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字，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中国绘画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北宋以后，除了民间画家、宫廷画家等创作群体外，还出现了诗人、士大夫等各类文化人参与创作的现象。他们以自身文化人的气质，崇尚和追求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作品中所蕴含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在绘画创作中，他们以诗人的思考方式，把表现对象提升到诗的艺术境界，创作了很多为后人惯称的“文人画”。

    诗人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文人画家基于中国传统画论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言的“迁想妙得”，及后来唐代画家张璪所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理论，将表现的对象在心中“迁想”成诗的艺术形象的思维过程。中国文人画家的这种诗人的思考方式，是大文化学养背景下成就的结果。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在感情世界里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所创作的文人画相较西方画家以科学家的思考方式所表现的科学的艺术形象而言，更接近感情的本质，也更显得纯洁与透明。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具体创作中，以顾恺之提出的“传神”的艺术理念为要求，以追求作品的出神入化为最终目的。如宋代画家梁楷所画的《布袋和尚图》和《泼墨仙人图》，以两种粗细不同的艺术手段，表现诙谐而玩世不恭的人物形象。另外，中国文人画家又以诗人的拟人化手段将表现的对象人格化。如明代画家徐渭在《墨葡萄图》中所表现的“笔底明珠无卖处，闲抛闲掷野藤中。”

    基于大文化学养背景的文人画家创作的文人画，在具体的画面处理中，比单纯追求形象与色彩变化的西方绘画艺术显得更有广度和深度。他们不仅追求表现对象的“实”处，还以太极中“阴阳”的理念追求其相对“虚”的空间；进而提出了“计白当黑”的画论，将表现的形象延伸到一个更大的审美空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意境界。如八大山人的《鱼鸭图卷》、齐白石的《雏鸡》等作品。

    中国的文人画家以大文化学养背景铸就了“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冲淡平和的心态，所以在作品中容易叙述心灵的情怀。如宋代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表现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元代画家吴镇的《渔父图卷》表现的“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超然境界。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诗、文、书法等各方面的学养上往往都有很高的造诣。中国文人画，那种集诗、书、画于一体的绘画形式，在世界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人画不但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绘画中的综合体现，而且是世界绘画史皇冠上的明珠。这些传世优秀的文人画作品，足以与晋唐的书法及唐诗宋词，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三大具有代表性的板块。

（摘编自了庐《文人画是用诗人的思考方式去绘画，源于“迁想妙得”》）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文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在中国文化中，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奠定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是听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的，不是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身德行的提升。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是以“德”为本，而不是靠外在的“天命”。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这个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中间修身是关键，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完善和提升，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里记载了一句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会被物控制住。《管子·心术》亦云“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人如果放纵自己，对欲望无止境地追求，就会被物控制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而成为物的奴隶。随着科技的发展，受“科技万能”思想的影响，人类喊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为了满足贪欲，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异化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这使人沦落为物欲的奴隶，也使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文化中的第二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道法自然。天地有很多品德。我们看到天地从来没有因为喜欢不喜欢而舍弃一些东西，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也是光明普照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是这样地广大无私，包容万物。天地又是非常诚信的。《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看到春夏秋冬四时是没有差错的，这就是诚。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也就是说，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是诚，所以我们人人也要诚。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

（选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有改动）

    ①管古代中国家庭在生活方式、习惯、作风上各有特点，但严于礼法、以礼法齐家，则是古代中国家庭家风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特征。古代中国的家庭礼法，是由家庭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活动的一系列的规矩和行为模式构成的。每个人都要严格地按照礼法行事，这是实现家庭内部整合、保证和谐家庭生活正常运行，借以维护良好家风的重要原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庭生活也不例外，父子间、夫妻间如何相处，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礼法。

    ②古代家庭礼法起源于商周，到了汉代基本定型，宋代后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演变。总的来说，古代家庭礼法是根据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原则来制定的，是具体体现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生活行为规范。所以，各地区、各家庭的礼法，大同而小异，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差别罢了。

