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耶伦：百年美联储首位女掌门

周有恒

    耶伦于1946年8月13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大家庭。尽管她家居住的山脊大街位于一个工人阶级聚居的小区，但其家庭经济状况却高于普通蓝领——她的父亲是一名家庭医生．母亲曾是教师，后来辞职在家专心照顾孩子——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耶伦拥有了接受良好教育、进入上层社会的条件。

    由于耶伦的父母重视孩子的学业，加上刻苦努力，耶伦自幼成绩优异。在位于布鲁克林贝伊里奇的汉密尔顿堡公立高中就读期间，这个长着一张可爱小圆脸的女生几乎样样在全年级拔尖，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在毕业典礼上，耶伦被推荐为发表告别演说的学生代表。

    或许是受精于管理家庭财务的母亲的熏陶，耶伦中学阶段就开始对股票、投赍等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上大学时她选择了经济专业。在听过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演说后，耶伦被其学术成就和公众服务精神所折服，决定在经济学领域开创自己的职业生涯——她在走学期间便渴望有朝一日能到美联储工作。

    1967年，耶伦以优等生成绩从布朗大学毕业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赴耶鲁托学，师从托宾，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后，媒体在报道其求学经历时讲述了一个细节：耶伦当年对托宾非常崇敬，听课时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句话。她在上托宾的课时记的笔记非常详尽，被一起学习的同学奉为圭桌而传阅。这种认真仔细的作风被耶伦带入日后的从业经历——每次美联储会议，她总是带着细心推敲过的书面评论，小心翼翼地用 略带鼻音的布鲁克林口音宣读这些意见。

    耶倍于1971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在此期间，她 发表了 涉及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位思想敏锐、备受尊重的学者。在哈斯商学院任教时，耶伦因教学认真、治学严谨，两次荣获该学院的“杰出教学奖”。

    身为经济学家及经济学教授，邢伦在学术传承上继承了托宾的衣钵。像她的恩师一样，耶伦的学术研究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侧重于失业问题的起固和成本。她也十分认同托宾关于政府．尤其是央行可以帮助缓解失业的观点，一贯主张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应对高失业和低增长问题。

    2001年，他的丈夫阿克洛夫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写道，他和妻子不只是性格方面相辅相成，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看法也总是非常一致，唯一的分歧在于，耶伦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度比自己更高一点。

    尽管学术成果丰硕，职位不断升迁，耶伦却并未丢弃自己的女人本色，她非常善于保持家庭和事业的平衡。虽然工作繁忙，但耶伦仍然坚持自己照顾儿子。她性格温柔，热爱生活，喜爱美食，厨艺也不错，与丈夫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朋友们认为，“她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而且她在生活上很幸福”。

    耶伦在美联储内“冒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正是时任美联储主席史伦·格林斯潘声望和权势如日中天时期，但“小字辈”的耶伦竟然敢于多次与格林斯潘公开争辩，要求设定美联储容忍的通胀上限，认为偏低的通胀目标总好过对通胀的零容忍。这种勇气和见识令格氏对其刮目相看。

    在随后的日子里，耶伦又几次在关键时期显示出她的远见卓识。2004年和2005年间，时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耶伦明确表达了对住房市场的担忧，但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蒙都不认同她对形势的判断。耶伦属于最早发现美国楼市泡沫问题的美联储官员。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耶伦也是对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看得 最清楚的人士之一。当时的许多美联储官员觉得，次级抵押贷款只占垒部抵押贷款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不足以造成重大的经济破坏。但是耶伦指出，金融市场中与次贷相关的衍生品工具的复杂体系，可能导致银行对某些借款人的脆弱性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大举撤回信贷，酿成一场大破坏。

    为了帮助耶伦扫清通往美联储主席宝座道路上的障碍，参议院的一些民主党议员随后还向奥巴马施加了更大压力——他们扬言，如果总统执意提名萨默斯，自己将投 反对票。群雄逐鹿的最终结局初现端倪——为免于党内出现重大分歧，令奥巴马总统陷入难堪境地，萨默斯于2013年9月15日宣布退出角连。于是，耶伦便成 为公认的领跑者。

    2014年1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奥巴马总统对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她于2014阜2月1日正式接替本·伯南克，成为美联储一百年历史上首位女掌门人。（《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一一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中国人的"数学传奇"丘成桐

    他22岁获得博士学位，25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攻克几何学难题“卡拉比猜想”，并在1982年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由于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 ， 因此菲尔兹奖也被誉为数学中的“诺贝尔奖”。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刘克峰曾称赞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数学神话，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他——就是丘成桐。

    初见丘成桐，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邻家老人，而且普通话也说得不太标准。但一经接触，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以及这位当代数学大师以大刀阔斧般气魄，革新微分几何学和直面国内学术界一些陋习的勇气，将令你彻底倾心不已。

    昨日下午，丘成桐作为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麓山论坛”学术年会的压轴嘉宾，在长沙和学子们畅谈“研求之乐”。并为这次师大学子之约题词：岳麓书传，百代贤儒仰朱张；楚南人杰，千年王业出湘潭。

