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国家元首的“巧克力大王”

周有恒

    波罗申科，1965年9月26日出生于乌克兰中西部南布格河畔的文尼察市。在家乡读完中学后，波罗申科以优异成绩考入基辅舍甫琴科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系，专业是国际经济学。

    1989年从基辅舍甫琴科大学毕业后，波罗申科即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波罗申科刚起步阶段必然经历低谷和坎坷，他做过不少生意——卖过好莱坞电影碟片，还开办过一个小型的语言学校，但这些生意都不长久，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后来，头脑灵活的波罗申科开始寻找新的商机。当时正值苏联剧变前夕，他与同班同学扎伊采夫合作，从比利时和荷兰购买可可豆（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卖到苏联各地的糖果厂。自此，他的生意逐渐顺利起来。

    卖可可豆让白手起家的波罗申科获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事业做大做强。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年代里，乌克兰的权贵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大肆鲸吞国家资产，一批新贵寡头应运而生。这种乱局也让波罗申科抓住了发家机遇。在私有化浪潮汹涌、国家价格管制失效的背景下，百姓纷纷出售手头的债券，波罗申科乘机廉价收购了几家糖果厂，并于1995年将它们整合起来，组建了乌克兰最大的糖果公司——如胜公司。如胜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十亿美元，波罗申科因此赢得了“巧克力大王”的绰号。

    亿万富翁波罗申科在创建如胜公司两年后即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乌克兰的政治活动，1998年，他首次当选乌克兰国会议员。

    波罗申科投身政坛后最大的一笔投资，始自“橙色革命”期间。尽管不确定这个富商到底为“橙色革命”投入了多少金钱，但他被普遍视为“橙色革命”的头号资助者之一。波罗申科和“橙色革命”的“领头羊”尤先科往来甚密，尤先科还是波罗申科双胞胎女儿的教父。当尤先科2005年赢得总统宝座后，波罗申科曾希望自己能够出任总理。但尤先科选择了自己的铁杆盟友季莫申科，而将波罗申科任命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不久，随着“橙色革命”联盟的土崩瓦解，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一起被尤先科撤掉了职位。此后，拥有经济学背景的波罗申科担任了乌克兰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2009年被尤先科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波罗申科被视为尤先科阵营的一员，但当尤先科的政敌亚努科维奇2010年当选总统、许多人以为波罗申科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波罗申科却以自己的努力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波罗申科的政治智慧不仅仅只限于在多届政府中游刃有余，在2013年11月开始的那场乌克兰政治危机中亦得到充分展示——广场集会开始后，波罗申科凭着商人的敏锐，抓住机遇，完全转入反亚努科维奇阵营，为广场上的人们提供水、食物与燃料。波罗申科是唯一一个资助了反对亚努科维奇政府示威者的富豪。

    亚努科维奇倒台后，亲俄部队夺取了克里米亚议会。波罗申科试图启动与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政府的会谈。他曾飞赴那里，希望与亲俄部队谈判。虽然他被愤怒的示威者赶走了。但波罗申科是乌克兰唯一一个敢这么做的政治家。

    据选前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波罗申科的支持率高居榜首，成为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他的主要对手、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位列第二，排在这二人后面的还有乌克兰国会议员、前经济部部长季吉普科和拳王克里琴科等。

乌克兰选前的情势，也对波罗申科非常有利。呼声甚高的克里琴科突然在3月29日宣布放弃参加总统大选，转而参加基辅市市长的竞选，并随后表态支持波罗申科，这无疑为波罗申科增添了更多获胜筹码；刚刚出狱的季莫申科已是过气的政治人物，政治信誉已经被透支，人气大失；曾经的执政党——地区党在亚努科维奇逃亡后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出现独立浪潮，一些波罗申科支持率较低的地区拒绝举行选举，这客观上也有利于波罗申科胜出。一切都在朝有利于波罗申科的方向发展。6月2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奥亨多夫斯基正式宣布，波罗申科当选总统。

波罗申科原本属于政坛上比较低调的人物，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家庭隐私，但自从他参与总统竞选成为公众人物后，乌克兰未来的“第一家庭”已开始曝光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波罗申科和妻子育有两子两女。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阿纳托里耶夫娜辞去工作，回归家庭，在家相夫教子，甘当贤内助。波罗申科家的传统是：在家不谈政治；重要节日要一起庆祝；妻子生日时外出旅游。夫人阿纳托里耶夫娜是个热爱生活、富有个性的现代女性。她说：“我从来不去美容院，我也不喜欢‘第一夫人’这个头衔。我不愿意抛头露面，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头衔会让我和别人产生距离。”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9期）

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杨丽萍：舞蹈是种信仰

曹玲娟

    执拗地穿着绣花衣、麻布裤和布鞋，身形特别瘦小，说话时语调低沉轻缓。

    近日，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杨丽萍带着倾心打磨的歌舞乐《藏谜》，再度艳惊了上海滩。

