻，她对人物和作品的解读有一种理性的直觉，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激情消退之后，她逐渐变得宁静平和，其文笔也更加沉郁。在《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里，她聚焦于对“城市”与“乡土”的观照，有读者便体味出了她“对前尘往事的回忆”。事实上，赵园先生对市民、农民及知青群体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观照。

    “‘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赵园先生这句话是她学术转向最好的注脚。研究方向确定，她会尽其所能深掘，“即便没人喝彩，也不影响我的兴致”，但一旦完成，便有可能陷入“走投无路”的失落。90年代后期以后，她就曾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产生“厌倦”。在好友的鼓励下，她转向了明清之际的研究，陆续写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家人父子》等著作。而近期，她又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政治文化。“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于她已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

    纵观她的学术之路，尽管有多次转向，但对人伦的关切和对历史的观照，却是她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她的作品解读和人物研究，不只是文字里流淌出较为强烈的个体价值和个人体验，更是将重新发现人的个性作为价值追求。她转向明清之际的研究后，也不像传统史家那般，单纯借助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而是主要从士大夫们的文字和记述入手，去探寻他们精神生活的幽微，他们内在的日常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尽管赵园先生讲“学术不是生活的一切”，但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学术性写作即告结束，但写作仍然会继续。”她说。

（201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赵园（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以及散文集《独语》等。

章太炎

张中行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年）。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摘编自张中行《负暄琐活》）

【相关链接】章太炎 (1869—193 6)，著名民主革命家、学者。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0年入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七年。后创办《经世报》等，宣传维新变法。被通缉，流亡日本，结识孙中山。后回国在上海张园当众剪辫，立志革命。不久因苏报案入狱。次年发起组织光复会。后再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同时，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后回国，历任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枢密顾问、北京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东北三省筹边使、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策动倒袁世凯，被袁软禁，至袁死后获释。晚年讲学于苏州。著有《章氏丛书》等。（摘自《档案春秋》

石敬瑭（公元892-942年），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庙号为“高祖”。年轻时朴实稳重，寡言笑，喜兵书，重李牧、周亚夫之行事。隶属于李克用义子李嗣源帐下，为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冲锋陷阵，曾立下卓著战功。后唐末帝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双方互相猜忌。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反后唐。为取得契丹的支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市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历史上留下“儿皇帝”的骂名。在契丹的援助下，石敬瑭称帝灭后唐，定都汴粱，改国号为“晋”，史称“后晋”。天福年（公元942年）忧郁成疾死，时年51岁。（摘自“百度百科”）

传奇童星——秀兰·邓波儿

    秀兰·邓波儿的一生堪称传奇，是一个80多年不老的神话。因为她，才使儿童演员真正成为明星，受到众人的关注。无论男女老少，不论国籍语言，他们爱她，爱她蜷曲的头发、甜甜的小酒窝、亮晶晶的大眼睛、欢快的歌舞。她像天使一样给人们带来了欢笑，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忧愁，让人感受到世间最真最纯最美的东西。

    1928年4月23日，秀兰·邓波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邓波儿之所以能成为明星，她的母亲功不可没，因为年轻时曾向往银幕生活未能如愿，她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女儿上。婴儿时的邓波儿就已经显露出天使般的甜美模样，并且遗传了父母的才华，不但有着出色的嗓音，而且表现出惊人的动作协调性。母亲喜欢跳舞，就教她跳舞，3岁时，还安排她进入米格林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这是好莱坞星探经常出入的地方。4岁时，她被导演看中，拍摄了系列片《小听差》。5岁的她签约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6岁时，她因在《起立欢呼》中出色的歌舞表演崭露头角。仅在这一年，她就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了10余部影片，其中《亮眼睛》一片使秀兰·邓波儿一跃成为众人皆知的小明星，她的歌声也家喻户晓。1935年2月，年仅7岁的秀兰·邓波儿接过奥斯卡特别金像奖。并成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孩子。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邓波儿也许是最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成名过早是要付出代价的。成年以后，邓波儿回忆起她的童年时曾说，“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了。”“6岁那年我就不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了，那天，妈妈带我到一家百货商店去看圣诞老人，可圣诞老人却让我给他签名。”小小年纪的她，每天必须工作5个小时，周末通常在8个小时以上，此外还要每天跟私人老师学习3个小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银幕上的小天使除了小小年纪就创造了演艺事业的辉煌之外，在成年之后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开启了人生另一个华彩篇章。

