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时代身上的牛虻

    2009年5月26日，一代讽刺漫画大师丁聪溘然长逝。丁聪的一生，始终不曾放下手中的画笔，如同一只牛虻狠狠叮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

    1916年，丁聪出生于上海。其父丁悚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中国第一块漫画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丁家大门口。对丁聪的生活和艺术影响最大的漫画家是张光宇、叶浅予。他们的画，描摹了上海市井的百态，这让丁聪触动很深，也影响着他后来那种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画风。一次，丁聪画了一幅漫画要发表，报馆让他署个名字，他顺手写下“小丁”。这个名字他一用就是60年，丁聪说，中文的“丁”有“人”的意思，“小丁”就是小人物，当普通的小人物，做喜欢的事，挺好。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丁聪的思想，决定了他以后的创作道路。这种与国家、民族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像一条红线，从此一直贯穿于丁聪的作品之中。

在抗战之初，丁聪创作了不少救亡漫画。香港沦陷后，丁聪和一批文化界人士辗转来到重庆，他继续以画笔从事爱国宣传活动。 抗战后，丁聪回到上海，创作了大量以“争民主”为主题的讽刺漫画，例如《民主曰：“逆我者亡”》、《五子登科图》等，有力抨击时政，揭露黑暗现实，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以致有些作品一出来，便遭到国民党雇佣流氓的撕毁。他也因此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丁聪仍坚持自己的讽刺漫画，由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资深“运动员”。从1958年的“反右”到“文革”，丁聪都在劫难逃。大鸣大放中，丁聪对“外行领导内行”提出的批评，连同筹办《万象》的构想，成了“反右”高潮中的罪状。1958年的一天，“右派”丁聪乘上一列开往东北的火车，去了北大荒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劳动改造。

    丁聪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骨子里却刚直不阿。为此，他吃尽苦头。“反右”的时候，有人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说：“这个人真坏。”逼他的人大喜过望，催他赶快交代。丁先生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被打得头破血流。 

    “文革”开始时，丁聪被分配到美术馆扫地、写标签。不许画画，他就偷偷地在展出作品的废标签后面画上漫画。白天要劳动，画画的时间难保证。丁聪正发愁时，赶上单位体检，查出来丁聪血压高，单位给放了一个星期假，丁聪可乐坏了。为了能争取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丁聪不吃药，复检时憋着一口气，血压当然还是高，丁聪又争取到了一个星期的假。就是利用这两个星期，丁聪赶出了30多幅鲁迅小说插图。

    1979年春，丁聪刚被宣布“没事儿”就跟政府说：“我已经63了，把最后几年时间留给我吧，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啊!”小丁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此时恰逢《读书》杂志创刊，受范用、冯亦代之邀，丁聪配画，陈四益配文，“封二漫画”几乎成了《读书》的金字招牌。漫画中的犀利和辛辣，让人觉得，小丁好像从来没变过。

    三中全会到80年代的一段时期，是丁聪认为最开放的时代。他继续以笔为刀，针砭时弊。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反思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

    这个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老人走了，静静地、无声无息，像一片秋叶摇落，像一朵白云飘逝。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正是这样的平淡，才淬炼出了最强大的艺术，给社会与现实以无情的鞭挞。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我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情，老百姓通得过的，我才画。虽说我为这个吃过不少苦头，可我总觉得我没做过坏事，对得起良心了。 （丁聪《一生就做一件事》）

②丁聪当时住的房子大约十几平方米，除了一扇窗户透亮，沿墙都摆满了书柜。他的生活也很简单，就是画画、看书、吃饭、看电视、睡觉。只要一拿起画笔，他就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快乐。  （李辉《从此天堂里也会多一些笑声》）

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

    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15岁时考入国立武昌大学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而遭受白色恐怖的追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

    1948年，胡秋原当选为国民党政府首届立法委员，1950年去台后仍任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他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奔走四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胡秋原力主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说，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大陆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便失去屏障；台湾不能离开大陆，离开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两岸必须统一在一起，否则两边都要受到损害。他特别强调：台湾想离开大陆搞独立，不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在经济上也做不到，如硬要分裂出去，受苦的还是台湾民众。

    1988年4月，胡秋原在台岛发起成立“中华统一联盟”，并被公推为荣誉主席。9月12日，他无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偕夫人敬幼如、长女胡采禾及“统一联盟”代表，由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是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位赴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

