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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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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6-2017学年河南省商丘市第一高中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卷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六十岁说

陈忠实

    45年前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大约三千字的小说习作是第一次文学创作,不再属于此前作文的意义。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由此萌发。这种兴趣持续了45年,至今依旧新鲜而恭敬。即使“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时候,这种兴趣仍然没有转移或消亡,转变为一种隐蔽性的阅读。我说过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从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起始的:正是这一次完全出于兴趣性的写作,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近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把握是在1978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l982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l978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举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做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唯一恳求上帝的,就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相关链接:①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白鹿原》,于2016年4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本文是陈忠实在60岁时写的一篇回顾自己45年漫长创作历程的文章,带有自传的性质。②为了创作《白鹿原》这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波澜壮阔历史的史诗巨作,陈忠实蛰居乡间十年,他孤守原下一隅,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饱含激情,走访乡民,查阅史料,从民众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与素材,深深根植乡土,体现出一位人民作家的创作情怀。

(节选自《怀念陈忠实,一位作家的担当与情怀》)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作者回忆了自己在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的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在他看来,自我把握和自我反省对他的创作同等重要。 B、文中写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是为了突出自己工作效率之高,同时也是为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就而自豪。 C、作者认为六十岁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 ,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他也并不会去违抗这些生命规律。 D、本文是陈忠实60岁时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中对自己40多年的创作历程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艺术盘点,其中充满了高度清醒的创作自省、对新知的追求和对创作的渴望。
(2)、陈忠实为什么能创作出轰动文坛的《白鹿原》?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3)、作为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文章,本文在写法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写下了众多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元任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固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为深厚的知识背景。
    赵元任从幼年起就诵习四书五经,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烂熟于心,对中国的文化很深的了解,这一点看他在著作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足以证明了。赵元任的六世祖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这位大师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清代朴学家们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轻主观而重客观,轻演绎而重归纳。赵先生的名言“没有准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可以说就来源于注重事实,重视归纳的经学传统。另外,他的一些学术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如赵元任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
    赵元任是融会中西文化的典范。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用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赵先生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历时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过来,这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再例如汉语语法学方面,中国传统语文学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语法学体系,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虽然奠定和创立 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但这两部著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赵元任第一个使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派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发现了不少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现象。所以赵元任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时,不仅从形式入手,还结合语义进行分析,这就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多重视形式而轻意义的不足。
    在赵元任身上,还体现出横跨文理、精通音乐的特色,这使他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赵元任在上大学时专修数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攻读的是哲学,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物理,对声学方面特别感兴趣。良好的数理修养着实为赵先生从事语音方面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利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语音研究趋于科学化、精确化,避免了清代朴学家们在语音分析上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弊端。
    更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赵先生能够及时地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营养,形成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一些语言问题或现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说清浊》中阐述清浊这对概念时,就吸收了丹麦原子物理学家玻尔的对补原则。
    赵元任是个多才多能的学者,他在音乐方面的精湛造诣为他精确的听音、辨音和声调、语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帮助。关于赵元任的听音记音的本领,胡适和罗常培都曾有过赞叹。这种高超的辨音能力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开的。另外,赵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他创制的“五度标音法”,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而这套五度标音法的得来,就是动用了赵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赵先生曾经用七弦琴作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作出声调曲线后,再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照样改画在一般的五线谱上,这就是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赵元任以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这样的成就正是来源于他渊厚广博的知识背景,他尽量地多去吸取周围各科各派的学术精华,从而使他的许多成就都居于学术界的前沿。这应当是我们后学者所最要学习的地方。
(摘编自张璐《浅谈赵元任的学术思想背景》)
相关连接:①赵元任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反响热烈,深受中国儿童的喜爱。赵元任在翻译中无不渗透着他对音乐的态度和看法,他甚至还运用如“依声调作曲”等音乐技巧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不可译”问题。(节选自胡泽红《音乐与翻译的愉快联姻》)②他的《国语入门》和在此基础上扩充并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都奠定了国内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其后丁声树、吕叔湘等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赞为国内“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节选自胡明扬《赵元任小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不懂外文的翻译家

    林纾出生时,大清王朝已病入膏肓。青年时代的林纾被乡里视为“狂生”,这与他的秉性有关,更因为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蔑视。1882年,林纾作为以文名显于乡里又不断赴京应试的举人,出入于士流之中,奔走于南北之间。他感受着时代风雨和民族的危难,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1884年,甲申中法之战在林纾故乡福州海面上爆发。停泊在马尾港的法国舰队突然向中国的船只发起进攻,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中国全部船只,摧毁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造船厂,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林纾悲愤莫名,与挚友林崧抱头痛哭,引以为奇耻大辱。1884年11月,左宗棠来福州督办军务,林纾与好友拦马告状,控告当时主持福建军务的人谎报军情,掩盖败绩。当时林纾目光如炬,纵谈败状,未尝有所顾忌。告状后,林纾与友人相约“不胜,赴诏狱死”。

