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用一辈子改善自己

一慈

    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令人安静的人，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就像年轻时爱喝可乐，可中国人终会在岁月里明白茶的滋味。你走过的路越长，越接得住胡德夫歌声中的错综复杂。他的很多歌，乍一听是山河，细听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感伤，还有足以克服这个喧嚣时代的安静。

    胡德夫说。“其实我的歌就是写我经历过的事情，对大自然的那种赞叹。在那个歌里面，我尽量用直白的方式，用咏叹。”

    胡德夫说自己一个“意外歌手”。20世纪70年代初，他去台北一家咖啡厅驻唱，只是为了多赚一点收入，来为身患癌症的父亲筹措医药费。那时候胡德夫唱的主要是西方的民谣，他很少用麦克风的豪迈歌唱，被余光中形容为“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大风箱。”然后，在咖啡厅的角落，他碰到了李双泽，“李双泽这个朋友，他不是唤起我去唱我自己卑南族的歌的人而已，他对我说：‘你可以写歌。’”

    但当时，胡德夫怀疑，说，大家都是拿个吉他唱英文歌，谁会愿意听一个原住民的歌，谁会愿意听台湾民谣呢？李双泽很坚持，他对胡德夫说：“你常常讲的，你小时候的那个山谷，你说你很快乐、你很想念那个地方，你说你在牛背上是一个王，天空的老鹰是你的向导……这个就是歌啊。”

    胡德夫回去之后，把整个在山上的事情想了很久。“我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去喂饱我的牛；这时候老鹰飞上了天空，互相‘咦﹣﹣’呼唤着在学习飞的小鹰，一家全在天上翱翔。我还可以跟它们对话，那‘咦’声响彻山谷。那时我躺在那个贫瘠的山坡上，但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草原，我是个骑士，腰系弯刀啊这样子。那个我不能忘记的，很得意……”

    “我每次在大陆唱《牛背上的小孩》的时候，一个个小孩子会一副怅然的样子，欲哭无泪的样子。后来我问组织者：‘为什么底下有孩子哭呢？’他说：‘胡德夫你不知道，很多的小孩，都是逃出农村来的。你快乐地唱农村的事，对他们来讲不一定是那样的。哪个孩子不想跟都市的孩子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得到的知识一样多啊。所以你唱稻米、水牛、香蕉……会勾起他们的乡愁。’”胡德夫很感慨，他写的只是一个岛的乡愁，却引来这些孩子们很大的、浓浓的乡愁。

    后来，胡德夫投身原住民权益运动，沉寂了很多年没有唱这首歌。一直到2005年、他55岁的时候，才再次把《匆匆》拿出来唱，“这时候感受和味道又不一样了。” 如今，在台东老家，胡德夫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在那里会朋友，写东西。他想告诉每天匆匆来去的都市人：“没有擦肩而过就结识到的朋友”，“从不认识，从那么繁忙，从根本不必打招呼，非常匆匆的脚步，乒乓乒乓当中，茫茫的人海里，能够结识到朋友，结识到好的事情，在里面觉得有在改善自己，我想说的是这个”，“连我这么老我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两个月前，胡德夫当祖父了。在《我们都是赶路人》一书里，他这样写道，“他（祖父）来山谷看我的时候，常把我抱在腿上唱古谣给我听。他每次唱的内容都不一样。虽然曲调相同，但歌词都是他当时的内心所想。就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千年古谣，我现在把它唱给你听。”

    现在，那个“牛背上的小孩”也当祖父了。那个厚壮沧桑的身体里住着的深沉忧伤的大音箱已经在唱给孙子的歌了。

    孔子谈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之言，不仅对个人自然生命的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个人道德生命的提升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君子三戒”涉及人性中最常见的方面：人性好色、好斗、贪得。何谓色？含义一，“色”主要指面部表情，怒色、和颜悦色都属此类，也可引申为表面上；含义二；“色”指美色，尤其是女性美色。也可理解为专指夫妇一伦，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斗”指争斗，战斗。孔子所说的斗，主要是指人壮年时血气方刚，好胜心正盛，容易好勇斗狠，人们的意气之争也包括其中。“得”指取得，获得，此处意指贪得。贪，泛指无节制的爱好，贪得无厌。财货、金钱、宝物、田产、房屋、女色等都是贪得的对象。表现为对既得的唯恐丧失，也表现为对未得贪取。

