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即儒家核心思想“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它最终聚合为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传承和选择的结果。

    在孔子之前，“仁”“义”“礼”“智”“信”这些术语已经广泛流行，是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仁”作为一种品德，最初的含义是“爱亲”，即爱自己的亲人。孔子论“仁”，意蕴丰富，尤重视“爱人”和“忠恕”。“仁者爱人”扩展了“爱亲”，使“仁”突破了氏族的界限，上升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忠恕”是仁的具体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是“忠”，指主动的推及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恕”，指出了“为仁由己”的底线。论“仁”的同时，孔子也说“义”。“义”即“宜”。凡合乎道德义理的行为便是“义”，反之便是“不义”。而“礼”，起源于史前初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历经数千年传承损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将其加工改造成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孔子主张恢复周代礼乐，同时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认为“礼”不仅仅是形式化的东西；“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强调“礼”应根植于“仁”。孔子讲“礼”时轻其仪重其内的态度，为后来儒家的礼学思想奠定了基调。“智”，即聪明、有智慧。孔子所言之“智”，并非一般所说的小聪明，而是一种道德境界。孟子更是明确地将“智”与“仁”、“义”、“礼”相提并论，作为君子的“四德”之一。“信”，则是指诚实守约、言行一致的品德，孔子曾多次论及。

    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首次将这五者并而论之，称之为永恒不变之道。至两汉之交，“五常”的提法就固定了下来。尽管后世儒家对“五常”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孔子的观点一直是他们阐说的根基。

    对“仁”“义”“礼”“智”“信”诸范畴的阐发，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人不仅有自然性，更有道德性，而后者才是人不同于万物的根本，孔子的“仁”、孟子的“四德”、董仲舒的“五常”，正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核心价值观，“五常”摆脱了时空等具体条件的限制，具有普适性，起到了凝聚民族精神、维系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学说、文化碰撞不断，比如延续两千多年的本土儒、法等学说的对立与斗争，元、清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冲突，佛教传入后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撞等等。但正是因为有了像“五常”这样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才具有无比强固的凝聚力，能容纳不同的文化元素，将产生于不同生活习俗和社会环境乃至于文明背景差异极大的众多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其共聚交融于一个极富弹性的文化结构之中。

    今天，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不只是认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还应将它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浇灌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提供养料。

（摘编自景海峰《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无论是“五线谱”还是“数字简谱”，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声音进行数量化的记录和描述。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复杂的音乐作品既不能创作，也难以演出。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抽象的科学一样，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为抽象的艺术，它们都可以被简单的符号体系加以表述。所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指出：“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说，是直觉的。”而西方人所要做的，就是在音乐的直觉背后，发现数学的基础及其“演算”规律。于是，西方音乐和算数、几何、天文一起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在西方13世纪，音乐既是艺术，又是数学，还是宗教，因为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

    音乐不是数学，我们不能指望将一组数学公式能够直接转变成五线谱；音乐不是哲学，我们也不能指望将一个哲学命题直接转变为交响乐。然而，一方面，音乐和数学存在着类似，因为数学和音乐具有抽象探索方案的特征，在探索中由类推和变奏来引导；另一方面，哲学与音乐也拥有一些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生活态度、共同的信仰模式。

    最初，西方人对数字的崇拜、对音乐的崇拜、对宇宙本体的崇拜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数字本质主义”的观点出发，西方人竭尽全力地去探索和谐音符背后的数学秘密。在这种探索过程中，音乐家发现，任何单一数字所对应的音响都不能产生美，和谐的音乐产生于不同音响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个观点显然比以往的“数字拜物教”有更大的进步，其意义相当于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

    然而，数学是发展的，音乐是发展的，哲学也是发展的。数学家对“无理数”的发现不能不引发音乐家的恐慌。这个无理数和极不和谐之间的隐喻的相似，比我们期望的更为深远更为神秘。一个音乐音程和一个数学的数字被人们同样地判断：人们认为它们都在可允许的界限之外。它们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来说，被认为不仅不使人愉快，而且是危险的，不仅有威胁，而且是魔鬼性的。

    这种数学家对无理数的恐惧、音乐家对不和谐音程的恐惧，犹如哲学家对非理性世界的恐惧。然而，无论数学家是否喜欢，无理数确实是存在的；无论哲学家是否高兴，这个世界确实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模式被创造出来的；无论音乐家是否愿意，不和谐的音响也确实构成了音乐世界的一部分。于是，正像数学家必须正视无理数，哲学家必须正视非理性一样，音乐家们也必须正视不和谐音程在作曲中的地位。

（摘编自陈炎《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

    社会传播过程中至少要求两个人。他们结成信息分享关系，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结成传播关系的目的是寻求信息、劝说、传授、娱乐或其他。目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也不同。比如，追求娱乐的人愿意“悬置怀疑”；预料对方会劝说的人将加强防范。然而，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参与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编制信息代码，将他编制的符号发送给对方。我们将这样的传播行为称为A类传播行为。白纸黑字的符号可以长期保存，手势或面部表情或讲出来的话则稍纵即逝。无论时间长短，在传播过程的某个时刻，这些符号都独立存在，脱离了参与传播的双方。