    20世纪60年代起，秀兰·邓波儿开始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1969年，尼克松任命她为第24届联合国大会代表。1974年福特总统当政期间，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加纳女大使，两年后又担任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对于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此要职的女性，福特总统的评价是“一流”。

    70年代，邓波儿患上了乳腺癌，她勇敢面对，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乳腺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还是一种难防难治的疾病，特别是要切除乳房，这是令很多女患者最不能接受的。但是邓波儿不仅做了手术，还在电视节目中向公众袒露了病史，她成为第一个勇于公开病情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当人们问她“如何与乳腺癌作斗争”时，她答道：“如果什么也不做，情况只能变得更坏，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医生。”对患有同样疾病的妇女，她的忠告是：“不要害怕，不要坐在家里等，要去医院积极治疗。”正是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使她战胜了病魔，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患乳腺癌的妇女也转变了看法，不再羞于谈及病情，也不再不敢接受手术治疗了。

    2006年1月29日晚，第12届美国演员公会奖在洛杉矶圣殿礼堂揭晓，秀兰·邓波儿被美国演员公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她在演艺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在人道主义事业方面作出的贡献。美国演员工会主席梅莉莎·吉伯特在致辞中说，“我想不出有谁比秀兰·邓波儿更适合接受今年的终身成就奖了。她对美国娱乐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她对全世界的贡献更是鼓舞人心。她的生活是如此不平凡，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演员而家喻户晓。此后她又作为一名外交官为国家服务30年。每件事，她都努力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她向人们展示了优雅、智慧和果敢，当然还有同情心和勇气。她是我孩童时的偶像，至今仍是。”在当晚的颁奖仪式上，78岁的邓波儿对台下的观众开玩笑说：“对于那些想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演员们，我的建议是，要尽早出道。”对当今的年轻人，她的建议是：要做一个勇敢和纯洁的人。要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不要受外界影响，要做一个真我。

陈干娘

范若干

    陈干娘是我的奶妈，据说我落地四天就吃她的奶。小时候，我叫她妈，对我的亲妈却不叫妈。

    除我之外，全家不论老少都叫她陈干娘，没有人叫她陈嫂的。连我那爱挑剔的目空一切的老祖母，虽在背后常笑话她的大手大脚大脸大嗓门，当面还是敬她一分，叫她“他干娘”。

    人们说她有功，是我家的有功之臣，她也认为自己是有功之臣，功在带大了我们弟兄三个。父母常年在外，我们这一房的事，全靠她张罗。似乎人们不把她当用人看待，陈干娘也不把自己当用人看待。她是大地方开封的人，她看不起穷山沟里的那些老土，但她同左邻右舍处得很好，没事她喜欢拿把芭蕉扇坐在大门口的石板上，同那些纳鞋合线的老婆家东拉西扯。她带我到过南京汉口，坐过火车轮船，开口就叫那些老婆家入神。

    她最不待见我大娘。大娘小气，没材料，却仗着她是长房媳妇，处处想压别人一头。有一年冬天分炭，我们这一房人多，多分了一篓，大娘不依，硬把这一篓炭拿了去，陈干娘毫不客气，走上前一把夺了回来，还同大娘大吵了一场。吵后，她声言不干了，要歇工。

