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将参加高考。2014年发布的意见指出，当前招考制度下，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3科统考，外语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目前已公布高考新方案的省区市，也大多采用这一模式。

    上海、浙江两地“3+3”新高考方案取消文理分科，打破传统文科考“史地政”、理科考“物化生”的模式，考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3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数据，浙江省选择传统理科的学生由60%下降到17%，选择传统文科的由40%下降到10%，更多学生交叉选择三门选考科目。

（摘编自新华社《2017年“新”高考前瞻：高考改革到底会取得哪些进展与突破？》）

材料二：

    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廖宗廷和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主任周鸿都认为，高考改革是大学从“按分取人”转向“看分+看人”录取。

    这样的转变最直接的体现，是今年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华东理工等参加上海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的9所高校校测面试环节。与以往高校自主招生除高考成绩外，校测部分主要看考生面试表现不同的是，今年上海所有大学都采用了“高考成绩(60%)+面试成绩（30%)+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10%)”的计分比例，而且在综合评价资格初审和面试环节，各校都高度重视并充分使用《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把它作为招生选拔的重要参考。报告主要包括每位考生高中3年在校期间所展现的品德发展和公民素养、高中学业成绩、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等方面的行为素养记录，是上海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3+3”的考试科目选择与组合相适应，上海的招生院校制作了新的“专业菜单”即“院校专业组”，供考生选择。由招生院校根据不同专业（含专业或大类）的科目要求和人才培养需要设置，一所高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同一“院校专业组”内专业可调剂。考生的选考科目只要有1门与该“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相同，即具有填报资格。

（摘编自《人民日报》《新高考，招录方式新在哪儿》）

材料三：

    人们看到，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施，已经给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带来很多积极变化。上海正在推动高中学校根据学生选课情况探索走班教学，便于学生自主选择科目。绝大部分高中学校都已根据师资、学生选科情况和校舍场地资源等，园地制宜，实施不同形式的走班教学。走班制的实施促进了高中教师的因材施教和高中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上海市教委主任苏明告诉记者，除此之外，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和课题报告已经做得非常普遍。据上海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上海高三学生完成研究性学习报告50473个。为了创建研究性学习的高质量载体和平台，目前83%的上海公办高中都有创新实验室。

    在高考综合改革的推动下，上海市教委、市文明办、团市委等多家单位协同推进高中生志愿服务工作。截至2017年3月底，上海已认定的市、区两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1742个，共提供学生实践岗位464633个。96%高三学生和73%高二学生，共计99619名高中学生，已完成60个学时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摘编自《光明日报》《看“新高考”如何促学生素养全面发展》）

材料四：

附注：在六选三的情况下，每个科目被选择的平均比例为50%；七选三的情况下则为42.86%。

（资料来源：“阳光高考”）

观鸭说

吴廷翰

    家僮取鸭卵伏之，得雏鸭数拾枚。始育，则饲之盆中，少与之水，其声呴呴然，其毛羽滈滈然，予甚爱，戏之。

    不数日，僮以告曰：“雏鸭有毙者矣。”既而听其声，啾啾然哀鸣；视其毛羽，苏苏然以散落，予让僮不善畜也。僮曰：“是非不善畜也，畜不以水也。”

    次日，予适憩亭中，时雨初歇，池水方强，顾而乐之，凭栏而语曰：“曷不以畜鸭雏？”僮趋而去，不移时筐而至，稍出之水涯，皇皇然惊愕不已，其目睢睢然睨，其足逡逡然前而却。竿之，则遂群奔水中，或扬足而驰，或拍翅而飞，不定者良久。既乃狎水，或仰而饮，或俯而啄，三五而阵，各适其所。则又或沉或浮，或没或出，盘旋戏跃于萍藻间。既休而理羽，交口扇翅，或曳而行，或拳而立，或屈而睡，消摇相羊，容与如也。既晡，僮将筐而归，则相与复嬉于渚，或逐于堤，或蔽于丛，不可得，遂纵之。

