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按规则出牌的大学校长朱清时

    朱清时，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后去了青海西宁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炉前工。

    当时分来厂里的大学生们常在业余时间聚会，喝酒、打扑克、海阔天空聊天、发牢骚。朱清时说：“我也时有加入，但很快就感到空虚。我总觉得光抱怨怀才不遇没意思，中国这么大，总是需要人才的，现在把时间荒废了，一旦需要时，我们有什么呢？我仍然像在大学里一样，抓紧时间学习。”在这期间，他翻译了一本《相对论的再审查》，稿子被山东大学油印出来，在国内流传；写了一篇论文《论基本粒子的静质量随时间变大》，197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地处西宁的中科院青海盐湖所正在为造原子弹组织技术攻关，急需学物理的人才。得知这一消息后，朱清时立即去拜访该所的室主任康靖文。康靖文拿出很长的一篇专业外文文章让他翻译。几天后，朱清时就把译文交给了他，研究所马上就决定要朱清时。

1979年，朱清时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出国进修人员，到美国圣巴巴拉大学从事激光光谱研究。初到美国，实验室的设备多数他都没见过，而且英语比较薄弱，每周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问题他听不懂。那种尴尬的局面让朱清时很受伤。

    别无选择，朱清时只能放弃了一切娱乐和休息时间，集中精力迅速填补实验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空白。“我列出一个问题清单，包括我不知道的仪器的功能和操作方法，然后请教别人，把他的介绍一一记下来，自己再练几次，熟悉之后，就能找出每台仪器的关键点，然后再读说明书的有关部分，很快就能掌握。两三个月之后，我已能熟练地操作整个复杂的系统，做出了一些漂亮的结果。终于有一天，当看到记录仪画出期待已久的曲线时，我深切感受到了探索科学真理的快乐！”

    两年进修期满之后，麻省理工学院要聘请他做“博士后”研究员。但朱清时还是选择了回国，与同事们一起建起了中科院激光光谱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水平最高的实验室之一。

    1998年，朱清时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在教育主管部门眼里，这位书卷气浓郁、平时在办公室里喜欢穿一双布鞋的校长，是一个不按照规则出牌的人，更是一个给他们出难题的人，一个冒犯和挑衅者。

    担任中科大校长的10年里，朱清时赶上了教育部的“扩招”政策。作为大学校长，朱清时非常矛盾：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两千万。但扩招却要付出代价——保证不了教学质量。思前顾后，朱清时停止了扩招。

    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时任校长的朱清时不断思考的问题。他曾带着同事去麻省理工等高校调研，回国搞教学改革，引进优秀人才。几年后他才发现，教育体制和考评制度才是大学的核心问题。

    朱清时发现，中国传统的书院培养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老师们和学生都住在一起，除了上课学知识外，师生们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朱清时觉得，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学院就相当于中国的书院。于是，他想在中科大实施书院式管理，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不分专业和年级混住在一起，让学生上课之外的活动更丰富。结果有关部门下文禁止，要求将学生按照专业来管理，要把学生管理得严格一点。朱清时的书院式改革无疾而终。

    “如果教育体系不改的话，目前的众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朱清时说。这些在1917年由蔡元培首倡的治校理念，成就了北大在20世纪初的辉煌，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教育界稀缺的良药，也是朱清时作为大学校长一直在坚持的改革。

    2009年3月，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上卸职的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深圳“全球海选校长”中，全票当选新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拟任校长第一候选人。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放弃自己享受的省部级待遇，并提出放弃行政级别。

    在给深圳市政府递交的南科大办校方案中，朱清时提出要办一所前所未有的大学，以机制创新匡正中国教育积弊。朱清时和他的教育改革，如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把中国的大学教育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也让南科大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

    2010年年底，教育部选择了认可，在南科大招生考试后，下发批文同意未经教育部批准就进行自主招生的南科大进行筹建，筹建期间可以试办本科专业，暂时给予了朱清时主导的这场改革实验一个模糊的承认。