偏爱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

    “年少时我并不喜欢读书。”丘成桐“研求之乐”的讲座从年少时求学讲起。

    少年得志的数学天才 ， 这是一般人眼中所认为的丘成桐，但事实恰恰相反。

    小时候的丘成桐很顽皮，那时他对数学的兴趣，也远远不及对历史和古代文学的喜爱。丘成桐的父亲小时候要求儿子背诵古文诗词，如果成绩不理想，还会“打掌心 ”。父亲离世那年，丘成桐14岁。为了缓解悲伤，他读起了《红楼梦》，觉得里面有很多感情相通，而之前他更喜欢看《三国演义》。

    丘成桐喜欢将数学与文学进行比较。他强调的一点是，良好的文学修养，对培养做学问的气质很重要。解除名利的束缚，使欣赏大自然的直觉毫无拘束地表露出来，是数学家养气最重要的一步。

    “我本人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从《诗经》我看到比兴方法对找寻数学方向的重要性；吟诵《楚辞》激励起我对数学的热情，向大自然追寻真与美的感受。”

    “而读历史让我学会在关键时候做抉择。”他引用《史记》中刘邦虽屡败但仍坚守中原终成大业，阐明自己为什么当初选择斯坦福大学，尽管当初那里并没有很好的数学科研条件，但这是一所很好的大学。

从未放弃对至真至美的追求

“奋斗的过程就像智者垂钓，看到学问的成长是最有意思的。”丘成桐说，“我研究数学的目标不是拿奖，也不是成名成家。对真与美无条件的追求，是我一生做学问的座右铭。”他引用陶渊明的诗“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表明自己的志趣。

    在丘成桐的眼里，数学很美。数学之美在于简约严谨，应用一些简单数学定理把大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描述出来。丘成桐认为，数学美感的获得，常常以数学家经年累月的苦思、单调乏味的运算为代价——在经历一次次失败与错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可能在冲凉或刷牙时，突然间茅塞顿开了。

    丘成桐说，数学家追求一个好的命题，如同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慕，朝思暮想。做学问的路很长，会碰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假如没有热忱，就没有办法继续。很多有终身教职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是求真的精神，刺激着他们不肯放松。

寻找下一个华人数学天才

    这样一位在公众视野中似乎不问世事的学术大师，却在2005年掀起了一场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风波。当时他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灰心”。他对院士制度的批评以及对国内高校引进所谓海外人才内幕的揭露，更是让人吃惊。

    在昨日演讲中，他又提及国内很多的名教授，著作等身却不见得有多少能传世。“一生所作，不见得比写几篇有点内容的短文章实在。”

    2007年，丘成桐参照美国中学生数学奖“西屋奖”设立“丘成桐中学数学奖”，旨在通过竞赛的方式鼓励中学生、特别是大陆中学生在数学方面的兴趣和创造性，并从中培养和挖掘年轻的数学“小天才”。

    该奖不久前刚刚进行了第二次颁奖。他说要尽责任提拔中国国内最有才华的数学人。

硬汉海明威

    1899年7月21日，欧内斯特·海明威出生在世界五大湖之一的密执安湖南岸，一个叫橡树园的小镇。家里一共有六个孩子，海明威是第二个。父亲的影响使海明威终生充满了对捕鱼和狩猎的热爱。海明威29岁时，父亲因为糖尿病和经济困难，用手枪自杀了。

    14岁时海明威在父亲支持下报名学习拳击。第一次训练，他被职业拳手打伤，第二天裹着纱布仍跳上拳台。20个月之后，海明威在一次训练中被击中头部，左眼受伤。

    中学毕业以后，在堪萨斯明星报做了见习记者。在这里，海明威专心致志，很快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

    1918年5月，加入了美国红十字战地服务队，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7月初的一天夜里，海明威被炸成重伤，一个膝盖被打碎了，身上中的炮弹片和机枪弹头多达230余块，一共做了13次手术，换上了一块白金做的膝盖骨。有些弹片没有取出来，到死都留在体内。那年他刚19岁。

    大战后海明威回到美国，海明威依旧勤奋写作。1919年夏秋，他写了12个短篇，寄给报社被全部退回。母亲警告他：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从家里搬了出去，因为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献身于文学事业的决心。他只想做第一流的、最出色的作家。

    1922年冬天，他承受了自己全部手稿丢失的痛苦。1923年，海明威的第一部著作《三个短篇和十首诗》在法国的一个非正式出版社出版。总共只印了300册，在社会上毫无影响。

    作为记者，海明威很受欢迎。但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小说，却没有报刊肯用。尤其令他伤心的是，退稿信上总是称他的作品为“速写录”“短文”，甚至说是“轶事”，根本就不把他的稿件看成是文学创作。1924年，海明威辞去记者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这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儿子走了。他除了通宵达旦地写作，只能把看斗牛当作娱乐。

