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2017年4月1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增强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2017年3月20日）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

材料一：

    2017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法律及政策文件，为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环境。2018年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发布，意见指出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吸引支持各类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志愿服务的认识也在加深，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

    我国志愿服务在公益事业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补充，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为初心，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18年7月，全国志愿者总数达91541104人，志愿团体总数达470846个，服务总时长共计960886172小时。这说明我国志愿服务在近两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和慈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图：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志愿服务方面的信息？

表：你参加志愿服务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三：

    现阶段，随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不断推进，志愿服务发展已进入深水区，存在政策保障不够完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不够规范，服务水平不够高等问题，志愿服务组织在总体上也存在数量不足，能力不强，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传统的以政府推动型的志愿服务亟需转型。目前，我国志愿服务平台广泛，类型多样，全国有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志愿者平台，平台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互相独立，信息难以共享，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志愿服务的“互联互通”。民政部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志愿服务大数据资源库，实现相关部门间的志愿服务数据共享与汇聚的目标。此文件为未来三年“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互联网＋”志愿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摘编自北国网）

材料四：

调查显示，在18—69岁的调查对象中，有38.2%的人曾经有过志愿服务经历；近一年以来有25.5%的人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18—69岁人口的占比情况，可推断我国18—69岁的人群中有志愿服务经历的大约有3.96亿人，其中近一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简称活跃志愿者）大约有2.65亿人。非群众身份的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活跃志愿者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最高，活跃志愿者的经济条件也相对更好。

    总体上看，我国志愿服务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其队伍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他们不仅创造了较高的社会经济价值，还具有美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传播者。但我们在推动志愿服务的广泛参与时，需注意分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志愿服务参与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要在全面发展志愿服务的同时可重点发展“老年关怀”“医疗护理”“扶贫济困”等志愿服务领域；也要加强志愿服务培训机制建设，多层次、多领域、多时点地提供培训机会，推动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和网络化；还要整合现有的各类志愿者管理和服务平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管理服务平台。从而实现志愿者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效用最优化。同时，需要加大政府对志愿服务的财政扶持力度，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增加志愿服务对民众的吸引力。

（摘编自《中国志愿服务参与状况调查报告》）

    材料一：

    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改善生活居住条件的要求日趋迫切。在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必然会引起以农村宅基地为主的建设用地的增加。但长期以来，农村宅基地管理欠完善，“一户多宅”，宅基地面积超标，乱占乱建，房子闲置、浪费，村庄外延等现象十分突出，这不仅给农村宅基地管理带来很多不便，同时也造成了“空心村”“村外村”的问题。

    相关资料表明，河北石家庄在2002年6月前有201个“空心村”；到2003年5月，河南省临颍县326个行政村已有三分之一形成“空心村”；浙江省桐庐县窄溪镇莲塘村现有农户320户，全村人口1600余人，空房率达30%，户均拥有宅基地1.6处。“空心村”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摘编自李勤、孙国玉《农村“空心村”现象的深层次剖析》)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人民日报》)

    材料三：

    王金会代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把环境“护”出来，实现生态好。要重点落实好保护黑土地、推进农业“三减”、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等举措，深入实施绿色兴农战略。其次是要把各种要素“用”起来，实现产能好。大力开展科技联合攻关、推广应用新技术、发展农机推广服务体系，把关注点放在科技兴农上，久久为功。最后是要把涉农产业“融”起来，实现效益好。

    王全代表：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不少农村空心化严重，发展急需人才。现在，越来越多大学生毕业后回到乡村当“村官”，是值得肯定的事情，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也应制定系统的培养计划，把管理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乡村。

    陈飘、杨宝玲代表：乡村要发展，离不开乡土风情，不能脱离地域特色空谈发展，必须做好与当地文化和地理条件相符合、相适应的建设规划，不能千篇一律搞“一刀切”，或者搞面子工程，要形成“一村一策、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特色村寨景观。

(摘编自《代表委员热议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材料四：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农耕文明的“载体”。要按照“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保护和开发利用好历史文化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发掘乡村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基因，运用现代手段，保留原始风貌和生态肌理，保护乡土文化特色，保护乡村社会价值体系和集体情感记忆，打造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乡村，使乡村成为守望乡愁的重要依托……将乡村建设成为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人文家园、和谐家园。

(摘编自龚建文《乡村振兴，要抓好“五个着力”》)