超级演讲家霍金

    霍金的演讲之路建立在过去数十年对理论物理学的卓越贡献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他提出了黑洞蒸发现象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在声望一步步提高的同时，他开始思考，科学应该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若是一些科学成果只在业内存在震撼，却无法在大众中普及，那这些研究成果还有什么伟大可言呢？于是，除了写书和参加学术研讨会，他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超级演讲家”的历程。

    1987年10月，英国的伯明翰召开运动神经细胞协会会议，霍金受邀进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我的病历》。霍金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起，从那些“笨手笨脚”的先兆，一直讲到21岁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也讲到了“最多还能活两年”的预言。他表示，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威胁，那种感觉很不好受，但是他依然在进行科学研究，依然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并不比别人差什么”。

    1988年，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行，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4月，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黑洞和婴儿宇宙》的演讲。霍金指出，大多数人会认为进入黑洞之后，就可以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区域，于是就出现了时空旅行的巨大可能。他提醒人们，不要渴望进入黑洞，如果人类跳入黑洞，瞬间就会被撕得粉碎，连构成他身体的粒子也不能避免。随后，这位“被撕得粉碎的人”就会通过婴儿宇宙，经过另一个黑洞被发射出来，重现于另一个区域。这次演讲吸引了众多对宇宙存在好奇的听众，霍金总能把一些枯燥的理论通过绮丽的想象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

    霍金试图通过演讲，将自己的思想与整个世界交流，除了常在英国及美国发表演说，1989年l0月，他还来到西班牙的奥维多，此次的演讲题目是《公众的科学观》。霍金认为，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大都漠不关心，对于科研成果为公众生活带来的改变，公众也是冷眼相待。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让科学在大众中普及，让大众能够对温室效应、酸雨、遗传工程甚至核武器的发展等问题得出较为科学的看法。中学的科学教育制度需要改善，要拓宽科学传播的途径，如电视节目，在娱乐的同时注重教育意义，让观众明白科学与生活息息相关。

    霍金还把他的思想传播到了对他来说非常遥远的国度——中国。2006年6月17日，霍金以病残之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抵达北京。这是继1985年、2002年两次访华后，他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6月18日，他面对中国的6300多名听众演讲他的《宇宙的起源》，他围绕“我们为何在此，又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展开，宇宙是否会继续膨胀？会不会在某一个时点最终坍塌？这些都是充满神秘感的东西，在足球世界杯尽情演绎的夏日里，霍金掀起了又一轮科学的热潮。

    霍金的演讲充满了科学的正能量，他的演讲实录被印刷成各类读物销往世界，演讲的视频被制作成各类纪录片畅播全球。霍金就这样在宇宙的星际当中影响着我们，像一颗耀眼的星辰熠熠生辉。

（摘编自荣楚欧《霍金传》）

相关链接：①在演讲时，靠电脑合成发音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通常要准备l0天，但这并没有削弱霍金同大众交流的愿望。在他看来，向大众揭示宇宙的神奇和宇宙学研究所反映出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是学者的本分。（蔡肖兵《生命还在希望就在》）②在中国，霍金走近公众所引起的轰动有目共睹。2002年他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那次演讲的会场座无虚席，这说明一个事实：霍金正在用他非凡的个人魅力，吸引大众走近科学。丘成桐先生如此评价：“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大科学家应当带头做科普。”

（2006年6月22日《光明日报》《霍金：一个巨大的科学磁场》）

“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幼年熟读经史，在南开受新式教育，喜读科学，在美初习电机工程，任教清华后专研物理。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却又重温中国经史典籍，于中西文化密切接触体会中，融合中西学问之精华。

    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园任教，工作半年后，回到天津，去见恩师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有什么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他的夫人韩咏华感慨地说：“月涵照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地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可倒好，这一忍耐，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理科和工科，执教清华初期，教的是物理、数学、英文等课程。梅贻琦早年的学生浦薛凤回忆说：“本人于民国三年夏考入清华后，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联系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后曾执教清华大学土木系的施嘉炀回忆说：“我于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高等科二年级学习时，梅贻琦先生是我的物理学老师。现在回忆起来，梅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是非常关心的，他经常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做实验，并且总是以诲人不倦的态度为学生解释课本上和实验中的疑难问题。”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靠人格魅力，并以自己为榜样，言传身教，如春风华雨，润物无声。梅贻琦就是这样，熏陶了一大批清华学子。他最初的教育教学活动，为他以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华有驱逐校长的传统，从1928年到1931年，罗家伦等几任校长像走马灯，时间长者如罗家伦为两年，短者两三个月，有的派来的校长甚至连清华校门都进不了，被师生抵制，灰溜溜地走了。