    192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也升起了》问世，立即博得了一片喝彩声，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了20年代那一代人的典范之作。这部小说用美国女作家斯泰因的一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作为题辞，作品契合了当时人们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绪，从而产生了一个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而海明威就成了这个流派的代表。

    《太阳也升起了》发表之后，“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影响在欧洲许多国家一天天扩大。1929年，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问世。这本书在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0万册，是海明威20年代的代表作，也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好莱坞为购买小说的摄制权，出了空前的高价。

    进入30年代，国家虽然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海明威却捕鱼打猎，观看斗牛，过得十分愉快。1932年，海明威发表了关于西班牙斗牛的专著《死于午后》，被称为斗牛题材的经典著作。1933年他去非洲打猎和旅行，并出版了《非洲的青山》一书。1936年他又写成了短篇佳作《乞力马扎罗的雪》和《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它们是他最成功的短篇小说，均被拍成电影。

    1939年，海明威写成他自己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塑造了“硬汉”罗伯特。小说出版后几天，妻子波林与他离婚。不久，他和女作家玛莎结婚，一起到中国来度蜜月。他们作为战地记者采访了我国的抗日战争，写了6篇中日战争的报道，高度赞扬了我国人民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海明威始终态度鲜明地反对法西斯分子。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的当天，海明威就参加了海军。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战。他改装了自己的游艇，配备了电台、机枪和几百磅炸药，要与德国潜艇同归于尽，但海上追踪德国潜艇近两年，始终没有找到相撞的机会。

    50年代初，海明威发表了他最优秀的作品《老人与海》，“硬汉”老人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这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是他全部创作中的瑰宝。不久，他因此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海明威怀念非洲和狩猎生活。1954年1月，他又和妻子去非洲打猎。两次从飞机失事中站起，却带给他长长的一串病名：关节粘连、肾挫伤、肝损伤、脑震荡、二度和三度烧伤、肠道机能紊乱……身体尚未康复，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降临到他的头上了。他无法亲赴瑞典领奖，只好委托驻斯德哥尔摩的美国大使代他出席庆典。授奖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他的作品“硬汉”形象众多。

    在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之后，1961年7月2日清晨，这位身高6英尺，体重220磅的巨人，把心爱的双筒猎枪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

国学大师饶宗颐

    国学大师饶宗颐，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魅力外交家  人生好榜样

    2008年4月底，外交学院院长，学校的师生自发送给他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的是：魅力外交家，人生好榜样，我们的好院长。

    对于“魅力”一词，吴建民的通俗理解是：老百姓对你有好感。“我搞了一辈子外交，跟很多人打过交道，有的人长相并不怎么样，但讲出的话有意思，有思想，值得你思考，你就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 

    吴建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跟人打交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在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开的一门课就是交流学。于右任说过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吴建民非常欣赏，并以之为“交流”准则。 

    “我们要讲真话，讲假话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啊！”吴建民坐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喜欢外交官的“面纱”，他更愿意大家看到“真面目”。早在2003年7月，他在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任职的报告上就提出一条建议：要揭开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在已经卸任的驻外大使中，很难找出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许多媒体和公共场合出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建民的外交经历让许多有外交官梦想的人羡慕。

    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给周恩来总理做法语翻译，这给他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很多做法，比如大小国一律平等，无论多小的国家，都很尊重，一丝不苟。这种尊重让别人感觉是真心的，不是做出来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刚果的外宾，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早上5点，吴建民连续翻译了6个小时，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过去周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每每在大节和细节上都尽善尽美，以君子之风、大国之风、政治家之风卓然立世，在国际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声望。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几十年如一日地锻造着自己，如今钢铁早已炼成，他早已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行列。通过儒雅的个人魅力，他在各国政要间交了许多朋友，利用这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他最耀眼的外交经历是9年的驻外大使生涯。他做过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法国大使。“9年驻外大使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高级外交官。”

    卸任驻法大使之后，他在外交学院做了5年院长。他对学生培养很重视，注重强化外交学院的教学质量，提高国际声誉。在担任院长期间，他亲自参与教学案例、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用书的制定，培养出了一代中国外交人，许多都已经进入外交部并担任了关键职位。

    吴建民还身兼两个政要级别的职务：连任两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3年，刚卸任的国展局前主席诺盖斯说：吴建民是一位“有智慧、有远见、知识渊博的优秀外交官”，他接掌主席职位后，将会给国展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吴建民当选国展局主席，创了国展局的三个第一，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2007年年末，吴建民两届国际展览局主席任期已满，在国展局第148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国展局名誉主席。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一身运动打扮，比电视上的西装革履更让人觉得有亲和力。事实上，他温润如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直到68岁的时候，爱好运动的吴建民才停止了每天倒立3分钟的习惯。“年轻时觉得运动就是要打破一种常态，每天倒一倒，蛮有好处的，年龄大了，大夫反对，老婆也反对，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他笑着说。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是：脾气好得出奇。他说人是逐渐形成的。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时间段中的吴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自己也变了。”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外交学院的校训是由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构成的。很多同学说，看到吴院长就想起了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