材料一：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也因此被誉为“第四通”。通过问卷调查和走访座谈发现，大部分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其中部分人对民族耕神、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国学等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并能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约束自身行为。绝大部分的受访者肯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并赞同“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优秀的民族”这一说法。但涉及国家身份，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就是大陆，而台湾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常会以“台湾人”自称。

    在采访和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了解民族文化的渠道是电视或网络，希望去大陆感受体会，但当前大多以旅游的方式前往。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华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认识到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华文化的践行，存在着一定差异。在面对“是否有必要在学校开设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课程”的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有必要，但是被问及“是否愿意主动践行”时，回答却是否定的。

    对这一群体展开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对于加深两岸之间的交流、促进彼此了解、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及继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利于通过构建两岸的文化认同，形成两岸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

（摘编自卢文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材料二：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而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总是与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相关联的。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如果族群认同过于强势，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危机就可能被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触发；如果国家认同强于族群认同，多民族国家就容易经历各种风雨变幻而保持统一。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它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就必须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部分，也与国家认同有交叠部分。文化认同也与一定的地域相关，即使同一个族群，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归属感。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完全重要。当然，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既为是香港人或澳门人、也为是中国人感到骄傲。现在仍然存在认同危机的是台湾，这是由于内战所造成的分治产生的。台湾与大陆之间民族文化认同是基本重叠的，但是国家认同就出现复杂的现象。很多人虽认同中国，但对中国的表述出现多种形式；也有部分人采取台独的立场。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体”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为了国家统一，我们必须进一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从而扩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痙内容。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是保障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性因素，会强化公民的归属感。

（摘编自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

材料三：

    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但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要形成国家，就必须由具备族体意识的人开展积极行动，各种局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局部性的民族认同本身不等于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但是它们是国家认同的血肉，如果没有这些局部性的群体意识，国家认同就会形同空壳。

    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血缘、文化传统特征等因素。例如，在确立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中，我们往往强调“中华儿女”“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等标识民族特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强有力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亲和力，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关注的是肯定“我们”的存在，而国家认同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存在。单纯的自我肯定的局限性反映在民族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重要性，自我意识束縛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体制的重要性，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而得以实现。

（摘编自张宝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

材料一：

    2018年，全国一多半的省份将从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实行新的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制度。所有省级行政区域均突破文理界限，由学生跨文理选科，均设置“3+3”的考试科目。前一个“3”为必考科目，为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除个别省级行政区域仍执行教育部委托的分省命题任务外，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后一个“3”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选考科目，由各省级行政区域自主命题。

    浙江省外语种目和3门选考科目均一年两考，每个学生最多有两次机会；其他省目前对外语科目提供两次机会，很多省份均表示要创造条件增加提供两次机会的科目。

    学考的具体安排和作用方面，浙江省实行高中学考与高考科目在同一次考试中相结合的办法。同一科目命制两种试卷，一种为“必考题”（满分70分），作为单纯的“高中学考”；一种为“必考题+加试题”（满分100分)，“一考两用”。其中“必考题”的成绩作为“高中学考”成绩使用；“必考题+加试题”作为“高考选考”成绩使用。两种试卷同时在不同试场开考，后一种试卷多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其中必考题试题相同。两种试卷的考试均允许学生跨年级参加，每位考生最多有两次考试机会。

    其他地区把高中学考区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分开组织考试。合格性考试分散在高中三年安排，等级性考试一般安排在高三年级，仅限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参加，其中上海市对地理和生物两科分别在高二（下）和高三（下）提供两次机会，每位考生只能参加一次考试。合格性考试是高中学生毕业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等级性考试用于统一高考招生。

（摘编自边新灿等《中国考试：全国30个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比较》）

材料二：

    2019年4月23日，河北省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高考改革实施方案！作为全国第三批进入高考综合改革的8个省市之一，河北省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自2021年起，6月份全国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个学科，不分文理科。其中外语科目考试由听力和笔试两个部分组成，条件成熟时探索为考生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考生总成绩由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考生选择的3科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满分为750分。其中，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每科满分均为150分，总分450分，各科均以原始成绩计入考生总成绩。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中，考生在物理或历史中所选择的1门科目，满分为100分，以原始成绩计入考生总成绩：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科目中选择的2门科目，每科满分均为100分，以等级赋分成绩计入考生总成绩。即通常所说的“3+1+2”模式。