    到达北京的当日，胡秋原就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亲切接见。胡秋原充满激情地说：“20世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民族分裂的状况至今依然存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尽快地结束这个不幸。于是，我不管‘三不’不‘三不’，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与主席共商国是。”

    之后，胡秋原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演讲，面对数千名师生，他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穿梭于大陆各地参观、访问，宣扬和平统一的主张，刮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也惹恼了李登辉。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与邓颖超握手言统一的第六天，李登辉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50年的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执政机构中甚至有人叫嚣要“法办”胡秋原。

    面对台岛当局的“法办”闹剧，胡秋原十分坦然，在完成行程逾万公里、长达36天的观光访问后，于10月18日凯旋返台。途经香港，他坦然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内地，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做中国人的力量。”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后，面对数百名欢迎者，胡秋原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祖国大陆，无论有多么成功，在国际强权环境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暗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

    1990年5月27日，台湾师范大学为胡秋原举行80寿辰演讲会，时年91岁的陈立夫面对上千名与会者微笑着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相互攻击，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了……”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

【相关链接】①胡秋原（1910-2004）湖北省黄陂人，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生平著作等身，达100多种3000余万字。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奖状。2004年5月4日，94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②胡秋原深受顾炎武“明道教世”精神的影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畏艰险，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非议和谪贬，都无损于他的风骨。郑学稼先生曾说：“胡秋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谢远笋《胡秋原——大家精要》）

超级演讲家霍金

    霍金的演讲之路建立在过去数十年对理论物理学的卓越贡献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他提出了黑洞蒸发现象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在声望一步步提高的同时，他开始思考，科学应该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若是一些科学成果只在业内存在震撼，却无法在大众中普及，那这些研究成果还有什么伟大可言呢？于是，除了写书和参加学术研讨会，他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超级演讲家”的历程。

    1987年10月，英国的伯明翰召开运动神经细胞协会会议，霍金受邀进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我的病历》。霍金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起，从那些“笨手笨脚”的先兆，一直讲到21岁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也讲到了“最多还能活两年”的预言。他表示，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威胁，那种感觉很不好受，但是他依然在进行科学研究，依然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并不比别人差什么”。

    1988年，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行，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4月，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黑洞和婴儿宇宙》的演讲。霍金指出，大多数人会认为进入黑洞之后，就可以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区域，于是就出现了时空旅行的巨大可能。他提醒人们，不要渴望进入黑洞，如果人类跳入黑洞，瞬间就会被撕得粉碎，连构成他身体的粒子也不能避免。随后，这位“被撕得粉碎的人”就会通过婴儿宇宙，经过另一个黑洞被发射出来，重现于另一个区域。这次演讲吸引了众多对宇宙存在好奇的听众，霍金总能把一些枯燥的理论通过绮丽的想象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

    霍金试图通过演讲，将自己的思想与整个世界交流，除了常在英国及美国发表演说，1989年l0月，他还来到西班牙的奥维多，此次的演讲题目是《公众的科学观》。霍金认为，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大都漠不关心，对于科研成果为公众生活带来的改变，公众也是冷眼相待。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让科学在大众中普及，让大众能够对温室效应、酸雨、遗传工程甚至核武器的发展等问题得出较为科学的看法。中学的科学教育制度需要改善，要拓宽科学传播的途径，如电视节目，在娱乐的同时注重教育意义，让观众明白科学与生活息息相关。

    霍金还把他的思想传播到了对他来说非常遥远的国度——中国。2006年6月17日，霍金以病残之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抵达北京。这是继1985年、2002年两次访华后，他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6月18日，他面对中国的6300多名听众演讲他的《宇宙的起源》，他围绕“我们为何在此，又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展开，宇宙是否会继续膨胀？会不会在某一个时点最终坍塌？这些都是充满神秘感的东西，在足球世界杯尽情演绎的夏日里，霍金掀起了又一轮科学的热潮。

    霍金的演讲充满了科学的正能量，他的演讲实录被印刷成各类读物销往世界，演讲的视频被制作成各类纪录片畅播全球。霍金就这样在宇宙的星际当中影响着我们，像一颗耀眼的星辰熠熠生辉。

（摘编自荣楚欧《霍金传》）

相关链接：①在演讲时，靠电脑合成发音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通常要准备l0天，但这并没有削弱霍金同大众交流的愿望。在他看来，向大众揭示宇宙的神奇和宇宙学研究所反映出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是学者的本分。（蔡肖兵《生命还在希望就在》）②在中国，霍金走近公众所引起的轰动有目共睹。2002年他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那次演讲的会场座无虚席，这说明一个事实：霍金正在用他非凡的个人魅力，吸引大众走近科学。丘成桐先生如此评价：“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大科学家应当带头做科普。”