    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高涨。林纾走进维新派的行列,不过他凭的是文学。1897年,林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这是在他“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的特定情况下写成的。这部诗集实际上是仿照白居易的讽喻诗为儿童创作的带有启蒙性质的通俗歌诀。“每日国仇似海深,救国须鼓儿童心”,由于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养蒙者奉为金科玉律”,影响甚大,后来流传到海外。1897年,这位不懂外文的落第举人,正式走上了翻译西洋文学的道路。这是维新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林纾成为维新派的有力标志。戊戌变法前后,伴随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维新派发起了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改良运动。他们倡导“诗界革命”,又倡导“小说界革命”。译介西洋文学正是“小说界革命”的一大方面。这年夏曾佑(学者、诗人)、严复在《国闻报》上主张译介欧美小说以“使民开化”,次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又主张“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林纾在实践上从事小说翻译,与他们在理论上倡导小说翻译是同步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是,第一部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竟是友人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小说内容,林纾“耳受手追”,摇笔整理成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接着他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购置欧美文学原著。然后请人给他“口译”,再由他进行“笔述”。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译作数量之多,都是惊人的。

    1899年,林纾举家移居杭州。他眷爱杭州的湖山之美,曾尽力维护西湖的旖旎风光。他每游西湖,就留心查看何处缺树,一一记在心头。第二年清明节前,他亲购垂柳幼苗千株,着人补栽在缺柳之处,此事在杭州传为佳话,他以此自号“西湖补柳翁”。他和魏易又进行了《黑奴吁天录》的翻译。他们认为中国刚刚经历八国联军入侵之辱,亡国灭种之祸迫如燃眉,此小说深刻地暴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可以警醒国人。他们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林纾在《跋》中指出“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显然,林纾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翻译与中国的反帝斗争结合在一起了。这时他已是举国瞩目的文学家了:用“新学”的眼光来衡量,他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洋小说,因此维新派为有这样一位翻译家而自豪;用“旧学”的眼光来衡量,他的译文是文言,颇有马班韩流的神韵、传统文学的风采,因此嗜好“旧学”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无论新派旧派都承认林纾的文学才华和地位。林纾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又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此后的十六七年间,他几乎是无间断地在译坛上辛苦耕耘,译作的总数达179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者,被誉为“译届泰斗”。

    然而,从政治立场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林纾,一方面强烈要求反帝救国、热血澎湃,一方面却不赞同以改朝换代谋求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伴随着政治立场的落伍,林纾身上亦新亦旧的二重色彩更明朗化了。辛亥革命后,林纾对“共和”制下的民国是否优于那个未曾实现的“君主立宪”产生了疑惑,对于民国初年的乱哄哄的“共和”渐渐不满、失望乃至绝望。他写道“时局日坏,乱党日滋。天下屹屹,忧心如焚。无暇作谑,但有深悲”。前清已矣,现实又给他当头棒喝,他的立场复归到辛亥革命前的立宪派那里。他成了一位可叹的“遗老”。

(摘编自张俊才《林纾评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世间真君子

拾遗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原配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离家出走。原配朱安独守空房43年。

    胡适13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而胡适与江冬秀未曾谋面。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没有推翻婚事。他说:“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没想到经费用尽,生活断炊,他求助于北大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蒋校长感到意外,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胡适资助的对象,还有吴晗、周汝昌、李敖、沈从文等一众才子,他还资助过贩夫走卒。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给我发信,邀我去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们纷纷叹服。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胡适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他就会大力推荐。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胡适曾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我这里千言万语,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求证”。“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这种治学方法,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

    整个天下,哭声一片。

【相关链接】胡适曾自比唐僧,他作《<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写了个故事: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即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把身上的肉割下来都布施给他们吃了,一切冤魂都得超度,他也成了正果。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说:“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祝福他。”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下列各小题

    1924年10月,朱自清举家来到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令朱自清高兴的是,那里有许多为人正直、富有雅趣的朋友。夏丏尊率真简朴,生性耿直。校里就是湖多,三面潺潺地流着,草地也大,看过去芊芊的一片,夏丏尊喜爱这里的自然环境,他约了校里教师刘勋宇,依山傍水,修建了几间瓦屋,他把房子称作“平屋”,隐含平房、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丰子恺也是经夏丏尊介绍到春晖中学的。他为人多才多艺,善于将诗词意境、学生生活、儿童情趣即兴画出。他也结庐湖畔,在门前种一株柳树,因此名小屋“小样溜屋”,与“平屋”相映成趣。朱自清全家搬来后就住在刘勋宇以前盖的小房屋里,和夏丏尊毗邻,两家的前院只隔一垛矮墙。

