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启功的坚韧：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

徐可

    ①启功先生有一方古砚，上有铭文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坚净翁”，可见“坚”“净”二字得到了他的高度认同。

    ②启功出身皇族，可是他一点也没受到皇恩的泽润。启功刚满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靠寡母和终身未嫁的姑姑抚养。为了养家糊口，启功初中未毕业便辍学了。辍学之后，他一边教家馆挣钱贴补家用，一边寻找工作，同时跟随几位老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练习书画创作。他不拘一格，师从百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传统文化，奠定了以后做学问的基础。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从来都没有懈怠过，一生都在学习和思考。他在书画创作、书画理论、书画鉴定、诗词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古代汉语研究以及历史学、宗教学、版本目录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这些成就都不是在课堂上学来的，而是他“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来的。

    ③在学术研究和书画创作中，启功最可贵的是不盲从前人，更不迷信权威，不懂的东西总要弄个究竟。他敢于怀疑前人的学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关于书法的结字、用笔，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这一观点流传了几百年，从来没人怀疑过。可是启功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辩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是以结字为上。”

    ④1957年“反右”运动，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并接连被撤销了教授职称，失去了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的资格，工资也被降了一级。在巨大的打击面前，他没有沉沦。不能上讲台，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1964年，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几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猛然袭来，启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⑤启功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从十几岁到八十多岁，他天天临贴，几乎从未间断。当浮躁之气充斥书画界，一些人以奇为美、以怪为美、以丑为美的时候，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美学原则，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字。

    ⑥改革开放之后，他的书法声名日隆，一字千金。先生并没有以此自矜，以书法家自居。凡是向他求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特别是一些修理工、服务员，他常常主动赠字感谢他们的劳动。先生对普通人如此谦和，可是对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权贵就不假以辞色了。曾经有商人请启功先生题写匾额，为先生所拒。旁人怪先生不给商人面子，先生说：“我对他还算客气的。这个人没有诚意，我今天就是要教教他什么叫诚意。”有某人为了巴结上司而向启功先生求字，并拿上司来要挟先生，被先生赶出门外。

    ⑦他对有人假冒他的书法表现得很超然，然而对原则性问题，先生从不苟且。1993年，他发现有人假冒他的名义，对古书画作品进行鉴定，造成书画市场的混乱。对此，老先生非常愤怒。当即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字画真伪，不再为任何人收藏的古字画题签。他说到做到，留下文物界的一段佳话。

    ⑧他心地纯净，不掺杂念，置生死于度外，视名利如鸿毛。前些年，他用卖字画的钱设立了一个“奖学助学基金”，却不用自己的名义；他不计报酬为别人创作了很多书画作品，还多次捐资希望工程，赞助失学儿童，而他本人始终过着粗茶淡饭、布衣土鞋的简朴生活。他不图虚名，对人们奉赠给他的这“家”那“家”，他一概不承认，只认定自己是一名教师。

    ⑨净，还体现在先生对自己的无情解剖和严格要求上。1938年，启功失业后，为生活所迫，曾在日伪政府里做过一个比科员还低的小职工，总共不过三个多月。为此他一直深深自责，视之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污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启功不惜自曝其丑，没有掩饰自己，更没有美化自己，这不但是“不为尊者讳”，而且是“不为自己讳”了。

【相关链接】①某日有一个专门假冒启功书法的人去书画店销售赝品，恰巧被启功先生堵住。作伪者尴尬恐慌无地自容，哀求老先生高抬贵手。不料启功先生只是宽厚地笑道：“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

（李兴濂《启功的豁达与幽默》）

②1999年，他（启功）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人家告诉他这是“部级”，先生就故意打岔说：“不急，我真不急！”实际上当时启功先生还真的不是“部级”；直到2000年之后，才享受了“副部级待遇”。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震惊！可启功先生对什么级别、什么待遇从来都毫不介意、毫不在乎，他是真的一点都“不急”。

（徐可《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

老树画画：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老树不是画画的，他是个教书匠。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至今。老树本来不叫老树，叫刘树勇。也许像他说的，因为很小就长成了很苍茫的样子，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学生们就“树哥”“树叔”地叫他，要叫到“树爷”的时候成了“老树”，既然自己的本名叫起来有点不大顺口，他就找个大家都叫得顺的名字用起来。“我的长相太凄凉了，上下五千年提前都长好了。”他自嘲地呵呵一笑，大家跟着乐了，初见的拘谨和陌生就渐淡渐散了。

