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角神

    中国古典方形木构建筑檐下四角，或室内神佛造像的台座腰部，往往设置力士、神兽负重的形象，谓之“角神”或“扛坐神”。角神姿态多作奋力托举状，有双臂并举者，有以肩扛顶者，仿佛千钧之重集于一身。它既有支撑屋宇或台座结构的作用，又是传统建筑中少见的具象写实构件之一，兼具功能性与审美性，殊有意趣。

    角神表现千钧之力聚集于四隅的设计手法，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以四柱支起屋顶的最基本的结构特点，正所谓“四隅之阿，四柱复屋”。同时，角神的产生又与中国古典神话不无关系。《全后汉文》言：“四岳阿鲧，绩用不成。”“岳阿”即四极之山，战国铜镜多有四山的形象，可能描绘了四山对天盖的支撑。又如临淄齐墓出土漆盘与长沙楚墓出土帛书图形的四角都绘有四颗树，当代表古代神话中的神树。对角隅支撑物的特别关注，是促成建筑“角神”出现的重要因素。

    较早的角神实例见于洛阳金村东周天子陵出土的器物中，将器脚设计为神人、神兽托举造型。秦雍城遗址出土的一件钱瓦当上描绘了当时屋宇的简化图形，屋檐下有一托举屋盖的人形，双臂上举，可谓建筑角神的直接实例。由此可知，作为承重功能的艺术化表达，神兽或力士形象的角神已出现在战国建筑之上。另外，角神的设置还与汉代流行的以神兽“坐镇”空间四角的习俗意蕴相通。彼时人尚席居，室中铺筵席以坐，为避免滑动，席的四角往往以重物压住，今谓之“席镇”。

    汉代建筑不但角部铺作设置角神，柱上或柱脚亦设有托举状的神人、神兽形象。汉末三国时期，建筑角隅设置神兽的做法可见于南京上坊、安徽当涂两处东吴大墓。南北朝时期表现“托举”功能的力士、神兽造型也有若干实例留存至今。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石棺床床脚部雕刻有力士形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北朝石椁则以浮雕形式表现了屋形石椁四角侍立的武士，浮雕武士本身虽游离于建筑结构之外，却表现了建筑空间功能上的镇守意义，虽无角神之形体，却有角神之意蕴。

    隋唐时期，角神逐渐定型为力士形象，其实例首推陕西唐乾陵“述圣纪碑”上所存石雕角神。宋辽以降，木构建筑角神存留的实例逐渐增多。宋金以降’角神仍流行于山陕一带的庙宇建筑中，并且出现了一些造型奇特的作品。有以角神骑坐于昂上者，形象多为裸身力士，宋青莲寺正殿与藏经阁即属此类。青莲寺角神已为泥塑，头顶与角梁接触面积减小，淡化承重受力之感。明清时期的神像台座或陵墓棺床，形制以束莲居多，扛坐神的使用已不普遍。然而在古风犹存的晋东南一带，仍继续存在着优秀的扛坐神作品。

（选自《力擎桁梧辨角神》，有删节）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如何防止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

    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先发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超额利润，并导致巨大的国际贫富差距。在这一阶段，我赢你输的博弈使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导致了世界各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强弱分化。

然而，进入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这种输赢分化的博弈正在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命运与共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命运与共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再如，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西方国家支持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的难民潮，却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所有这些现象都昭示着，输赢分化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时代正在到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如，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利益共享，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各国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

    全球人权治理的目标，是促使各个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它既是全球治理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又是对全球治理过程、方式和手段的重要“边际约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也对全球人权治理结构提出了反思和重构的要求。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单纯强调个人人权的原子论视野，约束国际霸权主义的为所欲为，从人类命运休威与共的视角调整个人人权、各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和人类集体人权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确保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安全和健康。

    拥有200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被大火吞噬，馆藏的2000多万件文物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仅有10%得以幸免。被大火吞噬的不仅是巴西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更是这些文物所承载的珍贵文明和历史文化、所连接的后人与祖先之间的记忆；这场大火不仅为全世界文博场所敲响了消防安全的警钟，更以一种残忍的方式向人们宣告了历史文物等文化遗产的脆弱。日前里约热内卢的研究人员利用3D打印技术将此前扫描过的巴西国家博物馆300多件藏品打印出来、“重现”在火灾中被烧毁的众多文物，这让很多为损毁文物扼腕叹息的人们在得到些许安慰的同时，也愈发意识到科技在文物保护中的重要性：数字化技术可以对文物进行客观完整的存档和真实有效的展示；3D打印技术可以对文物进行复制，留存下更多记忆。

存照、记录。显然，科技对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所作的贡献远不止于此。近日，600岁的网红——故宫博物院凭借其与凤凰卫视联合创制的《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刷爆了社交媒体。这个展演之所以一票难求并被很多人“实名点赞”，一方面得益于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本身的文化韵味和魅力，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科技赋予了这幅名画更强的感染力和感召力。8K超高清互动技术、高清动态动画技术、全息影像让巨幅长卷“动”了起来；球幕影院让观众仿佛行驶在《清明上河图》的汴河上，沉浸式地体验鲜活的宋朝生活。科技，让一幅千年前的画作“活”了起来，让文化有了更灵动更真切的全新表达。

