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近年来，每逢春节便刷爆社交网络的返乡日记，道出的不仅仅是凋零的劳动力、解体的乡规民约、高昂的娶亲负担这些表面现象，浓郁的乡愁背后，实际上是当代中国人集体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一篇又一篇的返乡日记，记述的是残留的小农经济形态解体过程中的乡村巨变和个人蜕变。而这些看似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背后却有文化的深层推力。文化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性格特征、处事风格，而这些都可以在历史回溯中窥探其奥秘。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大地饱经沧桑战火，但没有像其他任何一个古文明发源地那样分崩离析。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深深植根于寻常百姓家，得到代际传承。中华文明能够躲过岁月的刀斧、能够抗击少数民族的金戈铁马，其答案就在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经济形态，农耕文明早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人们逐水而居，春播秋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从肥沃的土地中收获上天的馈赠，过着与游牧民族饥饱不定、奔走疲惫的迁徙生涯截然不同的富足生活。当农耕经济逐渐推广到整个中原大地，儒家文化也日渐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深化和扩充，并由上至下推行，深深渗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外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花，从而演绎出数千年来稳健发展的人情百态。

    所以说，天人合一，尊老敬上、友善勤劳、守旧谨慎、善恶报应、祖宗家法这些传承数千年的文化观念，是与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根本上都是由农耕经济形态决定的。农耕经济形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存在样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也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

    然而，社会意识观念必须适应社会存在，否则就会制约社会的经济发展。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农耕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已经席卷着我们进入现代化社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适宜传统农耕经济形态的中华文明已无法完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而文化的滞后性必然导致这样的情形出现：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遭受从传统文化观念和生活样态中撕离出去的苦痛，在旧观念与新常态格格不入、新观念尚未形成确立之际，难免陷入传统性与现代性所构成的两难境地。

    因此，如何审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锋，不仅关系个人的安身立命，更关系国家的长远发展。如果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样的“遗老”不仅难以在现代工商业活动中收获事业成功，也难以在新旧价值观念的现实冲突中求得心灵安宁。如果全盘抛弃传统文明，生搬硬套西方国家在他们的传统文明基础上生发演绎的现代文明，那不啻于邯郸学步，会使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我们成为无根浮萍，随波逐流，沦为附庸。

    所以，理性清晰地思考传统文化，慎思明辨地融入现代发展，做出恰当的判断和抉择，我们才有可能走出现代性与传统性交织而成的圈牢。

（摘编自2016年2月24日光明网《光明时评》）

    最近，一部名为《大鱼海棠》的国产动画电影火了，上映两周票房即破5亿元。这部作品公映伊始，便引发了热议。有人称赞它有情怀、有担当，是今年“国漫”电影的扛旗之作；也有人吐槽其叙事单薄无力，画面乏善可陈，没有挣脱中国传统动画的问题窠臼。热议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国产”二字的期待与思考。

    抛开电影叙事技巧、制作技术等层面，《大鱼海棠》的故事创意的确值得点赞。影片故事脱胎于《庄子·逍遥游》，角色名称、想象构思，都取材于这部古典名作，甚至引入了《山海经》里的“神物”，是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一次融合展现。在西方影视作品大量涌入、文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创意思路无疑为国产作品的突围提供了有益借鉴。

    也曾听一些文艺创作者感叹：碰到了内容题材单一匮乏的瓶颈，苦于没有优秀生动的故事素材，缺少新意巧妙的创作立意，有的干脆从形式上、内容上“师法”西洋，用中国化的“酒瓶”装西方故事的“旧酒”，看似新颖，实则平淡。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艺创作进行深入审视。

    实际上，在悠久历史的沉淀中，我们的爱恨情仇、伦理思考、生命追问、时空想象，在丰厚的古典文化中不能说“前人之述备矣”，但也尽可“俯拾皆是”。《山海经》《聊斋志异》的神灵想象与传奇故事，暗含着祖先对人生、世界的广阔思考和深刻洞察；元杂剧、明话本中的哀婉悱恻、动人离奇是世间百态的精华浓缩，足以打通时间和地域的边界，让人掬一捧泪、动一次心。从古典文化的精髓中汲取营养，从浩若烟海的典籍中找寻“中国好故事”，与现代技术和消费需求进行深入对接，进行艺术再造和深加工，我们的创作视野便可全面打开，文艺作品就更能彰显出独有的中国气质和东方神韵。这，正是“国产”的精髓。