    谈起舞蹈，她冷静又痴迷，“舞蹈是什么？是语言、是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再度亮相艳惊舞台

    “我是山里人，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沉寂一段时间后，杨丽萍再度亮相舞台，这次，她表演的是藏族唐卡中的荷花度母。

    一朵红荷中，荷花度母被老阿妈的虔诚唤醒，翩然轻舞，恍若踏水而行……另一次亮相，她身着黑衣长靴，和藏民们跳起狂放的夏拉舞，舞姿自在快活，几乎颠覆了舞迷们对她的既有印象。

    这位从云南深山里走出来的白族女子，完全可以凭《雀之灵》、《两棵树》等作品，满足于“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之一”这个角色。但之后，她却倾尽全力制作《云南映象》，将一群普通人推上舞台，让原生态歌舞一度成为舞台热潮。

    杨丽萍从不认为自己要借这种方式来延长艺术生命，她甚至不乐意别人称自己为舞蹈家。她说，“我是山里人，我的家人对着山林田野都在起舞，汲水能歌、取火能跳。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永久性的，对吧？”

    这些年，她拒绝了不少制作演出的邀请，直到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找到她，希望能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藏族人打造一部原生态歌舞。在她看来，舞蹈不再只是创作，而是学习、采集、呈现。“我走的地方越多，越是心焦。民间好多好东西都在逐渐消失，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涵盖藏区典型音乐元素。

    “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

    《藏谜》几乎涵盖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五省区藏区最典型的民间歌曲、乐器及舞蹈，比如音色悠扬的六弦琴、祭祀超度的大法号等与藏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这部作品是我们对藏族文化的虔诚之心”，为此，她走遍了藏区。

    《藏谜》的主角，是一年前还在放牧的藏民们。他们并不知道舞台是什么，他们只是在舞台上自由奔放地舞蹈，纯粹展示着对生活、自然、神灵的歌颂与膜拜。正是这种扑面而来的最原始的生命力，使得观众在台下感动得落泪。每次谢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她说，“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是从身体到灵魂的一种体验。”

    这是个地道的民间艺术团，杨丽萍是这支团队里惟一的非藏族人。排练整整一年，艺术团没有任何收入，制作人容中尔甲背上大笔贷款，总编导杨丽萍一分编舞费都不肯收。“她是一个很单纯的艺术家，对艺术严谨到有些苛刻，对人却特别宽容。”容中尔甲说，从剧本的策划、编舞、主创班子搭建、服装道具设计到找衣服布料，事无巨细，杨丽萍都全力而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韦芝曾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她评价说，“这部作品是近年来最有想象力的西藏歌舞集大成者。”

    从《云南映象》到《藏谜》，杨丽萍从未特意从商业角度考虑舞蹈。“不用担心这个，认真的态度，再加上自我审美的品位，人们都需要好的精神食粮嘛。”

    这份坚持，让很多同行钦佩。“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就曾公开赞扬，“这些年，无论在艺术道路上遇到多少挫折，杨丽萍都没有退缩。不跳舞，完全可以有很多选择，可她还是一直在舞台上跳，这让我很佩服。”

    “有生命的舞蹈，离人很近，它会像树一样生长，像河流一样流淌。”杨丽萍说，“我们跳的是命。”

    杨丽萍常说，如果不跳了，她会回归自然，找个地方安安静静住下来。“外面有山，有水，有农田和民居，岛上有人捕鱼，有人织布，还有人在大榕树下晒太阳……”

（节选自《人民日报》2007.11.6）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

（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世上从此无真人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世上从此无真人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2016年1月13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周有光迎来了111岁大寿。这位文化界的名人一生经历可谓充满传奇，精彩异常。11日上午，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周有光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

    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解放后，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

    在周有光的工作经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就是他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有资料称，是周有光主导建立中国汉语拼音体系，他也因此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这样，周有光在50岁左右时，改行专职研究语言学，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时间内，周有光认认真真工作，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在与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该方案最终于1958年正式公布。之后，周有光又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对汉字文字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周有光的传奇人生中，还有这样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曾经做过爱因斯坦的“陪聊”，他们见过两次。周有光是极少见的和爱因斯坦聊过天的中国人。

    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书中，周有光这样描述：“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

    到了晚年，乃至年过百岁之后，周有光仍然精神健旺，没有停止思考，先后出版《周有光文集》《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作品，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曾这样评价道：“他达到了勇者无惧的境界。”

    在叶芳的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厚待人的老人，“他过生日，有很多人去看望他。他现在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

    周老先生自己说过，“我从来都是把坏的东西尽快忘掉，记住的都是生命中有趣的、美好的事情。”叶芳说，周有光对世界新奇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心，“他很多次提到高铁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也非常想坐一次高铁回常州老家，但他心里知道，再也不可能做这样的长途旅行了。”

    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晶报》也称他“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

（选自中国新闻网，有改动）

【相关链接】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过《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汉字改革概论》《世界字母简史》等30多部专著，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