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2016年，民用汽车保有量从1040万辆攀升至1.9亿辆，自行车的保有量却从6.7亿辆，急剧下降至3.3亿辆。汽车成为代步工具的同时，给城市交通和生态环境也带来了极大压力，城市居民的出行成本急剧上升。而随着2016年共享单车的出现，在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问题的同时，也在全国掀起了绿色出行，健身骑行的新风潮。

    摩拜提供的数据显示，共享单车的出现，直接使黑摩的出行次数减少了53%。根据基于摩拜用户的问卷调查，共享单车出现前，黑摩的每天接单量为40余单，司机日收入约200元人民币，共享单车出现后，黑摩的每天接单量下降到十几单，有70%韵黑摩的司机转行。

    专家认为，“共享单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正逐渐替代“家用汽车+步行÷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快速发展中的共享单车正改善着我国城市居民的出行模式，也对我国交通新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董城李笑萌《共享单车：让城市变得轻盈绿色》，《光明日报》）

材料二：

    调查显示，被访者对共享单车投放后运营管理维护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7.8%和9.3%；有35%的被访者希望加大投入，解决投放后的运营和维护问题。

    在使用共享单车遇到的问题中，“车辆有破损”问题最突出，主要表现在：刹车失灵、车胎没气、掉链子、车把或车座损坏，有72.2%的被访者遇到过这种情形，其中有25.4%的被访者把它排在问题首位。

    有58.4%的被访者在早晚高峰期间有过寻车困难的经历，在所有问题中位居第三位，其中有19.40%的被访者认为这个问题最严重。

    针对使用者素质问题，有70.5%的被访者遇到过车辆遭恶意损坏，在所有问题中位居第二位，其中有40.9010的被访者认为这是首要问题。

    许多被访者认为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十分严重。还有部分被访者反映使用者随意将共享单车停放在人行道或盲道上，甚至直搂将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这些行为不但破坏了市容市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出行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摘编自王海亮《四成人每天至少骑1次共享单车》，《北京晨报》）

材料三：

    没有共享单车，“最后一公里”一直是出行难题；有了共享单车，交通秩序问题又惹人烦。“我国从‘自行车王国’转而进入汽车社会后，自行车的行车与停车空间被小汽车大量侵占，骑车出行的连续性、舒适性大打折扣。”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说。共享单车登陆、抢滩，短短一年，全国已有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30多家，累计投放车辆超过1000万辆，注册用户超1亿人次，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考虑到仍有不少大城市的远郊区县厦中小城市尚未普及，规模增势一时恐难削减。目前，不少单车平台都建立了信用积分体系。如果有些市民总是不文明骑车，那么在注册时使用的信息可能被锁定拉入“黑名单”，不允许使用共享单车。专家建议，可以将其与政府主导的“信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互联互通，以实现数据共享和奖惩联动。

（摘编自刘志强《共享单车，如何骑得又稳又远？》，《人民日报》）

材料一：

    2017年，国家海洋局共布设监测站位约13000个，获取监测数据200余万个。监测结果表明，2017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稳中向好。海水环境质量总体有所改善，夏季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的96%，连续三年有所增加。监测的陆源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比率为57%，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赤潮灾害累计面积比上年减少51%，绿潮灾害分布面积为5年最小。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重，冬、春、夏、秋四个季节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的近岸海域面积分别占近岸海域的16%、14%、11%和15%。

（摘编自国家海洋局《2017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材料二：

    今年3月，27吨改性粘土被运到智利，这是我国赤潮治理技术第一次走出国门。

    改性粘土到底是一种什么土？海洋所俞志明研究员说：“它就像是专门扑灭赤潮灾害的‘灭火器’。”赤潮，在国际上被称为“红色幽灵”，它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因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有害生态现象。

    上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人员提出了撒播天然粘土，利用粘土颗粒对赤潮生物的絮凝作用来治理赤潮的方法。但是，天然粘土的絮凝效率低，每平方公里要用土大约200—400吨，耗时费力。俞志明团队从1993年开始研究利用粘土治理赤潮的技术，他们发现，天然粘土之所以絮凝效率低，是因为粘土表面带有负电，而赤潮生物也带有负电，“同性相斥”，粘土与赤潮生物能够发生碰撞然后“抱团”的几率很低。“那就给它改性吧。”俞志明团队运用物理化学原理，通过表面改性的方法，将粘土颗粒表面的负电变为正电，极大提高了粘土的絮凝效率。