    越是能够充分汲取中国古典精髓的作品，其影响力和感染力往往越大。《大圣归来》作为去年现象级国产动画，票房口碑双赢的背后是对《西游记》的有效改编，虽然内容桥段有着全新创作，但其对“修身”“济世”观念的倡导却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体现。近年流行乐坛的“中国风”广受欢迎，有的用字古韵典雅，有的结合戏曲唱腔，“古风”为歌坛带来了新意。用我们的“点金手”，释放中华文化特有的美感与价值，是当今文艺创作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当然，致敬传统不等于因循守旧。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播理念的有力支持。我们要清楚看到自己的技术短板、创作缺陷，看到表现传统故事题材方面的研创能力还有不足。看过《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不少国内动漫人，对其流畅的故事设计和精美的画面质感颇多感慨，尤其在中国故事和中国特色的展示上，我们理应看到自己进步的空间。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下中国文艺创作的目标与要求。运用好古典文化的宝贵“矿藏”，足以为当代中国注入更强的“文化自信”，让这个“国产”招牌熠熠生辉。

（选自2016年8月1日《人民日报》，作者王子潇）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它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皇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皇帝书》不应更晚。至于《皇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皇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皇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明“《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卖白菜

莫言

    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它一直长得不旺，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

    终于挨到了集上。在我们旁边卖青萝卜的是一个高个子老头，母亲让我叫他七姥爷。听母亲说，是我姥姥村里人，同族同姓。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篼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选自《中国最好的散文》有删改）

材料一：

每个伟大的时刻都是由无数平凡和渺小组成的。把“我”跟所有观众连接起来，释放每一位观众心里的情感，是这部电影的努力方向。正如电影的总制片人黄建新所说“我们就是想把《我和我的祖国》的这个‘我’拍好”，因为他们最普通，但他们内心最深处有温暖，有情感，有伟大。

从为了新中国第一面电动国旗“万无一失”的林治远，到为了第一颗原子弹惊世一爆不敢与爱人相认的高远；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一秒不差”的升旗手朱涛，到把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汶川地震孤儿的张北京……电影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击中了每一个“我”内心最深处的柔软。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夺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2015年九三阅兵，电影中人物的经历，见证了祖国每一次向前的坚实脚步，唤起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不管是身处繁华的首都，还是身处荒凉的草原；无论是生于建国初期的70岁古稀老人，还是成长于新世纪的青春少年，每个“我”都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重温了记忆，找到了共鸣，牵引出了与祖国最深层的情感羁绊。原来，那些镌刻在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伟大时刻，那些熠熠生辉的璀璨画面，有他，有你，也有我！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我和我的祖国》带领我们重温了新中国70年的峥嵘岁月，激发了我们内心最朴素的爱国情怀。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在通往宇宙的征途中，在共和国的星河里，正是无数个“我”默默奉献、无私拼搏，用忠诚、执着、朴实的赤子之心，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无怨无悔对事业坚守，坚定不移为国为民奉献，撑起了共和国的铮铮脊梁，筑起了共和国的雄伟大厦，铺下了民族复兴之路的块块基石。

（摘编自《人民网评：<我和我的祖国>， 伟大的时刻有你有我！》）

材料二：

中国社会演进到夏商周时期，“家国同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血缘亲情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不仅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而且两者的传承方式也如出一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国与家虽有大小之别、上下之分，却仿佛一个有机体的微小局部与庞大整体的关系，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又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一方面，家是国的最小社会单位、是国的细胞和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使我们的先人将家与国的治理几乎看作是同一回事。

《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这虽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国社会的主从等级秩序，表明尊卑上下之异，但也显示出血缘亲情之和，传达了家与国紧密相连的信息。在这种“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等级分封、家国“胶结”的社会结构中，“家”里对父母之“孝”与“国”中对君主之“忠”自然结合在一起，“亲亲”与“尊尊”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融为一体。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如此等等表明，儒学家常常把家与国的联系看作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家兴可以影响国运：“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曾子语，见《大学》第十章）另一方面，国乱则不免家丧：“天下大乱，无有安国； 一国尽乱，无有安家； 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这种“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的家国同构认识，长期延续、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稳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结构。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知，正是家国情怀萌生滋长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依此而论，要想“天下归仁焉”，则要从做人的最根本处孝顺父母、敬爱兄弟等做起。可以说，为仁的基础在血缘亲情之中，而治国安民则是对血缘亲情的放大。

《大学》里“八条目”对此说得最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这里一方面强调一个人要想立德于天下，就要为国效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想报效和治理国家，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整顿好家庭和家族，则应从修养自身做起，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上下功夫。如此，不仅将个人、家庭、国家纳入联动递进的演进链条和轨道，而且为千千万万明德有为之士指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家国情怀的产生和弘扬，正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开拓前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激励人们为国为家拼搏奋斗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力量。

（摘编自钱念孙《家国情怀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