（2006年6月22日《光明日报》《霍金：一个巨大的科学磁场》）

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

    1933年9月，16岁的徐舜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轰炸杭州笕桥，徐舜寿立志要“航空救国”。1944年9月他被派往美国学习航空，参加了FD-l飞机的设计工作，学成回国后从事运输机设计等工作。1949年春，徐舜寿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

建国初期，中国的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摆脱这一落后局面.1953年国家把航空工业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周恩来总理为航空工业提出了“由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的战略发展方针。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决定在沈阳创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首批受命组建飞机设计室的有徐舜寿、叶正大，黄志千等，同时还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百名科技人才和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未涉足飞机设计。徐舜寿被任命为设计室主任。

    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螺旋桨、后三点起落架式的雅克-Il中级教练机，已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为了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经过反复思考和仔细分析论证，徐舜寿认为，第一架飞机应当是一种喷气式歼击教练机（后定名为歼教-1飞机）。这不仅是培养新飞行员的需要，也是新中国设计队伍建设的需要。况且，中国初步积累了生产、使用和维修飞机的经验，并成功仿制了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7高亚音速战斗机；同时，我国已经具有制造喷气歼击机的工业基础。

    徐舜寿很重视苏式飞机的研究，到任后也倡导设计人员认真研究苏联各类型号的飞机和各种技术手段，而他的设计思路并没有被苏式飞机框住，他的想法是“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稳步前进。因而，他在后来歼教-l的设计中，选用了美英式的两侧进气方式，而没有沿袭苏联传统的机头进气方式。这种两侧进气的布局先后被用到我国的强-5飞机以及一系列新的战斗机上，后来苏联自己设计的飞机也改用了两侧进气。

    1958年7月26日．正式试飞。首飞成功后，叶剑英元帅特地从北京赶到沈阳参加了歼教-1的庆功会，并观看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这一年“大跃进”开始了，飞机设计室曾提出设计超音速歼击机的设想，初始方案尚比较实事求是：马赫数1.4，升限18000米。由于形势变化，飞机设计指标一路攀升：马赫数急剧上升至1.8.2.0。看到不尊重科学规律的种种现象，徐舜寿大胆直言：目前我国还不具备研制这一种飞机的条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敢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徐舜寿主持、组织或亲自设计的飞机有歼教-l、初教-6、强-5、歼-8、轰-6、运-7......伍修权将军曾撰文回忆他：“生于江南水乡，为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足迹遍及全国，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每次调动，他从不讲条件、地点，往往只有一句话，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解放初期，国内有关飞机强度计算方面的书籍很少。1953年，四局的情报资料部门新到了俄文版《飞机强度学》。徐舜寿看到后，当即着手将其翻译出来，供我国航空院校和飞机设计部门使用。设计室成立初期，飞机设计资料奇缺，徐舜寿要求设计人员收集当时国内已有的苏联米格和雅克飞机的各种资料，每次有人去北京出差，他都会嘱托购置和预定美、英等国的航空期刊、书籍，引导青年技术人员不断学习。

为了尽快提高设计人员的设计能力，他把能请来的专家都请来，给设计人员授课，传授飞机设计的经验。“文革”中他被逼写汇报材料时这样写到：“开始设计歼教-1，后，经常请些教授来讲课。我当时在心里是有一张名单的：风洞试验××，气动力学××，操纵稳定xxx．结构强度××等等。”徐舜寿故意隐去了这些专家的姓名，显然担心这些人受到牵连。据顾诵芬院士回忆，这些隐去的人都是我国出色的专家、教授。（摘编自张盛秋《共和国飞机设计之父徐舜寿》等）

相关链接：①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当得知有部分年轻工程技术人员被牵累时，徐舜寿在党的会议上坚决反对把一批离校不久的年轻人划为右派，担心飞机设计事业会陷于瘫痪。而后，徐舜寿被认为有“右倾思想”而遭到批判。（百度百科）②在徐舜寿的领导下，飞机设计室成为培养飞机设计师的摇篮。后来我国成立了多家飞机设计机构，其技术骨干几乎都来自这个飞机设计室。这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如顾诵芬、屠基达、管德、陈一坚等。③陈一坚说“在飞机设计与航空理论的研究上，徐舜寿和昊大观都是我的导师、楷模。”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张纯如：她用生命点亮历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近年来，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

    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丈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她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