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他，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具佳的境地。

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新媒体技术推动阅读模式变革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新的阅读方式——社会化阅读，它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分享、互动和可移动性的全新阅读模式。

    首先，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区隔的空间、整合了碎片化的时间，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推动了信息的跨域传播，孵化出一个个集合的阅读社群；其次，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的亚文化传播，让网络社群升级到文化层面的情感共振及价值认同，促使阅读从传统的私人化行为演化为一种以互动和共享为核心的社会化行为；最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生活场景不断转移到线上，线上的社群文化也开始嵌入现实生活，这使碎片化的信息互动升级为更具系统性的知识交流，让阅读的社会化作用更加凸显，这就是社会化阅读。

    社会化阅读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为适应移动状态下的阅读需要，社会化阅读的内容大都以浓缩的形式出现，可谓短平快；微信朋友圈或群推荐的阅读材料，基于熟人、朋友关系，容易引起重视并被优先阅读，也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效应。一般来说，群主或群里比较活跃的人的推荐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引导性，甚至经过了“再创造”。群友在分享阅读材料时，会有即时的评论发表，这就形成社会化阅读的一个突出特点：阅读分享与舆论的酝酿、形成几乎同时出现，没有留给理性思维以时间。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因其转发分享功能十分强大，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让“朋友圈”变成“谣言圈”。

    在当前网络时代下，信息知识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干扰等问题，容易造成阅读浪费。社会化阅读潜藏着一些危机，如时间和空间的碎片化促使“浅阅读”大行其道、过多地沉迷虚拟空间会使得现实社会的文化互动变得稀缺等。

    社会化阅读方式对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在传统社会中，出版物是经过审查、去杂质化的，社会化阅读则很难实现对内容的把关。因为在社会化媒体上，微新闻、微评论、微小说等随时可以上线，对于内容管理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社会化阅读内容的管理者，应当了解社会化阅读的特点、规律与诉求，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促进社会正效应和正能量的最大化。借助社会化阅读这种迅速直达受众的通道，尽可能多地提供质量高、营养丰富、满足读者需求的内容，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汉字的一撇一捺都凝结着中华文化，是中国魂。湖南卫视6月10日起推出的原创文化节目《神奇的汉字》，结合时代需求，坚守与创新并举，深入挖掘汉字文化蕴含的内容精髓，深入浅出地展现和弘扬了中国汉字文化，从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

    汉字，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深入推进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神奇的汉字》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确定为2019年重点文化创意扶持题材。节目选择了“汉字”这一文化题材，解析造字起源，展现了汉字的妙、雅、巧、美、趣，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重新认识到潜藏在汉字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文化魅力。节目中，汉字专家郑贤章讲述了“买”字如何由最早汉语当中的表形结构，意为“网兜装满了贝（货币）”，演变为现在我们使用的“买”字，让观众看到一个汉字在千年时光中的流转变化。节目以生动新颖的形式传递丰富的汉字知识，带领观众走进中华文化宝库，感受汉字的韵律和意境，唤醒对汉字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热爱。

    除了传递汉字知识，该节目还深入解读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神奇的汉字》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邀请熟谙汉字文化的专家讲述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将汉字背后的来龙去脉和文化故事娓娓道来，以汉字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为载体，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专家郦波在节目中这样解读“美”字：“‘美’者，甘也，从羊从大，所以我们常说‘羊大为美’。‘美’字最早来源于美食，后来延伸到感官和审美。我们是华夏民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曰‘夏’；有服章之美，故曰‘华’。所以中国人的美，有美食之美、服饰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节目通过汉字专家的趣味解读，寓教于乐，让观众学习汉字、热爱汉字，彰显着当下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神奇的汉字》邀请了来自各行各业、年龄不一的普通人，如青少年兄弟姐妹、快递和外卖小哥等，以他们为主角，聚焦平凡中的不平凡，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热爱文化、奋发好学的精神面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嘉宾们在节目中展现出满满的正能量，张墨和张竣旗两兄弟分享了共同学习汉字的经验，让观众看到他们和谐友爱的家庭氛围和互帮互助的兄弟情谊。节目还讲述了外卖小哥陈正利奋发图强的励志故事，虽然创业不顺利，但他依旧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坚持不懈的学习，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表现了中国人民乐观向上、努力奋斗的风采。汉字专家也以饱满的热情、幽默的语言，解读汉字文化和历史故事，焕发汉字进入新时代的新光彩，激发人们对丰富学识的追求。节目通过展现嘉宾对汉字文化的热情、丰富的学识涵养、不懈的奋斗精神，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无穷魅力和时代风采，力求使汉字成为全民的基本涵养和情操，嵌进中华文化的基因，并代代相传。

    提笔忘字的时代，《神奇的汉字》像一股清流，以汉字为桥，走进中华文化宝库，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让国人更加珍惜敬畏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节目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修身，以字促美，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奋发好学的新风采，努力为促进我国国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神奇的汉字＞：寻找汉字之美》）

韩愈的《师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代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的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的依附，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是不可怀疑的。《周礼》关于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出于杜撰。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有记载的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他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周朝学校已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作为闻名当时的老师，也不太可能脱离当时的教授内容，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而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受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稳定结构的基石。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的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技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技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的本质区别。孔子的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那些振铎舌耕的师，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的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

（摘编自章启群《“师”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