    老树书教得好，学生知道。学生描画他教授公文写作课的状态：“铃声响过，晃着进门，低头看一眼课本，抬眼扫一下我们，然后滔滔江水般流泻出真知灼见、性情心声。他讲西南联大里中国文化界的翘楚、讲风华绝代的林徽因，讲钱钟书的《围城》，讲张艺谋的《红高粱》，讲卢梭的《忏悔录》，讲诗经，讲高更、塞尚，讲波普艺术、解构主义，还有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些完全无法用‘公文写作’涵盖的东西听得大家如痴如醉。要下课的五到十分钟，他才会懊恼地讲一会儿课本，期间还夹杂‘公文写作，神马东西’之类的抱怨，直到下课铃响，仿佛扔掉了课本的郁闷，说声‘去也’，踹门而出……”

    老树的画中人，悠闲简静明朗。却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隐士形象，是街头巷尾市井喧哗滋味饱满的世俗常人，他们性情、生动、自然，关切现实又洞明人生。

    老树喜欢民国的趣味，而这民国又非确然的民国，只是他心里想象和希望的趣味——“女子温婉良顺，男子温文尔雅，世俗活泼生动，自由自在，一切都是慢慢的、闲闲的。人们的脸上看不到急切的欲望，一切都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么一种意思。”画中那个长衫男子一会儿树下独坐，一会儿花旁独立，一会儿山间独行，一会儿屋中独酌，独来又独往，却怡然自得。

    “他是我，又不是我”。老树说。画中的长衫先生，闲适、率性，肆无忌惮。一如过去的老树，会戏谑地表达情绪。

    有读者提出，画中的闲适与现实的忙碌嘈杂完全不一样，你能接近画中的生活状态吗？老树回答说：“画里那么悠闲，生活却忙忙碌碌，怎么可能达到？！因为没达到，所以才缺什么补什么。焦虑是常态，谁都一样，我也一样。我不可能像画里那么悠闲，但身体做不到，心境或者能做到。”

    于是他画，画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空间情境，他的画成了另一个老树在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的梦呓。

    对他，画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画的过程。他那些别人一掷千金想求的画，在地上桌上椅子上箱子里随意堆放着。“把内心关注放在怎么做好一件事上，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就可以了，最终东西拿出去别人说好，不重要。是让自己的内心丰富起来，而不是去炫耀，不是表演给人看，你要相信这一切东西都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让你自己通达、精细，对自己日常生活起居坐卧有要求，你这个人慢慢才像个样子了。”

    作家杨葵曾著文评说老树：“如果纯凭个人喜好，我甚至想说，老树文字第一，书法第二，画排其三。”又说：“老树文字有股特殊的稳，并非四平八稳那种寡淡之稳，亦非精巧设计那种做作之稳，更非所谓风轻云淡的鸡汤之稳；他是左冲右突，纵横捭阖，却又胸中有丘壑，可点百万兵的动态之稳。快人快语，口无遮拦，得意处长篇大论，愤怒时脱口骂娘，论人事也常有论据不足便下大结论之嫌……按说这么个写法非常危险，容易跌入莽撞汉子夸夸其谈的恶境，但是没有，得力于几点——力量、心智、修养。”

    老树的微博，粉丝近百万。他也曾开过博客，其思想其语言其风格吸引了大批簇拥者，2006年，他以一篇《走了》叫停了自己的博客。有粉丝留言，用“阿甘不跑了，我们怎么办”来形容心中的迷茫和困惑。其实阿甘跑或者不跑都不为什么，老树也是，博客想开的时候就开了，想停就停下，没有，也不想为什么。 （选自《北京日报》2015年09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拥有山东大汉与生俱来的粗犷，内心却敏感细腻，情感也十分丰富”，老树的研究生曾泽鲲说。与课堂上诙谐豪放的树老师不同，私下里的老树很期待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孤独空间。②老树博闻强记，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文学、绘画、电影、书法等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而关注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有大量批评文章行世，著作数十种，策划诸多影像展览，摄影圈里，提到刘树勇，是响当当的名字。只是，他不把自己的博学当个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些不过是“看过些杂书，想过些事，码过些字”罢了。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沙依甫加马力·达吾来提：理论物理界的“美丽仙女”

    沙依甫加马力·达吾来提，新疆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理论物理中心主任。在维吾尔语里，她的名字是“美丽的仙女”的意思。