    其实，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并不是新鲜事。8年前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里动起来的《清明上河图》就曾每天让数万人心甘情愿排队五六个小时；数字敦煌让人们通过一只鼠标、一块屏幕就能身临其境般地欣赏莫高窟精美壁画；数字化故宫让游客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胤美人图》《韩熙载夜宴图》等APP在手机里畅游故宫。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对观众而言，科技赋予了文化更多的表达和呈现形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科技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多彩、品质更高的文化产品；对市场而言，如《清明上河图3.0》这样的“爆款”展演引发了人们对文物的关注，极大地唤醒了人们对文化的求知欲望，激活了文化消费市场的潜力；对文物而言，科技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文物的展现形式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陈列，而是以一种走心的互动与人们建立起连接，从而让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要走得更好更远，离不开想象与创新。这次《清明上河图3.0》让很多人感动的地方就在于良好的互动和穿越效果，“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感受和“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意境都少不了创意与创新。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之路上，创新也要把握好度，永远基于对文化资源的正确挖掘和解读，不能只为了追求炫酷新潮的表达方式，忽略了文化的本源和内涵。内容为王，放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上也是真理。只有把握好保存文化命脉、传播文化基因的使命，不让科技喧宾夺主，文化才能借助科技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

（选自2018年10月2日《光明日报》陈晨的《创意为要，内容为王》）

    戏剧和小说一样，在当代人的探索和实验中，出现过淡化情节、不要故事的倾向，但在外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似乎很难找到没有故事和情节的伟大小说或经典戏剧。英国小说家佛斯特曾强调“小说是说故事”。王国维曾断言：“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高尔基说：“对戏剧的基本要求是：戏剧应该是现实的、有情节的、充满着行动的。”小说、戏剧同为叙述艺术，都是讲故事的艺术。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故事。小说和戏剧的不同在于，小说是讲故事，戏剧是演故事。而戏剧对于剧作家而言，还是讲故事，只是和小说家讲述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当代剧作家沈虹光坚持：“戏剧需要讲故事。”中外戏剧史上的经典戏剧所讲述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窦娥冤》《赵氏孤儿》《梁山伯与祝英台》《暗恋桃花源》……无不情节精彩，故事感人。

    《雷雨》的经典首先就体现在它戏剧故事的经典性上，虽然仅有精彩的故事情节并不足以使一出戏剧成为一部经典，但精彩的故事情节却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不可缺少的要素，是其成功的基础和具有顽强舞台生命力的前提。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第一次对悲剧进行理论阐释和总结时，曾把情节列为悲剧艺术的“六个成分”的首位，指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又似悲剧的灵魂。”亚里士多德是在考察了古希腊戏剧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作出这样的判断的。他举例说：“情节的安排，务求人们只听故事的发展，不必看表演，也能因那些事情的结果而惊心动魄，发生怜悯之情；任何人听见《俄狄浦斯王》的情节，都会这样受感动。”亚里士多德谈的是悲剧，但适合于不同体裁的戏剧，如喜剧和正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重点讨论的“情节”指的是经过布局安排的故事情节，实际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戏剧故事和戏剧结构。

    故事情节之于戏剧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故事情节乃是剧作家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深入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感悟，进而呈现于戏剧中的现实的或历史的人物状态。戏剧是生活的反映，戏剧中的故事情节就是生活的缩影、人生的写照。精妙的戏剧故事往往具有原创性，改编自历史或民间传说的戏剧经典往往能脱胎换骨、推陈出新，其故事情节能体现出创作者新的思考和发现，显示出创作者的智慧。原因之二，故事情节是作为叙事艺术的戏剧得以立于舞台之上的基本骨架，没有精彩故事情节的戏剧犹如身体羸弱的病人，既不能以健康的形象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也不能有饱满旺盛的生命活力。原因之三，故事情节既是剧作家反映生活、思考人生、拷问人性、探寻心灵的载体，更是戏剧吸引观众走进剧场、进而拨动观众的心弦，使之感动、沉思、悲伤、喜悦、激动、奋进的媒介。一出没有精彩故事情节的戏剧既难以集中再现人生的多变与精彩、人性的微妙与复杂，也难以将观众吸引进剧场并让观众在剧场屏息静气观赏至剧终。

（选自《兰州大学学报》2016 年 03 期）

    材料一：

    《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认为，今年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势头将超越2017年，细分市场的数据反映出这一趋势。比如，2018年上半年科幻产业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报告分析了我国科幻活动的发展情况。科幻活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涵盖学习、工作和休闲内容的社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参与，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专家说。同时，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业界期待。作为科幻文学、漫画等视觉化呈现的载体，科幻电影被认为是提升科幻影响力的重要产品。

    材料二：

    我国电影银幕数量增长情况

    [注] E指预测

    （摘编自《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回顾、市场格局分析及2019年发展前景分析[图]》，产业信息网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三：

    新华网记者：目前来看，您觉得未来中国科幻发展有哪些有利条件？

    刘慈欣（科幻作家）：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就中国社会来说，它的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吸引力。中国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有未来感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

    新华网记者：科幻小说搬上影视屏幕的很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慈欣：科幻影视对中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不管是从故事还是从特效，各方面都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以前这种方式我们实践不多，特别是高成本的科幻片，那种工业化的科幻片，尤其没有任何经验。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到目前为止科幻片比较少的原因。另外科幻电影的投资一般都很大，在这种没有经验的前提下，投资方、制片方肯定都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刚才说过这种情况估计很快就会改变。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

    （摘编自《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新华网2018年11月16日）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电影院线不断扩大，受众观影习惯不断养成，影院建设不断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拓展。从开始排片较低到之后一路逆袭，《流浪地球》一枝独秀，上映第二十三天，票房已超44亿元，《流浪地球》选择背负更深沉的题材与更宏大的叙事，选择用中国智慧改造世界、拯救世界，选择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增强了影片的视觉震撼力和穿透力。父辈牺牲和家园情愫、人类普遍的人性与中国式情感、“硬奇观”和“软感动”融合在一起，矛盾更加突出、更加集中，这是中国式科幻与好莱坞同类影片的不同之处。

    2018年12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的目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完成2万块银幕的飞跃。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突破》，《人民日报》201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