    陈干娘会洗衣服是出了名的。祖母常在背后贬低她，说她一副男人相，是个吃苦的命。不论是用皂角或者洋碱，她照样把衣服洗得干净、清爽。

    一次到渠上洗衣服，祖母一时高兴，特别吩咐备辆轿车给她坐。两大包衣服塞到车里边，陈干娘穿得齐齐整整，依窗而坐，像走亲戚似的。我同赶车的并排坐在车门口，观看车外的景致。初夏的田野，麦田像波涛起伏的大海，粼粼滚动，赶车的在空中甩着响鞭，大黑马平稳地跑着碎步，轿车简直像一只小船，在麦浪间轻轻滑行。

    “陈干娘，你可快熬成老太太啦。”赶车的调侃道。

    “咋？等我儿当了大官，敢情我不是老太太！”陈干娘抚抚我的肩头，大笑起来。

    “喂，将来你当啥官？”赶车的向我眨眨眼睛。

    “同你一样，磨倌。”我说。

    陈干娘笑得前仰后合，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

    “好好好，你当磨倌，妈有白面吃。”

    轿车到了渠上，渠上的五亲六故家的媳妇闺女们听说陈干娘洗衣服来了，都拿着棒槌出来帮忙。一时间河沿上坐了一长排女辈，捶衣声、说笑声洒满了河滩。陈干娘抡起粗壮的胳膊，一边捶衣，一边同媳妇闺女们搭话。

    白沫沫在清清的河水里漂起一层又一层，陈干娘说说笑笑，那张映在水波里的宽大的挂满汗珠的脸庞，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一群好奇的鱼儿，在稍远的地方静静地瞧着河沿，好像也想同陈干娘说点什么似的。

    一面洗，一面在河滩里晒，两包衣服很快打点完毕。收衣服的时候，我看不见陈干娘，就顺着河滩去找。转过一个河湾，我看到陈干娘正坐在一棵老槐树下，对着树下的深潭掉泪。我一惊，急忙跑上去抱住她的肩膀。

    “妈，你哭啦？”

    陈干娘擦擦泪，掏出一封信给我。“儿，你再给妈念念，妈找学校的张先生念过一遍……”

    信是陈干娘的大女儿写来的。发信日期差不多已是一年前了。信上说，她爹前年就病死了。她奶奶和她二妹，去年也死了。家里没东西吃，是饿死的。

    “接信前，我就听到过一些消息，可我不敢相信。”陈干娘又哭了，哭得很伤心。她哭着向我述说起她的家事。

    她的三女儿生下来七个月，家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她只好撇下三女儿，来我家当奶妈，那时我才四天。

    我也哭了，但我不敢相信陈干娘会哭，不敢相信整日乐乐哈哈的陈干娘心中会有这么多苦！

    “今日来洗衣服，我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哭一场，我不能在你们家哭呀，在你们家哭，你奶奶会不高兴的，我有泪只能往肚里咽，可是泪多了，肚子里装满了，就咽不下了呵！”

    听了陈干娘这一番诉说，我怔了。我第一次听到陈干娘把“我们家”说成“你们家”，第一次知道这位用乳汁和汗水帮人家带大三个孩子的陈干娘，在那个家里连哭都是不行的！凝望着一潭碧水，我感到这人世间的事太难理解，太难说清，一股浓重的悲哀，像冷冽的泉水一样，带着说不出的寒冷，浸透了我的稚嫩的心。

    回家的路上，陈干娘依旧同赶车的说笑，我却哑然不语。

    两年后，陈干娘同厨房的大师傅相好，生出许多闲言碎语。特别是大娘，总在人前人后阴阳怪气地贬责陈干娘。忽然，人们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连我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

    陈干娘走了。她走的那一年，我已经十一岁，用不着再吃她的奶了。

    后来，我会忽然问自己：谁干净呢？那些贬责陈干娘的人们干净吗？我这个吮吸陈干娘的乳汁长大的孩子干净吗？

（选自《旧京，旧京》，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