    1995年秋天，在导师查朝征教授的推荐下，沙依甫加马力来到德国波恩大学物理研究所，是要在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奈姆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

    二战后，人类对基本粒子的认识最终归结为：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有弦状的结构。这就是超弦理论，它的数学物理理论基础就是共形场论。共形场论有一个难题，多年来困扰着国际理论物理学界，那就是“二维结晶图式轨流形上中心荷为2的幺正共形场的分类”。这个题目听起来就十分艰涩。法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Verlinde兄弟和Dijkgraaf曾试图解决，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实在很难，最后他们只给出一个猜想。

    沙依甫加马力的博士论文就选了这个题目。听说她选择了这个题目，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老师们摇了头，他们对她能够完成这一课题抱怀疑态度。沙依甫加马力却不信这个邪，她一头埋进工作室，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每天早晨，她总是第一个走进工作室；到了晚上，她又是最后一个离开。波恩是个什么样子，两年来她竟然从没留意过。她每天早出晚归，天天在工作室里工作，根本不知道波恩的天气。

    在论文写作后期，查朝征教授也来到波恩大学，奈姆教授希望他能帮沙依甫加马力做些工作。两年时间，沙依甫加马力终于证明，Verlinde兄弟和Dijkgraaf当初提出的猜想是错误的，她给出了正确的解，还严格证明了这个正确解。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奈姆评价说：“沙依甫加马力·达吾来提前进了重要的一步，解决了多个研究组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个著名问题。”德国弗鲁姆教授评论沙依甫加马力的论文“将成为一篇标准的参考文献”。

    带着成功的喜悦，沙依甫加马力·达吾来提来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博士后工作站工作。后来听从查教授的建议，她对电动力学展开研究。电动力学有两大块：局域电动力学和整体电动力学。人类前两个世纪就是用的局域电动力学。整体电动力学到二十世纪才开始建立，出现了一些整体电动力学的实验结果。然而，一些物理学家对这些实验结果不认可，他们认为局域电动力学就可以说明这些现象。1995年，在美国物理学家Lipkin和Peshkin持这种观点的论文发表以后，整体电动力学就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发展停顿了下来。沙依甫加马力要做的工作，就是用统一的思想来描述整体电动力学，结束理论混乱的局面。

    经过不懈的努力，沙依甫加马力和她的学生马凯终于在2012年否定了这些物理学家的错误论述。当她将写好的论文投到世界顶级物理学报《物理评论快报》时，编辑部认为这早有定论，退回了她的稿件。沙依甫加马力将计算结果原原本本寄往编辑部，据理力争，说明权威们的结果是非相对论的，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她用相对论电动力学严格论证了这些实验结果确实属于整体电动力学。

    沙依甫加马力严谨的计算、正确的研究，最终打动了《物理评论快报》的编辑们。他们决定把论文刊登在《物理评论快报》这一世界顶级物理学报的重要论文栏内，并建议把这作为科学新闻在媒体上报道。这使沙依甫加马力再次绽放光芒。

    2012年10月以来，沙依甫加马力参与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小组的工作，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实验和理论研究提供理论数据。欧洲建设核子大对撞机，是想通过粒子间的碰撞来了解基本粒子的构造和动力学。所以描述分子分布函数，就成为粒子物理学理论和实验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家研究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小组。由于沙依甫加马力在理论物理研究上的突出成就，她加入到这个小组，并成为这个小组多篇论文的第一作者。

    2016年1月，他们撰写的关于分子分布函数的论文在美国《物理评论D》杂志发表后，学刊编委来函说：“你的论文很重要，很有意义，我们将把它列为推荐论文，在网上予以介绍，向你表示祝贺！”看到这句话，沙依甫加马力开心地笑了。

    如今，沙依甫加马力早已回到新疆大学工作，她教的学生也已在物理学界纷纷崭露头角。我们相信，在理论物理界的不懈追求，会使沙依甫加马力·达吾来提越来越“美丽”！

（《光明日报》，有刪改）

相关链接：①我的导师查朝征教授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培养我，他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教我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教我扎根边疆，为祖国、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这样才有了今天的我。

（摘自光明网《沙依甫加马力·达吾来提教授访谈实录》）

②作为参考文献，沙依甫加马力的博士论文已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中的一些原理和结论，已多次被西方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论文中应用。

（摘自陈学迅《成功之路：记维吾尔女博士沙依甫加马力》）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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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