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敢为人先”章开沅

彭剑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章开沅说：“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他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自然灾害”异常严重的1961年，能在武汉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实乃空前之举。这是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章开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会上学者们对张謇的热烈讨论，使他决心投身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老革命家吴玉章希望将来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问世的想法，也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章开沅一头扎进了张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调到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边搜集、整理北洋时期的文史资料，一边研究张謇。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没多久，稿子被寄了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作者，对张謇的评价太高了，需要加强批判。章开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他感觉没法改，于是把稿子收了起来。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在大陆率先涉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他曾经笑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章开沅治学圆融通达，既强调“独寻真知”，也提倡“参与史学”。据他讲，史学家的参与，主要是研究中的移情，“设身处地”地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时代中去，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当然，史学家的参与，也包含为当今社会服务的一面。他一直都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通过申报审批，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章开沅总结，培育、经营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要不然，在学术的大棋局中，研究所处于什么位置，自己都闹不明白，就无法准确定位，更不要谈做大做强。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就不可能领导潮流。作为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有一副铁肩，还意味着要为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在章开沅看来，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发现材料，开拓领域，带着大家干。而他所说的腿勤，还有另一方面，即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

【相关链接】①章开沅，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史学的领军人物。曾先后四次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并终于在2014年4月完成夙愿，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头衔第一人。②有人问我：“您所创办的这个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有没有什么危机？”我认为，今日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当然，这不仅仅是本研究所的危机，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项目”的背后是“基金”，跟着项目跑的本质，其实就是围着金钱转。今日很多人所做的学问，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真理，完全远离学问之道。——章开沅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07月28日 10版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这个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17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201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人物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在坊间被称誉为“纪念馆之父”。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通过这些建筑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在他看来，建筑的最大意义也在于此。在齐康看来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得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有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②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摘自“中华新闻网”）

一个时代的斯文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江平：法学家的思与痛

    江平在人生80岁时，相信胡适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这“四不”他可以说是做到了。

    1996年，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40周年，写过一篇《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的文章。其中这样说：原先不明白为什么传统美德“礼仪廉耻”中不写“勇”而写“耻”，后来知道，得耻者，不足也。勇有匹夫之勇，知耻之勇是最大的勇。

    他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说，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在多数人一边。

    树在划痕处生长出新芽，人的受伤处生长出思想——这些话语源于他的切肤之痛。江平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那种撕心裂肺的精神疼痛，如一把钝刀磨砺于皮肉包裹的内心深部，并且前后折腾了20年。

    在1957年他被派去苏联学习之前，他自以为戴着桂冠回国，就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但是回国后等待他的却是一顶冰冷而沉重的右派帽子。在27岁风华正茂之年，他从天堂跌入地狱。

    接着，感情甚笃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之离婚。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没过多少天，她又结婚了。“我正被过去的恩爱所折磨，她却表现得如此无情无义。”

    1960年，他和一个朋友为了弄个护碾子的铁栏，去铁路上偷钢丝，却意外地被火车卷到车轮底下，轧断一条腿，几乎丧命，最终落下残疾。这三件致命打击，连续发生在两三年内。

    他是这样评价“反右”的：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他曾经在反右20年后的1977年写下《反右20年感言》，深感“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他意味深长地说：“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

    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历史的玩笑开得精准和过分，并且总是与愿望恰恰相反，无法预料，也避之不及。

    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故事。经过岁月和时局，当大历史的潮涌终究回归于正常的轨道，作为个人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0～50岁，他把一个法律工作者人生最好的20年，当做历史的牺牲。而他的牺牲，与隐匿于历史布景中的无数牺牲者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

    他在序言中说：“我近30年来的学术成就与两人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一次李慎之先生对他说：你们搞法制的，最终会发现法制的困惑在于政治。法制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促使我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他赞同“对私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江平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

    他努力超越无法改变的宿命，总记得灾难经验中的美好部分。他的学生贺卫方留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他没有被摧毁，或者被磨圆。相反，愈挫愈奋，常语出惊人，刀刀见血。

    “文革”结束后几年，被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他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的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这期间，他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的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

    这是一个讲求利益和娱乐的时代。在利益面前，理想主义者的初衷渐渐迷失。在利益面前牺牲品质和原则，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他知道，在理性的层面，只有把被颠倒的颠倒回来，他的命运悲剧才可能被彻底释怀。他相信那些浮沫和喧嚣是一种外部装饰，终归会归于沉寂，而他的使命是直抵社会问题的核心。他要在刀尖上工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最近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词，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词？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我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我觉得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要把这两个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②江平教授不但弟子满门，且学术名气蜚声海内外。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特立独行的“国士”，今之江平教授，亦堪称敢于秉持正气、坚持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郭道晖《只向真理低头的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