    孔子将人生大体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所谈“君子三戒”是从血气出发，但并未止于自然生命层面。孔子之后的注疏透显出“君子三戒”从养生到养志、以理胜气的理论发展路向。孔子从血气出发所谈的“君子三戒”，指向了从人的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提升，关注人对色、斗、得的节制及对礼法、习俗等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正因为人性好色、好斗、贪得，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有所戒惧，为此，人们需具有拘束性道德，在诱惑面前克制自身，不能悖理违法，丧失人格，失落道德，失去本心。由此，人们才有可能超越血气的役使走向道德修养的提升，进而挺立道德主体、扩充道德生命。

    “君子三戒”为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当代中国官员如何戒“色”?第一，修身养性，涵养拘束性道德。第二，修身齐家，弘扬夫妻忠贞美德。如何戒“斗”?第一，弘扬“掣矩之道”，处理好上下级、平级、同级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第二，“正名” ，官员明确自己的职权职责，在其位谋其政，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有助于避免争权夺利。第三，提倡君子之争。在竞争、竞岗、竞职时，尊重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以礼来化解恶性竞争或争斗，营造和谐良性的竞争氛围。如何戒“得”?第一，不受不义之货财。第二，理解义利关系的三重境界，有助于官员拒贪自主性的提高。最低的一重境界是“以利为利”，就是说为官的目的是唯利是图。第二重境界是“以义为利”，就是说为官者确实有为己谋福的目的，但他是通过行善举，为百姓服务而达到自己利益。第三重境界是“以义为义”，即纯粹为行善而行善的境界，纯粹为百姓服务而为官，惟其如此才能心安。

    “好色、嗜斗、贪得”的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官员唯有涵养自己的拘束性道德，提高面对色、斗、得的道德持守能力，方能获得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的幸福。尤其是在今天，官员内心对制度的敬畏，对色、斗、得的戒惧，应该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力，也正因此，“君子三戒”及与此相关的道德修养应该成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三戒”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启示》节选）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兆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起，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嚷嚷着帮忙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儿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服都和上泥水和汗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说这围墙很好看。”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朦朦胧胧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都赞不绝口。会议上专家们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围墙门口进进出出，忙得飞起。不知道他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

（有删改）

抻面[注]

阿 城

铁良是满族人。问他祖上是哪个旗的，他说不知道，管它哪个旗的，还不都是要干活儿吃饭。

铁良在北京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因为抻得一手好面。面是随时有客要吃就得煮的，因此，铁良专在一家做。

铁良原来有几股钱在店里，后来店叫政府公私合了营，铁良有些不太愿意，在一个公家人面前说了几句。公家人也是以前常来店里吃铁良抻的面的主儿，劝了铁良几句。几年以后，铁良知道害怕了，心里感激着那个公家人。

抻面最讲究的是和面。和面先和个大概齐，之后放在案子上苫块湿布醒着。后来运动多了，铁良说，这“反省”就是咱们的醒面；醒好了面，愿意怎么揉掐捏拉，随您便。

醒好了的面，内里没有疙瘩。面粉一掺了水，放不多时就会发酸，所以要下碱。下了碱的面，就可以抻了。

有人用舌头试碱放多了还是少了，舔舔，有一股苦甜香，就是合适了。铁良试碱不用舌头，一半儿的原因是抻面是个露脸的活儿，是公开的，客人看着，当面的。铁良用鼻子闻闻，碱多了，就再放放，醒碱。

跑堂的得了客人要的数儿，拉长声儿喊给铁良。客人出到街上，靠在铺面窗口看铁良抻面，好像是买了一张看戏的站票。

铁良不含糊，一手揪出一拳头面，“啪”，和在一起，搓成粗条儿，掐着两头儿，上下一悠，就一个人长了——人伸开胳膊的长度等于这个人的身高。铁良两手往当中一合，就是两股，再抻再合，就是四股，再抻再合，八股，十六股，三十二股，六十四股，一百二十八股。之后掐去两头，朝脑后一甩，好像是大闺女的辫子飞落到灶上的锅里，客人就笑了，转身回到店里的座位上。

锅边儿的伙计用一双长筷子搅两下，大笊篱把面捞出盛到海碗里。海碗里有牛骨高汤，入好面，撒几片芫荽、葱丝儿、带红根儿的嫩菠菜，浇上满天星辣椒油花儿，红、绿、白，“啪嗒”，放在了客人面前。客人挑起一筷子面，撑开嘴吃，热气蒸得额头有点儿亮。铁良呢，和街上的熟人聊了有一会儿了。

20世纪50年代，犯人被押去刑场的时候还允许点路边的馆子，吃最后一口人间食。有个老头子被押在车上，路过铁良的店，说是去阴间的路上得吃口抻面。于是押进去，老头子张口要龙须面，铁良也不说话，开始抻。

铁良几下就抻好了，亲自放面下锅，瞬时捞起，入在汤里，双手捧了碗放在老头儿面前。老头儿挑起面迎光看了看，手上的铐“哗啦啦”响，吃了一口，说：“是这个意思。”就招呼上路了。

