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志摩的故乡

张同吾

    去年晚秋时节，在北方已是万木萧疏了，而在江南海宁却仍是杂花生树层林尽染，浓浓的绿荫掩映着红顶楼房，一派幸福安详的景象。

    海宁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曾三次登临百里长堤观潮，白光耀眼，惊涛裂岸，声如万马奔腾，状若山倾海翻。我因而理解了：是海洋文化和潮文化，在海宁人聪颖细腻的文化性格中增添了大气、潇洒与果敢，所以这里才会诞生国学大师王国维、训诂大家朱起凤、语言学大家许国璋、书法大师张宗祥、佛学泰斗太虚、红学家吴世昌、金石家钱君匋、军事家蒋百里、电影艺术家史东山、诗人穆旦、作家金庸等。

    海宁又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他以博爱精神、青春气息和人性光彩谱写出情韵悠长的诗章，它们恒久的艺术魅力穿越时间的幛幔，至今仍辐射光芒。我来到位于硖石镇的徐志摩故居，重温他短暂而又潇洒浪漫的一生。

这座略带浅红的灰色楼房约600平方米，周围是一片美丽的草坪，围绕着铁铸栅栏，是典型的花园洋房。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徐父尽管反对这桩婚事，却拧不过儿子的韧性，为之修建了这座典雅的住宅。庭院和廊下均由名贵大理石铺就，一层厅堂是西式地板和吊灯，摆设着中式桌椅，二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卧室则一派西式陈设。徐志摩十分喜爱这座中西合璧的宅第，称其为“香巢”，又将他与陆小曼的起居室题名“眉轩”。每天清晨他都去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新婚燕尔娇宠之至。

    徐志摩确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林徽因的清纯隽美、风华绝代，陆小曼的能歌善舞、柔美娇艳，都令他奋不顾身地追求，诚如他对恩师梁启超坦言：“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灵魂得以救度，生命却殁于英年，他是为赶赴北京听林徽因讲演而在空中遇难的。一年之后他热恋的“徽徽”痛定思痛，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而唤作“眉”的小曼在多年之后有《为志摩扫墓》一诗：“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两位才女，前者情深意切，后者痛断肝肠。

    瞻视橱柜中的种种实物和墙壁上的许多照片，眼前仿佛有朗朗新月冉冉升起。他是“新月派”的灵魂，那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才俊，胡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陈梦家、沈从文、卞之琳等都围绕着他，如群星拱月。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和自由，此亦是他诗歌美学的精髓。由于历史的倾斜和观念的偏颇，他在半个世纪中受到贬损，但其美丽的文学光焰无法遮拦。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他的诗又重暖人间。有人说他是过分西化的，殊不知他的文化之根植于中国沃土，他自书楹联“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因此他的诗才有优美的意境、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和精湛的语言。一篇篇抒情短章广受读者的喜爱，那首仅有五行的《沙扬娜拉》堪称短诗极品，而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更是家喻户晓历久弥新：“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走了，却把诗歌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留给了中国和世界。

站在徐志摩故居的庭院，仰望湛蓝的天空，我想起他乘飞机时的感言：这座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过大潮，飞在丛林间。我当时就望这样飞出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宇宙里去……这隔世的玄思和遐想，已成为现实，如今有多少诗的后继者，在更广阔的时空里飞翔。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丈化作出重大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1924年，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闰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推。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地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扰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关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二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城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城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州改）

豪迈洒脱蒙文通

    经学大师蒙文通，在执教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期间，有不少故事流传。现代成都的几位文史巨匠各具风采，蒙文通则是其中豪迈洒脱的一员。

    关于蒙文通的豪迈洒脱，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上课。蒙文通在讲课时，因为学富五车，每每刹不住车；讲到尽兴处，便不管什么下课铃声，照讲不误。往往等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站到教室门口，蒙先生才不得不打住，收拾好几页讲稿。在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中，学生们终于可以下课了。

    一把仙风道骨的长髯，可以说是蒙先生的标志之一。他的学生隗瀛涛曾这样描述：“先生身材不高，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这一根长烟杆，和长蒙文通一辈的林山腴的水烟袋，是老成都高校的一方风景，为学界所熟知。

    蒙文通喜欢听川剧，“杀馆子”，他的酒量也不算小，喝黄酒有两斤的量。他的朋友也并不局限在学术圈，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皆有所交往，且对不同的人都一视同仁。在他眼中，商贾小贩，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只要人对了的，他都会与之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1933年，蒙文通经汤用彤推荐，到北京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未料，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蒙文通不感兴趣，蒙文通被解聘。这是他执教生涯中第一次被解聘，他还有一次被解聘是在川大，时间是抗战后期。当时某军阀执掌校印，行龌龊之事，将一干学者拒之大学门外，蒙文通却照常为学生上课，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霸道得很，他说：“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耿介率直、我行我素是蒙文通性格的又一特征。他常言：“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学生有不同见解，他总是不回避矛盾，即使朋友之交亦如此。

    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还有蒙文通，间或还有林宰平和梁漱溟，在1933年的北京，几人有过一段谈学论道的美好交往。熊十力好辩，蒙文通亦口若悬河。其实，熊十力正用新唯识论驳斥其老师欧阳竞无的小说，蒙文通不以为然。二人唇枪舌剑，上下古今，旁征博引，每每由一个问题的争锋转入另一个问题的考辩，彷佛两位旗鼓相当的斗士，你来我往，不遑多让，让钱穆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钱穆说：“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未几，二人“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缓冲”。

    然而争论归争论，二人却是相互推崇的。有一次，熊十力有事不能上课，学生们问谁来代替，熊十力答四个字：“蒙文通好。”

（摘自《华西都市报》）

相关链接：①就其论著的科学性质说，中国思想学术史占的比重最大，包括了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史和新罗学，道家和道教学等。他多年寝馈于宋明理学，历时既久，用力亦深。另外，还在中国古民族史、古地理学、巴蜀地方史、历代社会经济史各个方面，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摘自《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②蒙先生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不一登文学院长胡适之门，后来他被解聘。据钱穆先生说：“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摘自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

一卷《红楼》触百思

王景山

    伴随周汝昌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生于乱世又为一介村童，周汝昌竟有着与生俱的强烈求知欲和过目不忘的聪慧。他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凡能偶然入目的片言只字，他都如获至宝绝不放过。对得到的任何一本书更是精读细敲如嘬骨髓，写读后感、找错字……蝇头小字将书眉空白处填个严严实实。

    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进大学深造时，抗战爆发了，学业再次搁浅。1947年，他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这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遂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他曾多次慨叹，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受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定书家的肯定。

    本已在书法、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怎么又步入了“研红”道路?原来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的一函，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兴奋之下，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3年9月，已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证》。这部洋洋洒洒40万言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自此，周汝昌一路研红至今已整63载，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专著47部。

然而，周汝昌是在怎样一种身体状况下完成那一部接一部的鸿篇巨著呢?恐怕就鲜有人知了。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的他，戴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吐字，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所以他已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红枣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圆桌上诞生。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至近3年，周汝昌右目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盲写都成困难的他，继而改成了口述，女儿伦玲一个人忙不过，独子建临提前退休加入进协助姐姐专事录音记录……

一身布衣的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节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周汝昌作的这首诗，道出了他一生与《红楼梦》之缘。

（节选自《光明日报》，略有删改）

【注】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别号触味道人，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堪为当代“红学泰斗”，平生有七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正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是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

【相关链接】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一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