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阶段，社会经济中的城市群体化现象越来越显著，城市群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传统的省域经济，正在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潜力的核心地区。

    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是由区域内各城市、各要素的融合程度决定的。融合是指在高水平上的城市协调关系和要素合理配置，是通过集聚和扩散实现的。世界三大著名的大湾区城市群，起步于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港口、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同时，产业、资本和市场集聚。

    通过对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海西、山东半岛七个城市群的人口、土地、经济概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五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群为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吸引力比较高，尤其是“211”、“985”名校聚集的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名列前茅；人口涌入最少的则是海西城市群，即使核心城市福州和厦门，城市竞争力也稍弱。从土地占比和地区生产总值占比来看，粤港澳的地均产出最高，是第二名长三角城市群地均产值的二倍之多；地均产出最低的城市群为成渝城市群，仅占粤港澳城市群的1/7。

材料二：

    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为62.72%，城镇体系趋于完善中，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基本判别其现在处于趋于成熟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为68.47%，城镇密度区域较稳定，同时基础设施水平也是所有城市群中最完善的，属于内涵式增长阶段，基本判别其处于成熟发展阶段；而粤港澳城市群城镇化水平高达84.41%，区域内部相对较为平衡，城市空间组织扩散高于集聚作用，城镇密度也处于相对合理的稳定状态，基本判断其处于成熟发展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由于城镇化率比较低，还处于集聚作用为主、扩散作用为辅的外延式发展阶段，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表1：城市群不同发展阶段特征

材料三：表2：七大城市群空间组织结构

注：城市首位度：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

经济首位度越高，说明该城市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地位越高。

材料四：

①增长极开发模式  ②点轴式开发模式    ③点轴群开发模式    ④网络开发模式

材料一：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和教育形式，具有教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在培养人才、创新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延续了一千余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嵩山嵩阳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担负着传承道统的使命，也是传统人文教育的重要基地。虽然今天的书院似乎光彩不如从前，但它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其影响力反而刚刚开始。

（选自《让传统书院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材料二：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的石鼓书院地处湘江、蒸水、耒水交汇处，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湖南第一胜地。它曾声名远播，名噪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资料显示，自唐代以来，衡州地区先后建了石鼓书院、邺侯书院和船山书院等69所书院。据衡阳市文物局局长吴建波介绍，为了进一步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衡阳市把古书院作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编制了《衡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书院文化纳入系统性保护工程。在对古书院加大修缮保护力度的基础上，衡阳市还进一步突出了书院的文化传承功能，将古书院作为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定期组织举行研学、表演、祭祀等活动。

    古老的书院记忆，正在潜移默化地催生着这座城市走向新的繁荣！

（节选自《古老书院正在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有删改）

材料三：

    时至今日，岳麓书院现有专职教师近70人，学生300余人，下设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系、哲学系，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今天的岳麓书院也以发展相关高层次学术研究为要旨，从研究书院本身出发，逐渐扩展研究范围，在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经史子学等领域取得了种种成就，现拥有中国历史研究所等10个科研机构，并获得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大约占了湖南大学总成果的三分之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肖永明说。

    “书院是我们独特的文化学术资源，必须充分地进行挖掘和发挥。”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他目前在做的，是对现存书院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之事。据初步统计，现存书院文献至少在1500种以上，散落各处，大量不为人知或损毁严重。近十几年来，虽然书院研究有日渐兴盛之势，但尚不够深入全面，也与目前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

    于是，他带领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前往全国各地及海外，搜集文献底本，以影印和点校的方式，整理了约1200种文献，同时对书院文献展开基础性研究，力图初步构建书院文献体系的框架，呈现书院文献的全貌，为今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方便。

（选自《回归教育，传播文化：让古老书院活在当下》）

材料四：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了反思和审视，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

    近些年来，大量有识之士通过书院的创办或修复，来推动书院文化的相续。甚至，还出现了网络书院的形式，新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也让现代书院有了新发展动力和契机。许多书院纷纷利用“互联网+国学”的方式，让传统文化飞出了实体书院的门墙，随时随地都可以鼓舞寻路觅渡的人。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书院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深厚的政策土壤。不久前，位居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成功入选教育部评选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名单，鹅湖书院也成为江西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之一。

    传统给了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必将能给我们灿烂的未来。

（选自《书院：中国人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

    材料一：

    对经典阅读心向往之，但却有心无力，这才应该是经典阅读危机最为清晰的表达。经典阅读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尴尬境地，有着时代大背景及与现实交织的诸多复杂原因，比如经典教育缺失、社会生活变迁、娱乐文化挤压等。而且这一问题的严峻却无形、繁复又自成生态的特点，决定了化解这一危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观念水平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内在动力的生发也是厚积之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方可能是正解。

    （摘编自《让经典阅读在年轻人中复归》）

    材料二：

    去年10月，天津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曾围绕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收到的一组回答让他们深思：一方面，受访大学生表示“不读书上不了台面，会暴露自己没有修养”；另一方面，又表示“要花精力社交，建立归属感”。

