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美神（节选）

梁衡

    李清照遇到的第三大磨难是超越时空的孤独。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但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生活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亦代代不绝。更何况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呢？问题在于她除了遭遇国难、情愁，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这样的难。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孤清的小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她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十岁，极为聪颖。一日孩子来玩，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①不想这孩子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觉得一阵晕眩，手扶门框，才勉强没有摔倒。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是真正多余啊。李清照感到她像是落进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她的心。她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了那首浓缩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是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是的，她的国愁、家愁、情愁，还有学业之愁，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所寻寻觅觅的是什么呢？从她的身世和诗词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她在寻觅三样东西。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不愿“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在这点上她与同时代的岳飞陆游及稍后的辛弃疾是相通的。但身为女人，她既不能像岳飞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像辛弃疾那样上朝议事，甚至不能像陆、辛那样有政界文坛朋友可以痛痛快快地使酒骂座，痛拍栏杆。二是寻觅幸福的爱情。她曾有过美满的家庭，有过幸福的爱情，但转瞬就破碎了。她也做过再寻真爱的梦，但又碎得更惨，甚至身负枷锁，锒铛入狱，还被以“不终晚节”载入史册，生前身后受此奇辱，她能说什么呢？也只能独自一人愁。三是寻觅自身的价值。她以非凡的才华和勤奋，又借着爱情的力量，在学术上完成了《金石录》巨著，在词艺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那个社会不以为奇，不以为功，②连那十岁的小女孩都说“才藻非女子事也” ， 李清照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她只好一个人咀嚼自己的凄凉，又是只有一个愁。

    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社会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别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本来，三千年封建社会，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在心安理得，随波逐流地生活。你看，北宋仓惶南渡后不是又夹风夹雨，称臣称儿地苟延了152年吗？尽管与李清照同时代的陆游愤怒地喊道“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但朝中的大人们不是照样做官，照样花天酒地吗？你看，虽生乱世，有多少文人不是照样手摇折扇，歌风咏月，琴棋书画了一生吗？你看，③有多少女性，就像那个姓孙的女子一般，不学什么词藻，不追求什么爱情，不是照样生活吗？但李清照却不，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等，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从骨子里讲，李清照除追求民族气节和政治上的坚定外，还追求人格的超尘拔俗。她总是清醒地坚持着一种做人标准，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节操。在未遭大难，生活还比较稳定时，已见出她高标准的人格追求。当年赵明诚在莱州做官，她去探亲，见室中诗书不多，竟大不悦，作诗曰：“寒窗败几无书吏，公路生平竟如此。”以后世事纷扰，她就更加超群拔俗，出污泥而不染。她站在世纪的高阁之上，穿越时空，俯视众生，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寂寞：“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忆秦娥》）有一本书叫《百年孤独》，李清照是千年孤独，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所以她才上溯千年到英雄霸王那里去求相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如果李清照像那个孙姓女孩一样，是一个已经麻木的人，也就算了；如果李清照是以死抗争的杜十娘，也就算了。她偏偏以心抗世，以笔唤天。她凭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将这漫天愁绪又抽丝剥茧般地进行了细细地纺织，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永远高悬于历史的星空。李词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一如诗人的人品，于哀怨缠绵中蕴涵执着坚韧的阳刚之气，虽为说愁，实为与真情大志；所以耐得人们百年千年地读下去。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已经如淡烟薄雾，可是当我们偶然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寻寻觅觅的美神。

（节选自《十月》2003年第三期）

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在时空的旋律里，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夜”，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

（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

（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喷发英武正气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父亲冯友兰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宗璞还读了很多儿童读物，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七侠五义》《隋唐》《小五义》《水浒》《荡寇志》，她也都读了。宗璞甚至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小说描写女大学生江玫和银行间少爷齐虹之间的爱情悲剧，突现出宗璞在特殊年代对青年爱情观的人文关怀。这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宗璞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都写到了“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写到很多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迫自杀，对这些人的遭遇，宗璞无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坚强的，——她不仅在被批斗和羞辱的巨大痛苦里，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对那个时代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地荒谬，怎样地灭绝人性！”这就启发和促使我们要在更深的层面去反思那一段历史。

    有一部作品，对于宗璞来说，这就是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宗璞随父亲冯友兰南迁，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当时西南联大毕业学生从军者有800余人，宗璞目睹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认为“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被宗璞视作自己的责任。小说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一方面，宗璞通过规模恢宏的小说叙事来写抗日战争，写我们民族的深哀巨痛；一方面宗璞热情讴歌中国知识分子毁家纾难，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怀。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情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作家王蒙曾评价《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旗帜。近30年，她在病中笔耕不辍，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时代立言。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宗璞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她“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宗璞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她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却没有亲身打过仗。她害怕凭借材料只会写成一般的报道。困惑之余，书中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予宗璞极大的启发。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宗璞诚心诚意地烘托书中人物，用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4月28日）

【相关链接】①宗璞十岁时，随父亲冯友兰与清华大学一起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宗璞的哥哥冯钟辽于1943年志愿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翻译官，那年他19岁。随着战事的推移，他用双脚从宝山走到畹町。宗璞对这段历史有一种亲切感。（肖鹰《宗璞与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②在宗璞的作品里，体现出冯友兰先生屡屡讲到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替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出对大地、对自然、对人、对物甚至一只鸟、一只猫的那种大爱。（李建军《一位尽力发光的作家》）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教授走下飞机，迈出了回归祖国的第一步。他辞去了在英国公司的重要职务，回到母校——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全职教授，开始为我国的航空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为什么回国？”经常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在英国奋斗了18年，他已拥有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高效率的研究团队。他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2年，担任过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他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无忧的水平线。位于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宽阔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还开了两家诊所，他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舍弃这些回国，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句歌词就是最好的答案!

    1992年，黄大年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全额资助下，被选送至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2004年3月20日晚，他正在大西洋深水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接到辗转而来的父亲离世前最后一通电话：“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这句话。

    在海漂的18年里，黄大年的心和祖国一直连在一起，他关注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惦念着母校，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讲学，他招之即来。“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2009年4月，当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把国家“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黄大年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打了回来，并明确表示要认真考虑回国。

    听到祖国的召唤，黄大年心潮澎湃。那朝思暮想的祖国啊，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啊，那些血脉相连的亲人啊，一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有后悔过。”这是黄大年常说的话。他在回国后的第6天，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为第一批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

    2010年10月，吉林大学成立了“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黄大年为带头人。团队集中研究了能够在空中、水面和深水环境下，高效率获取空间分布的重力场、磁场、电磁场、放射性能谱和光电等数据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构建服务于陆地、海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精确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在带领团队冲上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黄大年一直在推动科研团队与国际的融合。他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多次带团出国考察，并促成合作事宜。

    爱迪生曾说过，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乐趣。在这个层面上，黄大年始终都在用自我成就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塑造着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

（摘编自《吉林日报》2017年3月1日《把一切献给你，我的祖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6月底，黄大年吃着救心丸走进评审验收现场，完成了一个超亿元级别的国家大型项目的评审验收工作。（孟海鹰《黄大年：放弃国外豪车豪宅回国任教，填补诸多空白》）

②“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我的归宿在中国。”（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