    明日至，亦如之。其声嗈嗈然以和，其毛羽濯濯然以光泽。其去畜池之前仅三日，充长已倍三之一矣。

    余乃叹曰：大哉，造物之育万物乎！大而龙蛇之于渊泽，虎豹之于山林，细而蠛曚①鼋龟醯鸡②之于瓮、于坎、于蹄涔③，各遂其性而已。鸭之不育于陆而育于水，亦一理也。夫反其性，造化不能以育物，圣人岂能以育民乎？君子为政，当斯民沦丧之后，烦之以法令，胁之以刑罚，诱之以智巧，荡之以淫华，本性日耗，生理日促，相与骈死而不知。一旦欲其改途易辙，驱之以道德，荡之以礼义，纳之以忠信，囿之以淳朴，靡不相顾骇愕，不信不安。及其久也，教成而化行，行安而俗美，追视昔日之所为与今日之所趋，安危利害相去什佰而千万，则虽械之使为恶，日挞之而欲其行诈，亦不可得矣。

    然则民之初生，鸭之育于盆者也。狃④于习而不悟，毙于陆者也。视其毙而不知所以救，僮之让者也。反其自然之性而犹疑试于水者也得其所以为性而安且乐水之狎而不归者也生养蕃息既富且昌水之畜而充长也。

    乃复叹曰：因育鸭得育民，然则兹观也，鸭与也乎哉！述观鸭。

（选自《明清散文名篇集萃》，略有删节）

【注释】①蠛曚：一种小飞虫。②醯鸡：小飞虫。③蹄涔：蹄迹中的积水。④狃：贪。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正房、厢房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

长江和黄河虽然同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都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但从夏商周到西晋末，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冲击，历次兵燹带来大规模北人南迁，而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优越的自然条件日益凸显。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皆具水热条件，故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而长江流域拥有更丰沛的水热资源。但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这一文明初始阶段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先民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开发北方黄河流域。在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变暖，长江、黄河流域较之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黄河流域森林密布，受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而气候炎热潮湿的长江流域则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通过精耕细作实现了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质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农业生产重心的转变过程中，近 5000 年来的中国气候总体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长江流域则变得更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开发。另外，黄河流域因过度开发而导致水土流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总体而言，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铁农具的推广和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仍不及黄河流域，“火耕水耨”仍是南方水稻耕作的主要方式。直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才摆脱“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并且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基础。

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如东晋时期的荆江筑堤，南朝的鄱阳湖筑堤建闸等，长江流域的丰富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此外，造船业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长江流域开始展开大规模航运，史载南朝宋孝武帝西巡“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为方便水路交通，各处运河开始修筑。比如孙吴开凿破冈渎以汇通秦淮与江南运河，使建邺（今南京）成为联络长江与吴会水运的中心城市，商贸迅速兴起。东晋南朝时期，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天文历法学取得重大突破，东晋虞喜发现岁差现象，稍后，祖冲之将虞喜的岁差学说引入历法（大明历），隋唐因之，对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帮助甚大。

唐朝政府极重农田水利工程，将兴修水利提高到了法律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水利管理机构，长江流域也随之开辟出了大量良田。尤其是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的淮南道和江南道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农业生产随之日盛。中唐时期权德舆指出：“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代后期，江东人民还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户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中国旧式步犁至此发展成熟，完全定型化”。曲辕犁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除此之外，唐朝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这不仅令长江流域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而且还有利于保持生态的平衡，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宋朝时，江南的水田耕作工具已较为配套，起秧、碎土、稻谷扬净等都有专门工具，复种（双季稻和稻麦两熟）技术也较为成熟，加之当时圩田盛行于江南，“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唐末引自越南的较为耐旱的占城稻此时也在江南普遍种植，江南水稻产量得到了极大提高，故南宋中期以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春秋以迄宋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然条件更为优厚的长江流域在农业生产方面逐步赶超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粮食财富供应基地。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外因与内因》，有删改）

多巴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化学分子。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生活在21世纪，肯定听过许多对于多巴胺的赞美。如今，人们想要提高自己的多巴胺水平，因为他们听说它是掌管着愉快、积极、专注和成就的分子。