    ③不管家长多么注重言传身教，启蒙读物如何通俗易懂，违反礼法的现象总是难以避免，所以对违反家庭礼法者要进行相应的处罚，以警示其他家庭成员。《郑氏规范》中就规定：对违反礼法者，一是罚拜：二是痛打；三是告官并从家谱中除名，如三年能改的，可再上家谱。一些大家族，也有类似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制定了对违反礼法者的严厉处罚的《郑氏规范》中，也强调了传统的中庸之道，“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中”。于成龙的《治家规范》中说得更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父子不忍，则乖天伦：兄弟不忍，则成吴越；夫妻不忍，则鱼水反目。”就是说，大家相互之间都要忍让，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法足有弹性的。忍，就是对人要宽容，要讲忠恕之道，这是古代中国人际伦理的精髓。

    ④不过，古代中国家庭的礼法之所以长期被人们接受、实行，主要并不是由于它具有弹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礼法是建立在人情伦理特别是亲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妻之情的基础上的。这从礼制、礼仪的原则就可以看出：“亲亲”、“疏疏”，即亲属关系越近，相互间的礼节越繁琐；亲属关系越远，相互间的礼节越简单。

    ⑤古代中国家庭礼法，也是适应家长专制型家庭和大家族家庭价值取向的产物，所以它较片面地强调妇女、卑幼的顺从。只有实行这些礼法，才能使家长专制家庭、大家族家庭减少冲突，正常生活。如果家长专制型家庭要转变为民主型的家庭，这些礼法就要相应变革了，所以，清末民初的革新志士猛烈抨击传统的家庭礼法，这是很自然的。

（选自《古中国生活》，有删节）

    《左传》记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文物之邦”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衣裳”更不寻常。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把人人都要吃饭这一寻常事推崇为天理，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然而这“以食为天”的观念，若与服装排座次，仍然屈居其后，殊不见“衣食住行”以“衣”为首的排列，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 

    穿衣戴帽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礼制形成了一种世界罕有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服装的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一代流行色上升到与国运兴亡有关的高度，承载色彩的服装更不寻常。春秋战国时期，“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说我中国是“我衣裳”，改朝换代必定要变更服色等。诸多章法，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风俗，这从习惯话语中可见端倪，例如士大夫称为“衣冠”，没有功名的学子称“布衣”，绅士的“绅”源自衣带，潜心受教名为继承“衣钵”，当官的理想是“衣锦荣归”，清官的嘉誉是“两袖清风”，首脑人物称作“领袖”。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典故更是史不绝书，如季路垂死不忘结缨，临终也要把帽子戴正……许多佳话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代表、民族荣辱的标志。 

    在贵贱有别、职业有分的制度下，士农工商任其熙来攘往，一望而知，非农、非工、非士、非商的游民很容易暴露于众。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统治方略。 

    古人的衣冠还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以皇帝冕服为例，这一身衣衫最重要的是冠帽。皇冠前的十二束垂旒，称为“蔽明”，表示目不视非，有所不见：冠的左右两侧有充耳，称为“塞明”，表示耳不闻邪，有所不听。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古训在帽子上的具体形象。日常用的冲天冠，两侧有向上翘的展角，象善字又称“翼善冠”，表示皇帝以身作则，一身穿戴处处表现信奉的伦理教化。

    当然，还有些服饰表达了职业的理念和道德崇尚。执法的官员要戴獬豸帽，獬豸性格忠直，是非分明，是执法严明的象征。崇奉理学的士大夫们，喜欢戴的是心形冠，其造型是圆顶象征天，由八片布拼接表示八卦，大圆帽檐像太极，俨然是天干地支的太极图。

    这些制作都源于一种理念，这就是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服此服而思其理，是古人服装制作的法则，这一法则使得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受“礼制”的规范，被赋以天道、伦理、身份地位、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

（摘编自刘志琴《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眼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