    如今，运用海洋所的改性粘土治理赤潮，每平方公里只需4—10吨粘土，“就如同你在自己周围的地面上撒了包咖啡粉，这种用量对海洋来说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俞志明说。经过改性的粘土，不仅很容易与身边的赤潮生物发生碰撞、吸附，而且能够发挥“长半径”作用，像是突然拥有了加长的手臂，可以把远处的浮游藻类也“抓”过来，絮凝效率比天然粘土提高几十到几百倍。

（摘编自《改性粘土击退“红色幽灵”》，《青岛日报》2018年11月12日）

材料三：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是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在创新驱动和政策导向的有力支持下，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至今已在近海建成64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海洋牧场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其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的多样性决定了海洋牧场是具备多元功能的综合体。海洋牧场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在一定海域范围内营造健康的生态系统，藻类移植和鱼礁投放是改善海洋环境的重要手段。大型藻类在6米以浅的海域迅速增殖形成人工海藻林，具备净化水体环境、补充食物来源、提供栖息场所等生态功能，以天然饵料为食的小型鱼虾类等饵料生物聚集，吸引其他经济野生海洋生物，从而恢复渔业资源，提高渔业产品品质。海洋牧场建设融合清洁可再生能源建设、海水综合利用、盐碱地耐盐植物栽培利用，可最大限度利用海岸带环境和空间资源，提高海洋产能。海洋牧场建设后期，可以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发展海上观光旅游、垂钓、海底潜水、疗养等海洋第三产业，吸引牧场周边人群参与到海洋牧场的运营中来，打造新型的海岸带绿色田园综合体，充分共享海洋牧场带来的科学、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

（摘编自杨红生等《着力实现海洋牧场建设的理念、装备、技术、管理现代化》，《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7期）

材料四：

    参考消息网7月19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海洋战略的眼下与远方》的文章，称中国决策者把目光投向了蓝色的大海。

    文章称，中国的远洋捕捞业发展迅速，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远洋捕捞渔船数量从2007年到2014年增长了近45%，中国也不断建立完善与国际渔业管理相适应的标准化捕捞日志、渔船船位监控、签发合法捕捞证等监管措施。此外，中国在海洋治理上的角色和影响也日渐凸显。今年5月，中国在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后首次主持主办了条约缔约国年会。随着中国对海洋权益的重视，势必也将承担更大的海洋治理责任。作者认为，大国历来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相信中国会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编自《中国将肩负更大海洋治理担当》，参考消息网2017年7月19日）

材料一：

    近来有网络媒体称，“中微半导体自主研制的5纳米等离子体刻蚀机，性能优良，将用于全球首条5纳米芯片制程生产线”，并评论说“中国芯片生产技术终于突破欧美封锁，第一次占领世界制高点”等。

    中微公司的刻蚀机的确水平一流，但夸大阐述其战略意义，则被相关专家反对。刻蚀只是芯片制造多个环节之一。刻蚀机也不是对华禁售的设备，在这个意义上不算“卡脖子”。

    光刻机是芯片制造中用到的最金贵的机器，要达到5纳米曝光精度难比登天，ASML公司一家通吃高端光刻机；而刻蚀机没那么难，中微的竞争对手还有应用材料、泛林、东京电子等，国外巨头体量优势明显。

    在IC业界工作多年的电子工程师张光华告诉《科技目报》记者：“硅片从设计到制造到封测，流程复杂。刻蚀是制造环节的工序之一，还有造晶棒、切割晶圆、涂膜、光刻、掺杂、测试等，都需要复杂的技术。中国在大部分工序上落后。”

    《科技日报》记者发现，2017年开始网络上经常热炒“5纳米刻蚀机”，而中微公司一再抗议媒体给他们“戴高帽”。

（摘编自高博《专家：国产刻蚀机很棒，但造芯片只是“配角”》）

材料二：

核心芯片国产占有率（单位：%）

（摘引自《前经济学人APP》）

材料三：

就已经发布的产品来看，华为的手机芯片麒麟980比苹果更强——苹果的芯片没有基带，所以说华为手机芯片达到世界第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华为手机芯片的突破不意味着中国芯片业摆脱“卡脖子”窘境。事实上，2018年进口的芯片全额为20584.1亿人民币，高于石油进口总金额15881.7亿人民币。