在多巴胺之前，所谓的“快乐分子”是血清素。在诸如百忧解和其他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等抗抑郁药物的兴起过程中，我们被告知，血清素是情绪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时，数百万的人每天都使用它们，然而我们并不曾看到一波又一波幸福的市民脸上挂着狂热的微笑走过街道。于是，我们意识到血清素并不让人变得快乐，也许它只是让人稍稍变得更加平静，不那么容易产生极端的情绪，但是那种状态必定和纯粹的幸福没什么关系。

如果问多巴胺有什么作用？我的回应首先是：它是在哪里发挥作用？把神经递质和情绪联系起来的问题在于，这种看法是过分简单化的，与现实不符。当你吃肉的时候，它会分解成蛋白质，蛋白质则会在你的肝脏中分解成氨基酸。其中一种氨基酸是酪氨酸，它从肝脏通过血液到达你的大脑，在那里，它会先被转化成左旋多巴，随后形成多巴胺。当我说酪氨酸会输送到你的大脑时，我指的是整个大脑，而不仅仅是大脑的某些区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旦酪氨酸在神经元中转化为多巴胺，它将根据这些神经元在大脑中的位置来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多巴胺不仅仅关乎专注或积极，它还对其他身体功能产生重要影响，如运动、记忆、学习、睡眠、认知等。这是第一个结论：当我们在谈论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来提高多巴胺水平时，我们不能说多巴胺会增强某一特定功能，比如专注力或是积极性，因为酪氨酸会被输送到大脑的所有区域，在那里，它会同时影响其他功能。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应该把焦点集中在多巴胺上。多巴胺与血清素一样，只是众多神经递质中的一种，这些神经递质都起着开启神经元之间交流的关键作用。诸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之类的化学物质也有着相似的作用方式：它们与突触后神经元的受体结合，然后电脉冲就能从一个神经元流向另一个神经元。众所周知，许多药物针对的是去甲肾上腺素或肾上腺素，而非多巴胺，但它们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事实上，你在得到多巴胺的时候必然也会得到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因为多巴胺会通过酶转化为去甲肾上腺素，而去甲肾上腺素随即通过其他酶转化为肾上腺素，这一系列过程发生得非常快。因此，即使多巴胺确实与奖励和动机有关，这些情绪的积极效价也并非因它而生。

当媒体谈及“多巴胺”时，他们通常只是在谈论从中脑神经元向纹状体释放的多巴胺。纹状体是一条神经通路，参与预测和对预测的学习。

想象一下，下个月你的薪水里会有一笔额外奖金，这是一件你无从预测的事，所以这是一个预测误差，而且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误差。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大脑纹状体的一小部分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此处多巴胺增加的作用是使神经元兴奋并发出预测误差的信号，这对于生存至关重要。这就是让多巴胺闻名的奖励机制。只不过，奖励机制并非关乎奖励，而是关于新奇。

想象一下相反的情况：下个月的发薪日，你的账户里没有一分钱进账。这也是一件意外之事，只不过它没有奖励，因此着实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预测误差。然后，你猜怎么着？多巴胺大量释放，方式和前面的例子里完全一样。这不是奖励。当你得到好东西时，多巴胺神经元不会激活。当你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时，它们才会激活。而当你没有得到你期待的东西时，它们会生闷气。

人们对奖励既“喜爱”又“想要”，而这两个词似乎几乎是可以互换的。然而，调节“想要”某种特定奖励的心理过程的预测误差机制，与调节对该奖励的“喜爱”程度的大脑回路是可以分离的。换句话说，欲望和渴望是一回事，而你获得的实际的愉快或享受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即使许多成瘾嗜好和习惯不再令人愉悦，或者至少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令人愉悦，人们仍然渴望它们。所以欲望、渴望，这是一种动机，是由我们迄今所描述的这个庞大旺盛的神经系统产生的，并由中脑边缘多巴胺调节。相比之下，我们从喜欢的事物中获得的真正的愉快或“喜爱”，是由其他更小、更脆弱的大脑回路调节的，而这些回路甚至不依赖于多巴胺。

所以，从现在开始，当你听到人们谈论多巴胺，不要让自己被愚弄，多巴胺并不关乎奖励。它与新奇和学习有关，与标记意外事件有关，它会标注这意外事件是正面还是负面，然后触发恰当的反应。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科普中国”《对多巴胺的普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