铁良后来跟人说：“这就是当初借钱给我学手艺的恩人，他就是要我抻头发丝儿面，我也得抻出来。”

(选自《阿城精选集》，有删改)

【注释】抻(chēn)面：用手把面团抻成面条。抻，拉长。

他用苦难令世界破涕为笑

    400年前，即1616年，4月23日，在马德里家中的病榻上，塞万提斯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说：泥土盖没了他的肉体，没有盖没他的名字。

    直到最后，他都秉持着关于这个残酷待他的世界的清晰观点：“我被带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展现真正的悲惨会是什么样子，是为了充当厄运之箭的射击练习。”

    塞万提斯的去世，并没有在当时的西班牙激起几多涟漪——一个朝廷的讣告或者一个纪念的仪式。

    要到很多年之后，人们才会领悟到，这一天简直是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这一天，莎士比亚在英国去世。世界失去了两位文学巨匠。

    但在“领悟”到来之前，塞万提斯只能继续在被遗忘的悲凉中一路向前——他的墓前没有立碑；他的遗嘱不知所踪；墓地所在的修道院翻修时，他的遗骨被挖出、散失。

    终于，这位伟大的现代小说之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只剩下他的著作，以及有时确定有时影影绰绰的生平往事了。

    生存逼人。而当时西班牙文坛的繁荣景象，则给了塞万提斯鼓舞。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吟诗谈文，结识朋友。1599年阿莱曼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发拉切》的成功，让他意识到，他应该给世界提供对一种文类的令人兴奋的冲击——他希望自己写一本书，能够永远地“毁灭”骑士小说。

    于是，他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献给了一部将被举世公认的杰作。160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这部作品的创作，凭借的是一支鹅毛笔和诸多奇思异想，以及作者本人的坎坷生平。

    因此，这样的创作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淬炼苦难的过程。塞万提斯在无穷无尽的不幸遭遇中，囤积力量，升华苦难，编织想象，终于造就了另一人物的出发——身骑瘦马、手举长矛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的出发，令世界破涕为笑。笑声成为无数读者对塞万提斯的回报。

    1606年，他在马德里落脚。在依然窘迫的日子里，他俯身书桌，勤奋地挥动手中的鹅毛笔，迎来他创作最多产的时期。那段岁月，是作家生命最后的怒放，也是文学恣意的怒放。塞万提斯的写作，对底层生活和崇高理念表现出迷恋与擅长。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特质，使其即便书写幻想和荒诞时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1613年，《训诫小说集》出版。虽然病痛缠身，他还是在4年中写出了《堂吉诃德》第二部的72章。大有只争朝夕之势。

    为了对付《堂吉诃德》的赝品，他要让真正的第二部尽早问世，于是，他没日没夜地赶写，似乎还给自己定了完稿日期。一年后，《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八部喜剧及八部幕间短剧集》。代价是，他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年近七旬的作家变得弱不禁风。

    漫长的人生路，予以他太多苦难，他将这些苦难淬炼成一字一句，呈现给这个世界。这样的过程艰辛而快乐，同时也是让幻想破灭的。最显著的是，他可以写出受人欢迎的书作，却不能靠写书过上好日子。

    即便如此，他依然写啊，写啊。

    病痛愈加磨人，身体日渐枯萎，只有那支鹅毛笔，静静流淌着他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写作速度之快，令人意外。

    直到1616年4月23日，这支笔，枯竭了。

    （选自201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同名文章，作者：黄玮，有删改）

    相关链接：

    塞万提斯一生的遭遇简直就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历险记。他24岁时加入部队当兵，在战争中不幸受伤，导致左手残疾，但他仍带着伤残的身体继续留守战场。几年后终于可以带着推荐信回国，却不料在途中遇上了海盗，结果沦为他们的奴隶，还差点被送上断头台，34岁时才被亲友们赎回。他一生中有过三次牢狱之灾。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他创作了大量的剧本，但他的作品未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即便《堂吉诃德》被一版再版，他的经济状况也并无太多改善。

    （2016—05-25《武林军事·关于塞万提斯的人生故事》）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教授介绍，塞万提斯一生坎坷，但没有被命运打败，就是在监狱中，他开始构思《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表面上是讲一个50多岁的疯子，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要去践行他的理想主义，却又到处碰壁的故事。塞万提斯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又纠结不已，桑丘之所以跟随堂吉诃德，其实是认为可以寻到宝藏，获封岛主。这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也表现了堂吉诃德的悲剧色彩。

（2016-08-04《万汇文化·为何国人熟知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却不了解汤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