    芯片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大领域。如英特尔、三星，既设计也制造；联发科和威盛，则只设计，不制造；台积电只替别人代工生产。近几年中国重视IC设计，此类公司已有1400家，别的国家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多，但水平不能说最高。另外，造芯片就好比装修房子，除了好的设计图，还得有高水平的施工队。“施工”是中国芯片业的弱项。中国最好的芯片制造企业，成熟工艺是28纳米，跟台积电的7纳米差了三代；在封装（激光切割晶圆、引脚等工序）市场，做得最好的企业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这意味着如果我们面临禁运，台积电这样的企业不再加工我们的芯片，即使华为能设计出最好的芯片，也造不出来。

（摘编自刘艳等《华为AI芯片很强，但外行请别瞎吹》）

材料四：

    近期，国内不少互联网及通信行业巨头纷纷追捧人工智能芯片。虽然很多厂商的人工智能芯片还处于PPT状态，或者只是堆在仓库里积灰尘，但这并不妨碍资本对这些企业的青睐。在一轮又一轮资本助推下，一些噱头很大，但规模化应用范例寥寥无几的厂商估值不断被推高。然而，这种现象对于中国解决当下“缺芯少魂”的局面于事无补。

    我们现在最缺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每年进口的超2000亿美元芯片当中，人工智能芯片的占比非常低。关键的是，由于布局较早，中科院计算机所等一些单位已经在人工智能芯片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技术成果，已有成熟的商业货架产品和应用。

    在人工智能芯片这个概念“火”了之后，一些媒体预测：人工智能芯片将对半导体产业造成颠覆性变革。但实际上，人工智能芯片更像一款解决特定问题的加速器，并不能取代CPU，GPU等类型的芯片。简而言之，人工智能芯片只是饭后甜点，而不是信息产业的主粮。

    对于人工智能芯片，应当辩证地看：一方面看到这类芯片潜在的市场前景和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局限性，以及被过分炒作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在追赶的车道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赶，而不是投机取巧。

（摘编自铁流《谨防人工智能芯片成炒作噱头》）

    材料一：

    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第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如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 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材料四：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但过犹不及，过度的人口资源聚集，带来宜居度和各种边际效用下降，问题由此而生。

    21世纪的北京，繁华前所未有，却受到“大城市病”的困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把脉问诊、开方抓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望闻问切、全面谋划，推动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摘编自《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新华网2017年9月18日）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对破除论文“SCI至上”和“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评价的政策制定始终受人才评价和职称评聘政策所左右，把科技评价与人才评价混同，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由于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SCI从一个最初为了科研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索引工具，在中国逐步变成一定程度上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科研人员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

（摘自李志民《评价与时俱进 科研回归初心》）

材料二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适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SSCI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适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SCI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摘自李军《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材料三

    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指标为依据的科研评价方法常被比喻为计件制，即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的数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这种评价模式在制造业广泛存在，适用于重复性劳动，而并不适用于创新性劳动，否则只能激励科研人员以牺牲创新性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带来的回报。创新性劳动的评价应该以创新程度为基础，劳动成果应该差别对待。

    普赖斯奖（科学计量学领域）获得者Francis Narin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科研评价中定量与定性指标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等指标虽然最客观，但是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远，而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近的指标是同行评议。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科学计量人。《莱顿宣言》（2015年4月22日发表于《Nature》）倡议：定量指标可用于支撑同行评议，但不能取而代之。遗憾的是，在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往往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同行评议无效。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为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的公信力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公正的科学家。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来看，公开似乎不是必要条件，但在难以保证评审人不被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三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中颇受欢迎，例如，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等，而且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

（摘自李军《理性对待“SCI” 用好“同行评议”》）

    材料一

    2015年，习近平先后到云南和贵州调研。他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要科学谋划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主攻深度贫困，瞄准突出难题，脱贫攻坚不断提速、提质。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0％以上的贫困县摘帽，95％左右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再经过2020年一年的努力，完成剩余5％的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

（摘编自2020年3月11日“扶贫网”）

    材料二

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当地党委政府热心扶助，但部分群众怕苦怕累，不愿脱贫的现象。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大多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有些贫困户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摘编自2019年9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

    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这里指乡土社会），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摘编自费孝通《再论文字下乡》）

    材料四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脱贫攻坚情况时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下来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所到的金米村位于秦岭深处，曾经极度贫困，近年来通过网络销售、擦亮品牌，将小木耳办成大产业，实现了整村脱贫，彰显了产业发展的强大带动作用。在本次考察过程中，一张“五级书记”同框的图片热传。从党中央最高指挥部到基层“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共抓扶贫，共谋发展，彰显了上下同欲的强大决心，也是我们实现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底气之所在。

（摘编自2020年4月“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