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菌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在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散尽千金济英才

﹣﹣追忆邵逸夫先生

    1月7日中午，站在写有“逸夫楼”三个字的大楼前，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晨阳希望学校校长乐平海心中感慨万千：“多亏了邵逸夫先生捐建的教学楼，经受住了芦山强烈地震的考验。”这一天，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107岁。

“逸夫楼”见证慈善一生

    虽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邵逸夫的长相与生平，但或多或少都听过或见过“逸夫小学”、“逸夫楼”等由他捐助的设施，这些见证了邵逸夫慈善为怀的一生。

    苏州大学姜礼尚教授曾与邵逸夫先生有一面之缘。时任苏州大学校长的姜礼尚教授回忆说，1992年自己随受捐赠学校代表团前往香港参加捐赠仪式，和邵逸夫有了一面之缘。“邵逸夫先生虽然做了这么多慈善，也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但为人十分低调。”姜礼尚说，但邵逸夫先生的亲和力很强，在晚宴上主动与代表团代表们合影。

    邵逸夫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内地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据教育部消息，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元港币，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邵逸夫奖”媲美诺贝尔奖

    邵夫先生长期支持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教育科研发展，也关注人类科学进步，创举之一是设立了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该奖项成立于2002年，设有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以及数学科学三大奖项，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足以媲美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邵逸夫奖”自2004年起已颁奖10次。有人拿了“邵逸夫奖”之后就拿了诺贝尔奖。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原所长陈省身先生于2004获得首届“邵逸夫数学奖”。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与高校合办艺员培训中心

    上世纪90年代初，邵逸夫先生向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希望在内地选择一所大学创办电演员艺训班，吸收内地人才，进行培训后进入香港无线电视（TVB）工作两年。这一设想得到国家教委的支持，最终将合作点定在了邵逸夫先生曾经捐赠过的华南理工大学。

    据参与该项合作的鄢秋萍老师回忆，艺员培训中心面向内地招生，由香港无线电视提供资金支持，在华南理工大学校内授课，双方邀请艺术专家对学员进行授课与培训，经过培训的艺术人才以及电视技术人员可以进入TVB工作。一直到1996年共举办了近10期培训班，培养出邵兵等一大批演艺人才。

逸夫先生一路走好

    邵逸夫逝世的消息传到邵先生在故乡浙江多次捐助过的浙江大学，许多师生和校友纷纷用微博、微信等方式表示哀悼和敬意。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韦路说：“邵逸夫的名字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向邵老致敬！”

    淮阴师范学院宣传部部长朱延华翻出了一份20年前的校报，上面在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我校“逸夫图书馆”落成》，编辑是朱延华。朱延华说：“‘逸夫图书馆’建成，从校长到学生精神都为之一振，这将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东南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李小男表示，斯人已逝，福泽后人，东南大学师生将永远感念这位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慈善家。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景泰教授说：“2007年，我亲自参与了逸夫基金投资我校300万元港币的项目，航师生会永远铭记这个名字。”

    同济大学档案馆馆长朱大章说：“近20年来，‘逸夫楼’一直是同济利用率最高的建筑之一。”网友“啖月忽律”说：“我在‘逸夫楼’里扯过皮，拿过奖，看过毕业典礼，读过书。愿老人家走好！”

    “我们会永远感谢邵先生捐资助教的千秋功业，勤勉求是，严谨治学，为国为民，前行不辍。”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顾玉林说。

冯其庸：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因战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后来由中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是因为他有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读国专时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课。

    对冯其庸先生来说，读书就是生活。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书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在众多研究和爱好中，冯其庸于红学用力最深。1954年，冯其庸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起，认真读起了《红楼梦》，这一读就再没有放下。在近50年的研究中，冯先生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30余种红学专著，从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到《红楼梦》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自成体系，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参照系，成就最大。

    “文革”期间，因曾多次被中宣部、作协借调写作理论文章，冯其庸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多次，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也都被抄走。于是他悄悄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后来，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被世人了解。

    总在读万卷书，总在行万里路。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新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晚年的冯先生致力于西域学研究，数次踏访西部，并力主在国学院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的视野。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王炳华回忆说，“1986年，先生第一次到新疆大学讲学，就去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结果一发不可收”。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涉瀚海，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

    1998年8月，年过古稀的冯其庸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2005年，冯其庸先生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说：“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 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辛苦！”