（摘编自《河北省普通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解读》)

材料三：

    2017年高考中，计划在浙江招生的近1400所高校里，有500多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54%不限选考科目，46%设限选考科目，其中设限范围为3门的占33%，2门的占8%，1门的占5%。选择物理、H化学、生物组合的考生，可选考95%的专业；选择政治、历史、地理组合的考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可选考66%的专业，比现行高考34% 的选择面高，各高校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比例各科目考生选考比例

（摘编自“浙江省教育考试网”刊文《2017年浙江省高考选科组合报考统计》)

材料四：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改革后，学生在校成绩以及综合素质将成为重要的录取依据和参考。根据河南省高考方案，高考招生录取基于“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是指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参考条件。

    以河南为例，有专家指出，河南版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在评价内容上，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大方面与教育部保持高度一致。但也有其特色，例如在思想品德方面，增加了违规违纪和有无违法情况的评价内容，便于学校管理与记录。

    不只河南，全国多省份都明确将综合素质纳入到学生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专家认为，综合素质评价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特长、扭转“唯分数论”的重要举措。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刊文《27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出炉综合素质成录取重要参考》)

材料五：

    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均明确要逐步减少、合并乃至取消录取批次。浙江从新高考首届学生毕业的2017年起，除特殊类型（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定向招生等）提前录取外，统一高考招生取消所有录取学校批次，纳入统一高考招生的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同时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按专业（类)还是按院校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志愿设置成为关注焦点。各省级行政区域，基本上都明确高校按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基本上确定了“1门对应即可”的机制。但具体是按院校还是按专业投档，只有少数省份已经在改革方案中提及。浙江在2014年即明确“考生志愿由‘专业+学校’组成”，实行基于专业的志愿运行模式，录取时直接投档到专业录取，充分尊重学生既要选学校又要选专业的选择权。

（摘编自“南昌教育信息网”刊文《借读全国各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

材料一：

    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改善食品的色、香、味，提高营养值，延长保质期，在促进食品功能化、营养化、多元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发展蒸蒸日上，是食品工业体系中科技创新亮点频出、法规标准与国际接轨、生产经营监管较为严格的行业之一。

    在食品添加剂行业全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新形势也对食品添加剂行业的环保和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企业应积极加大环保投入，同时在减少各类排放的关键技术上攻关突破，切实有效地提高行业各类产品生产环节的环保水平。

目前，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仍然是食品安全领域的一大顽疾。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仍要加大食品添加剂的科普宣传力度，使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理解更加科学和客观。

    (摘编自陆悦《食品添加剂行业破浪前行》)

材料二：

    食品添加剂支撑了食品工业的发展，而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对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制订也提出了诸如国家标准规范、国际标准共识及安全风险评估等方面的更高要求。

    “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面，我们坚持‘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原则，夯实了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基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已连续9年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构建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验室网络，累计获得1300万个监测数据和130份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

    此外，该中心还建立了国家风险监测数据库、毒物数据库，创建了食品与食源性疾病溯源和关联性分析系统，正逐步建立完善风险评估制度体系，系统开展污染物、微生物等风险评估工作，将为科学修订相关标准提供科学分析和技术支持。

    (摘编自汪斌《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建设稳步向前》)

材料三：

从“纳米”到“有机”，从“纯天然”到“转基....食品营销上的搭车销售，向来都是踩着“消费痛点”跳舞的。长期以来，消费市场略有偏好，也不管这种偏好科学不科学，食品企业就秋波频送、媚眼如丝。加黑加粗的“零添加”“不添加”字眼，瞄准的就是一种消费误解：没有添加剂的食品就是纯天然，纯天然的食品就代表着安全。

    “零添加”之说不仅悖逆食品科学，更涉嫌虚假宣传。不久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称，对我国未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且未批准在国内商业化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种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品的食用植物油，其标签、说明书不得标注“非转基因”字样。

    煞有介事的“非转基因”标识就要寿终正寝了，对铺天盖地的“零添加”“不添加”标识做好规范相信也在来的路上。食药安全，人命关天。只要有一查到底的刚性执法在，只要有无缝监管的常态作为在，食品添加剂就不应该为非法添加、滥用滥加“背黑锅”。食品企业自当严控添加、严管质量。至于“零添加”的神话，健康科普和市场执法应该合力而为，让其早点灰飞烟灭!

(摘编自邓海建《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