    接受讯息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决定是否接受对方发出的符号。如果接受，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地图对这些符号进行加工。我们将这些行动称为B类传播行为。第二个参与者也可能要进行编码，这些编码多半是非正式的、无意的，可能是面部表情，也可能是其他信号，表示有没有兴趣、是否相信、是否理解等的信号；第一个参与者对第二个参与者的信号进行解码，将其当做反馈。如果情况需要，第二个参与者还可能进行正式的编码，发出这些符号，转而进行A类传播行为；反过来，第二个参与者的A类传播行为又可能引起第一个参与者的B类传播行为，如此等等，循环往复。

    换言之，任何讯息都不能直接引起一望而知的外显行为。如上所述，讯息不像电流，电能沿电线流动，抵达灯泡，灯泡随即发亮。诚然，有些反应嵌入本能，近乎自动；例如，一听见汽车喇叭声，一听见“失火了”的呼喊，我们就很快做出反应。然而即使这些快速反应也要经过一些中间步骤。首先我们要听到那样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解释：“他是在对我鸣喇叭吗？”“哪里着火了？”外在符号影响行为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改变形势在他心中的印象。外来符号到达时，如果接受这决定利用其中的讯息，他首先要加工这一讯息，加工的根据是他储存的形象；一般地说，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几种：证实既存的构想，稍许修正原有的界定，或澄清原来不清楚的地方。就像改变信仰一样，彻底改变原有观念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改变信仰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同样，感觉突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听说自己的房子着火时，脑海里对情况的感觉就会突变，迅速的反应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从鸡汤到家园有多远？

史一棋

    如今，随着全民阅读的呼声日渐高涨，不少告别阅读良久的人重新将目光投向落满灰尘的书架，暗暗发誓：“从今天起，我要多看书了！”然而，这种激情又常常是短暂的。拂去尘土，双手捧书，不少人忽然发觉：自己还是没法沉下心来专注阅读，尤其是当自己面对深度阅读的时候。

    如何面对深度阅读，这是个值得细细思量的问题。泛泛的阅读虽然比干脆不读好很多，但蜻蜓点水地轻描淡写无法达到水滴石穿的深刻效果，更难以深入心灵深处。时间花了很多，精力投入不少，等合上书页，却是一问三不知。这种阅读，毋宁说是消遣。

    深度阅读，或许首先应当选好恰当的主题领域。如果所选书籍内容过于深奥，与自身理解能力严重脱钩，阅读是不可能走向深入的。如果平时只阅读中国社会、历史方面的书籍，却拿来一本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骤然投身西方现代哲学，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读来必然是云山雾罩，不得要领。假如平时只是阅读浅近平易的网络小说，突然入手一本大部头的《资治通鉴》，也自然会有不得门径而入的感觉。

    将阅读推向深入，就得尊重阅读规律，慎重选择领域，根据自身情况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地完成不同阅读阶段的精神攀爬。准备涉足西方哲学，大可不必一头扎进尼采的悖论思辨和虚无主义中去，不妨先翻看罗素的《西方哲学简史》，了解西方哲学的门派和流变过程，再选择感兴趣的领域渐进深化。计划研究三国历史，如果对《三国志》惜墨如金的笔法感到费解，不如先从一些轻松通俗的三国读物入手，宏观掌握这段历史之后，再回过头来攻读，或许更容易读进去。

    更进一步，要想在根本上提升阅读质量，不妨试着变流于表面的零散阅读为主题阅读。其实，阅读也分为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是篇章阅读，即读懂一本书中的每个章节；第二层是书本阅读，即领会整本书的意旨；第三层就是主题阅读，即选准某个具体的知识领域，广泛涉猎该领域内有价值的中外所有书籍、资料，甚至相关学者的研究论文，力求穷尽所有。相比主题阅读，篇章和书本层次的只能算零散阅读。

    试举主题阅读一例，如将领域锁定为先秦哲学，那么遍览诸子原著只是一个开始，为诸子著作做注者如郑玄、王弼、郭象、朱熹、王先谦等都应在摄取之后批判继承，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经典的总括性著述也该择精汲取，再如梁漱溟、牟宗三、李泽厚、陈鼓应等知名学者的观点论述也应做到心中有数。

    果真能完成这样有效的主题阅读，你自然会成为相应领域的专家，而主题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更像在研究。大多数人平时都在进行零散阅读，这未必不好，但正因其零散而容易使阅读泛化，东一榔头西一斧子，最后所得无多。当我们将零散阅读的粗浅体验升华为主题阅读的凝神研究，阅读将不再只是睡前床头的鸡汤慰藉，而是渐渐盛满充盈的灵魂家园。

（选自《人民日报》2017-09-19）

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风格，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村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间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节选自张福勋《梅花诗话》，有删改）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