    也就在这一年，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先生毅然擎起重振国学的大旗。并以走万里路的感念生发出“大国学”的理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81岁的冯其庸先生受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先生对国学的定位既“新”且“大”，他认为国学是民族思想、精神、智慧、文化的总汇，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财富。先生尤重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并倡导将游学纳入教学体系。课程设定及授课教师的安排多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人民大学每月给他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而在离职三年之后，他悉数将其还给了国学院，为学生设立奖学金。他还把自己的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扶给了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国学院开设了明清小说的课程，红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对于红学，他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而他在大家心中，也被视作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冯先生说：“红学的研究没有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这也可以看作冯其庸先生的夫子自道。2011年，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冯其庸先生深情地描述着大漠之上的朗朗星空，“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

    书破万卷，所涉浩瀚。冯其庸先生扬名于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对于 “ 大师” 的称号，先生说：“要是将‘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为人宽厚，以“宽堂”为号可能就是表达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而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书画上，其宽厚的气局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精神。冯其庸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

（摘自百度百科）

②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 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

（摘自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氏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摘自“百度百科”）

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学海珠玑，唐音永存

    201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我的导师霍松林先生逝世了，他逝世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学界，震动了艺坛。先生走过了人生的第97个春秋，他的一生平淡而又非凡。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霍先生12岁以前是在父亲教诲下苦读、苦学的。父亲先教霍松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千家诗》等。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涉及文史哲等许多方面，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他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

    1945年7月，霍松林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评价霍先生这段学习时说：“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畅游，对音韵学、训诂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而且逐渐“由博返约”，形成了研究中国诗史或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想法。

    霍先生教书生涯长为70多年。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辞世，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半个世纪。在文学院的文汇楼大厅，先生题写的“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八个大字寄寓着他对人才培养的热切期望。20世纪50年代初，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当时，霍先生接手文艺学，无教材、无参考资料，但他克服困难，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至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先生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被教育界同仁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2014年，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发展与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先生被授予“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他随即拿出奖金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奖掖后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遍布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

    所谓“写书”，就是从事学术研究。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岗位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必须求真求是，甚至要敢冒风险。

    自1958年开始，霍先生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文革”之初，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抄家、游街、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然而，十余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先生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霍先生又写了《再论形象思维》的长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等。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一句名言鼓励学术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边城的守望者

阿湄

    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处的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叫凤凰,四周皆山,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相传是因早年曾有凤凰栖于此而得名。

    沈从文就出生于这个偏僻、美丽、民风淳朴的地方。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但私塾里呆板的生活引不起他半点儿兴趣,他常常逃学,去看染坊师傅踩着碾石,把布匹压得平整如镜;看豆腐作坊里衣着艳丽的苗族妇人一面用铜勺舀豆浆,一面轻轻地唱着歌引逗背包里的孩子;看面馆里头包青帕的大师傅骑在一条木杠上压面皮,再用又大又宽的刀子飞快地切剥……

    幼时的沈从文不愿循着社会和长辈安排的道路走,而是在自然的世界里率性发展着,这影响着他一生对社会、人生、世界的认识,所以他在自传里说他读着私塾里小书的同时读着一本大书。

    1917年,沈从文15岁,刚刚小学毕业,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离开家乡,跟随当地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在这常人难以设想的痛苦生活中,他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人事与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的影响,毅然放下枪,离开湘西,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接待人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报考燕京大学,又被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最后,他决心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出自己的天下,从而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历程。

    后来,他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的支持和鼓励,到北大图书馆当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他的作品最早载于1922年的北京《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早期作品大多描写湘西的乡俗民风和独特的生活,后来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193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并先后编辑北平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抗战爆发后,他离开北京逃难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作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

    漂泊的生活,坎坷的经历,执着的追求,深刻的思想,边城的风情,使沈从文与他的创作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成了边城的守望者的研究热点。人们嗟叹他的命运,推崇他的人格,研究他的作品,借他的精神荡涤自己的灵魂,吸取民族文化的精髓,重塑民族文化人格。他最著名的小说《边城》,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家,沈从文细细致致地过滤生活,把粗糙拣走,把丑陋剔除,留下诗意,留下美好,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保存一份永久的希望。

    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做了他的墓碑。让我们记住碑上的话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他的塑像坐落山巅,多像一幅简洁的画啊,他静静地站着,刻满沧桑的额下,一双明澈的眼睛始终望着远方——那是人类的远景,嘴角一抹恬淡的微笑提醒着你:会好的,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就这样守望着,守望着边城,守望着人类的未来……

（摘编自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相关链接）

①谁又能想得到,这个只读过小学、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乡下人,后来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深厚的学问,被他曾经想进去读书而不得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这真堪称中国20世纪文化史的一个奇迹!

（常青《读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②建国后他离开文坛,进入古代文物研究领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者也曾把他排除在主流之外,但他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却经久不衰。

（刘敏《阿湄<边城的守望者>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