    为何经典阅读认同度高，但实际阅读量少？天津大学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家庭、学校、社会对经典名著的推荐，已经让青少年从小确立了“好读书、读好书”的意识；而“时间碎片化”则是他们不约而同提到的影响阅读的最主要原因。天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虞京春对此深以为然：“移动终端快餐化、碎片化阅读受到大学生的推崇，但松散的阅读习惯很难使人构建完整的思想体系。”她同时也感到，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之下，“经典著作虽然能够对人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但却不能像实用书籍那样立竿见影，这也是部分读者远离经典的原因”。

    （摘编自《上好大学生经典阅读“必修课”》）

    材料三：

    古典文学作品由于时代久远，与现代汉语语言上存在诸多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其接受的难度越来越大。单纯在古典文学教育中强调兴趣教学，肯定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古典文学的学习，自古就强调“熟读”的重要性，甚至强调“死记硬背”，这是其学科性质决定的。多阅读，多背诵，形成一定程度的强制诵记十分必要。要努力在尊重古典文学学习规律的基础上，从考试模式、识记方法、教学方法上进行教学与考试的深层改革。

    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熏陶式的教育。它强调的是，让学生经常处于文学的氛围和影响之中，“润物细无声”。全媒体时代，学生们日常接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网络与新媒体，因此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介与网络，与学生建立以古典文学为内容的交互空间，将图书馆、网络资源结合起来，将强制阅读与拓展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无时不在的古典文学氛围里形成阅读习惯。

（摘编自《文学院系学生古典阅读状况堪忧》）

材料四：

图一：中国大学生在古代文学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

图二：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摘编自《大学生经典阅读调查》）

    材料一：

    当前，在新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高中生涯规划教育成为改革的热点和受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生涯规划教育要求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划。生涯规划教育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生涯规划教育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实行新高考以后，学生学会选择是其在高中阶段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最基本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 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 降到最低。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二：

    高中阶段的学生要对自己的潜能和职业有个大致了解，但还要意识到想从事的职业未必是能从事的职业。学生在设计职业发展时，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适合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未来是多变的，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很重要。这一方面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倾向，树立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专业的性格、兴趣、能力等职业生涯规划测试，参照老师、家长和朋友对学生的评价，帮助学生更全面的认识自我，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和能从事的职业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以往，高中生在进行学科选择和填报志愿时往往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实用主义影响，关注最多的不是未来的发展，而是薪酬、升职等利益问题，最终选择一些热门专业。但这些热门专业未必是热门职业，而且等学生毕业的时候，这些专业是否依然热门都是未知数。因此，要帮助学生建立自己和职业生涯的联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义感，避免学生因盲从利益趋向而做出的并不明智的专业选择。

    据调查和统计，在影响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的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年级、学校性质、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职业生涯规划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水平越高。

    （节选自搜狐网《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材料三：

    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统计图

    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 注）以上数据均为百分比。

    （摘编自《重庆市某重点中学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四：

    “一到每年的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变成了热线，其中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高考考生报志愿时会感到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过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如是说。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利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前 30年的传统性主要体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大众性、通俗性或民间性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忽视了对苏联以外的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接受与转化；那么到了新时期文学30年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作家在格外注重借鉴和转化近现代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资源的同时，也开始逐步继承和转化中国古代以儒道释为主的文化传统和有别于民间文学的文学传统。 

虽然在新时期文学 30年中出现过很多带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潮流，许多中国作家也曾以“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普鲁斯特”等相标榜，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时代的变迁，众多以西化相标榜的中国作家后来绝大多数都已改弦易辙，在不同程度上向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回归。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文化和文学返祖，而是在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化与文学资源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对自身母语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再认同，也就是都逐渐经历一个创作文化心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比如，“先锋文学”的转向过程，其实质就是中国“先锋文学”从西洋化或欧化转向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这在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人的创作转型中有着鲜明的印证。以韩少功、阿城、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作家，在各自的文学创作历程中长期具有文化寻根思维和意识，他们从文化寻根层面走向了文体寻根层面，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深入到了中国古典文体的寻根。 

只不过新时期文学 30年偏重于从中国古代文人文学传统中寻找可供现代转化的文学资源，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史传传统得到了更多的青睐。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等作家纷纷写出了向《红楼梦》致敬的文学作品，或者向古典文言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毫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深受《聊斋志异》的影响，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让《世说新语》的文学传统发生新变。 

从传统文化转化角度看，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致力于寻找传统儒家文化人格在乱世中所展现的民族精神力量，这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形象塑造中表现得很分明。陈忠实认为，“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 20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并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传接了下来。” 

实际上有些不以“寻根文学”著称的长篇小说同样闪耀着追寻民族文化精神的爝光。如李準的《黄河东流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如此，徐秋斋和李麦、孙少安和孙少平，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典型形象中都隐含了作者寄托的中华民族刚健不息的精神和意志。李準和陈忠实的创作几乎一脉相承，他说：“《黄河东流去》就是为了展示民族精神、展示对民族前途的信心而创作的。我要借此证明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任何性质和任何强度的劫难都不能使它一蹶不振，它永远可以凭借自己内在的活力战胜一切困难而生存下去，强盛下去！”可见民族精神的追寻是“泛寻根文学”的艺术灵魂。 

（摘编自李遇春《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