    梅贻琦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任清华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晚年回忆说：“民国廿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其同意后，于九月廿三日提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由民国廿年起，他继续任清华校长达卅一年之久，是中国国立大学任职最久的校长。他对清华尽力甚多，贡献甚大。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大师论”是梅贻琦将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贻琦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

    梅贻琦是国际学术界有名的“寡言君子”。 他倡导“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他认为学校造就了人才是为了实用，“否则将是极悲惨的事”。梅贻琦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开，文与理通科，主张学生自学。有了他的这些主张，才有今日之水木清华。

    从1931年至梅贻琦逝世，他被称为清华“终身校长”（晚年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像胡适那样有名气，为何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长期治校而无反对者、驱逐者，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这正好印证了霍宝树对梅贻琦的印象：“先生处理公务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清正不苟，待人接物则谦诚恳切，和蔼可亲。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

    1940年，昆明，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做如下感慨：“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三问便概括了梅贻琦校长终其一生的坚持与执着。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

（选自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语）

②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任务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摘自“中华新闻网”）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的写，而是一辑一辑的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今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张璐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写下了众多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元任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固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为深厚的知识背景。

    赵元任从幼年起就诵习四书五经，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烂熟于心，对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这一点看他在著作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足以证明了。赵元任的六世祖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这位大师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清代朴学家们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轻主观而重客观，轻演绎而重归纳。赵先生的名言“没有准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可以说就来源于注重事实，重视归纳的经学传统。另外，他的一些学术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如赵元任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

    赵元任是融会中西文化的典范。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用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赵先生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历时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过来，这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再例如汉语语法学方面，中国传统语文学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语法学体系，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虽然奠定和创立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但这两部著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赵元任第一个使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派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发现了不少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现象。所以赵元任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时，不仅从形式入手，还结合语义进行分析，这就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多重视形式而轻意义的不足。

    在赵元任身上，还体现出横跨文理、精通音乐的特色，这使他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赵元任在上大学时专修数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攻读的是哲学，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物理，对声学方面特别感兴趣。良好的数理修养着实为赵先生从事语音方面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利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语音研究趋于科学化、精确化，避免了清代朴学家们在语音分析上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弊端。

    更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赵先生能够及时地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营养，形成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一些语言问题或现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说清浊》中阐述清浊这对概念时，就吸收了丹麦原子物理学玻尔的对补原则。

    赵元任是个多才多能的学者，他在音乐方面的精湛造诣为他精确的听音、辨音和声调、语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帮助。关于赵元任的听音记音的本领，胡适和罗常培都曾有过赞叹。这种高超的辨音能力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开的。另外，赵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他创制的“五度标音法”，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而这套五度标音法的得来，就是动用了赵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赵先生曾经周七弦琴作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作出声调曲线后，再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照样改画在一般的五线谱上，这就是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赵元任以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这样的成就正是来源于他渊厚广博的知识背景，他尽量地多去吸取周围各科各派的学术精华，从而使他的许多成就都居于学术界的前沿。这应当是我们后学者所最要学习的地方。

（摘编自张璐《浅谈赵元任的学术思想背景》）

【相关连接】①赵元任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反响热烈，深受中国儿童的喜爱。赵元任在翻译中无不渗透着他对音乐的态度和看法，他甚至还运用如“依声调作曲”等音乐技巧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不可译”问题。（节选自胡泽红《音乐与翻译的愉快联姻》）②他的《国语入门》和在此基础上扩充并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都奠定了国内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其后丁声树、吕叔湘等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赞为国内“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节选自胡明扬《赵元任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