    朱自清常到隔壁夏丏尊家院子里观花,在他屋里品画。夏家有一株紫薇很好,夏丏尊常邀他在花房喝酒。他也倡导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做客。有一天,丰子恺刚给朱自清刚满四岁的女儿阿莱画了一幅画,夏丏尊提起笔来,在上面题道:“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画美,字也好,朱自清爱不释手,后来将其制版,作为散文集《背影》的插页。在朋友中还有一个湖南人匡互生,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他率先打进曹宅,非常英勇;他生活艰苦朴素,诚挚热忱,作风民主,朱自清对他最为敬佩。他去世后,朱自清曾写《哀互生》热烈地赞颂。

    在教师中还有一位教英文的朱光潜,他最敬重朱自清,曾回忆:“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上这一条路。”

    春晖中学浸润着“五四”革新精神,积极推行新学制,采用新教材,崇尚民主,关系和谐,朱自清更其喜欢那种同事与师生之间真诚团结的融洽气氛。具体情形究竟怎样呢?朱自清写道: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的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春晖对朱自清十分器重,当他三月间来兼课时,《春晖》半月刊即登出他到校就职的消息。朱自清在春晖任课多,教学作风民主,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共同讨论。春晖国文教材多选自《新青年》《新潮》《向导》《创造季刊》等杂志,朱自清教这些文章时,通常自己念一遍,有时也叫学生念,然后进行讲解。他也不排斥古文,有一次他对学生们说:“文言文及旧诗词经过几千年洗礼,有些很好的东西。”学生表示愿意读些古文,他就选定《虞初新志》和《白香谱笺》两本,在从中选读一部分。

    在他刚来兼课时,曾邀请俞平伯到白马湖来玩。俞平伯就来到白马湖,在春晖待了三天多。朱自清每天都有课,他还顺便听了朱自清的一堂课,感觉到他教学认真,课堂气氛亦相当活跃,在《日记》中写道:“学生颇有自动之意味,胜第一师范及上海大学也。”

    其实,朱自清在教育上能有这样的成绩,绝非偶然,他对中学教育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格培养,他认为学生学习能否认真用功,关键在于教师,“固然要看你们的教法如何,但更重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因此,他决意从自身做起,以严正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教育。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和以前一样,每个学生都有一张成绩升降表,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业的进步和退步。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提倡做“窄而深的研究”,反对夸夸其谈,触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浮夸作风。他反对学生写些内容浅薄的作品,主张要有“味”,要有生活,譬如,有浓浓的颜色,有清清的音响,便是有味了。味是什么?粗一点说,便是生活,纯化的生活!便是个性,便是“自我”!这些真知灼见对学生启发极大。朱自清还十分重视对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主张要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他教导学生不要“时时回顾从前的黄金时代”,也不要“时时等待着将来的奇迹”,更不能“及时行乐”。他要学生面向实际,把握住现在,理由是现在“是最可努力的地方,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此,“我把‘现在’捉住,发展它,改造它,补充它,使它建全,谐和,成为完美的一段落、一历程。”

相关链接:①朱自清之名是他1917年报考北京大学时改用的,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朱自清选“自清”作为自己的名字,其意是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同流合污,保持清白。他同时还取字“佩弦”。“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为弓弦常紧张,性缓者佩弦以自警。

(百度百科•朱自清)

②我们来讲一件真实的事情:天津一位中学国文老师说,朱自清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他看见一群小学生争着抢着看当天的报纸,其中一个惊叹着说:“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死了!”他感叹说:“有成千上万的幼稚心灵都为这个《背影》的作者而暗自哀伤!”短短一篇《背影》,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感染力,足见朱自清散文的成功了。

(节选自“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朱自清散文精选•导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吴春燕  季轩

(一)学者报国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青葱岁月时种下的一颗种子,后来成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梁同寅在讲解曹丕《典论·论文》时一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回到学校任教,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黄德鸿曾以黄远之、黄乙平等笔名,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转折的好机会。但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中国。

(二)把脉工业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着如梦似幻的经济风云,黄德鸿挥手拨开迷雾,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之外。论文一篇篇分量十足,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工业精神”。

    黄德鸿十分重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黄德鸿主要从事社会保险的研究与教学;而从50年代起,他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研究。1976年,他参加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的汉语主题词表》工业经济部分的编写。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经济长龙”的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三)教学育人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是黄德鸿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最大的快乐。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一手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

    从1992年起,黄德鸿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其弟子有的已是党政部门重要领导,有的成为商界巨子,有的则是高校学术带头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事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的思想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宛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映照自我。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摘自《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 第4版)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

    ②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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