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一种重智商轻人格的偏见，似乎新型人才的成长，知识和智商才是真格的，什么人格、品德已经过时。其实，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不但要有高智商，而且要有健全的人格。这是因为信息时代知识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集体协作中进行的，需要有善于同他人协作的品德和能力，需要人们遵守规则，讲究信誉。

    一个知名的企业向社会招聘高级管理人才，面试中有一道题：“请写出你原来所在单位的最大秘密和对我公司有何价值。”应聘者对此各陈所见，但最后被录用的却是一位对此题交白卷者。有人问及原因，老总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专家的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一项事业的开拓，一项创新活动的成功，智力因素往往只占20%—30%，人格要素占70%—80%。由此，人们对德才兼备又有深一层的认识，在重视智商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情商的提高。

    所谓情商是一种稳定存在的情绪、品质和人格素质。它包括个人驾驭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个人了解自身感受、能够控制冲动和情绪波动、理智行事的能力；面对各种艰难考验时能保持乐观自信心态的能力。如果说智商测量的是你适宜从事什么工作，情商测量的则是你在这个工作中能否成功。可见，青年人在走向成才的奋斗中，既要开发智力，更要养成健康人格。智商如同飞鸟的双翅，情商犹如翅上的羽毛，__________________。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高智商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究其自身原因，多发生在人格的残缺和扭曲上。

    《说文解字》：“书，箸也。从聿，者声。”《释名·释书契》：“书，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广雅·释言》：“书，记也。”简言之，书者，用笔记事，用笔说话也。记事在先而说话在后。文字之发明首先用于记事，最早记事是“史官”用笔（聿）书于简册，是谓“策书”。《书·顾命》：“太史秉书，御王册命。”此书即记事，记载前事之册书。大册为典。而所谓大册，就是庄子所谓“先王之陈迹”，就是《尚书》所载“典、诰、誓、命、训、谟”之属，《诗经》之“大雅”及“颂”等。《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开始用简记事，或者说我国以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历史是商代开始的。

    春秋以降，人文发育，精神自觉之后，人们开始用笔说话，用笔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真正意义上的书由此诞生。孔子师生集团把左史右史们所记“先王之陈迹”编辑（“论”、“次”、“修起”）为“经”，以开化、指导后人。他们把左史即太史所记占筮档案编为《易经》；把右史即内史所记先王之“事”、之“志”、之“行”，分别编为《书经》、《诗经》和《礼经》。孔子等为什么从无数的简册或曰原始记录、原始档案中选择出此四种，进行编辑，进而把它们上升为经典呢？

    原因很简明：《易》旨在追寻生命的由来，探索“性命之理”，“幽（阴）明（阳）之故”，旨在明“天道”，预知天意，以期得到上天的帮忙护佑。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天道可知”。而“《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庄子·天下》），我们了解氏族先王（圣人）之“事”、之“志”、之“行”，就可以启迪智慧，提高修养，像“先王”圣人那样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圣人能及”。又何以证明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孔子在“论”、“次”、“修起”三项工作基础上，又做了第四项工作：“作”，作《春秋》。孔子以他所居鲁国的史实为《易》、《书》、《诗》、《礼》四经，即为“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八字提供事例史证。于是中华原典“五经”——中国最早的书终于诞生。“五经”的诞生是孔子师生集团为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它们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的所有产品均由之产生，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由之逐渐形成。

    经以载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随之，解释“经”的“传”，实践落实“经”的“子”，相继问世。“传”者即《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者即《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之属。而“子”以孔子为首，包括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至汉代董仲舒、淮南子之流，释（佛）子最后参入。于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理论大体系构成了，中国经书的大体系构成了，国学的核心构成了。

（选自“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序《开化的要津，进步的阶梯》，作者张辛）

人物品评在我国发轫甚早。《尚书》中“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把人分为正直、过于刚强和过于柔弱三类。《诗经》有对“君子”品德之良善、神态之庄重、胸怀之宽广、威仪之显赫的赞叹。春秋时叔孙豹提出著名的“三立”说，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既为士人提出了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也隐含着对不同人物的品评。

    先秦诸子从各自学说出发，对人物个性修养或境界进行品评。孔子重视“知人”，根据德行修养将人物分为“中行”“狂者”“狷者”“乡愿”四等，强调“听其言观其行”。孟子提出通过眼神观察人品邪正的品鉴方法，主张了解人物所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

    先秦时代还诞生了与人物品评密切相关的谥法和相人术。谥法是指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评价褒贬、给予称号的一种制度。谥法产生于西周初年，废止于秦，复行于汉，历代沿用，直到清帝逊位才废除。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贵族、大臣死后定谥，一般先由亲友向朝廷呈“行状”，提请求，然后由礼官依死者生平功过，按谥法议谥，最后呈报皇帝定夺，下诏赐谥。士大夫死后由亲族、门生、故吏自行命谥，称私谥。谥法可以看作一种制度化、特殊场合使用的盖棺论定式人物品评，是我国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区别尊卑、惩恶扬善，历来被视为“国之大典”，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相人术是通过探察人物骨骼形态、音声大小、毛发颜色以及某些特定部位凹凸等体貌特征，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贵贱贫富寿夭等的一种方术。相人术虽长期处于民间地位，受到质疑批判不少，但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就理论基础和思维模式而言，相人术与人物品评都是从人物仪容、举止等外在表征出发，探究人物内在品质或未来命运。而相人术是预知人物的富贵寿夭，人物品评是体察人物的德性才能。汉魏人物品评的兴盛，与当时流行的相人术不无关系。

    汉代以来，官方主要以“察举”“征辟”方式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这就使人物品评与厚风俗及现实政治有密切联系，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汉代不少歌谣谚语涉及人物品评，足见风气之盛。曹魏政权继承曹操以才用人思想，制定“九品中正制”，在各州或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官品评人才。这样，如何分析考察人物的才能并划分等级、予以任用就成为现实政治问题。随着门阀士族势力扩张，九品中正制逐渐沦为形式，人物品评的政治意味慢慢淡化，而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发展起来了。《世说新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审美性人物品评的状况，堪称审美性人物品评的渊薮；审美性人物品评大体包括“才情、思理、放达、容貌”四个方面。魏晋人的审美品评与原先政治性的品评相比，不是诉之理智分析，而是诉之直观、想象和情感体验的。这种转变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诗品》《画品》《书品》《棋品》《曲品》等一系列著作。

（摘编自陈斐《人物品评》）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一般认为战国时代已出现了有封闭结构的市。市的四面有围墙，墙的中间有门，称“市门”，市中有“十”字街连通四面的“市门”，其中以南门最为重要。《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宋国太宰派少庶子（家臣）到市上去，回来后问他“何见于市”，回答说：“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正因为南门最热闹，所以那里就经常成为公布赏格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于变法令未下达时，为取信于民，“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千金”。这里的南门不是城门，是市门。

西汉时，长安出现了对称的东西两市制度，《汉书·惠帝纪》谓惠帝六年夏六月，“起长安西市”，此时建起西市，说明东市早已建成。这应是市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这种两市制度在唐朝的长安还沿用着。《木兰辞》中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诗句，似乎北朝时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市。

    据记载，长安的西市由六个市组合而成，东市有三个市。班固《两都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说长安东西两市的九个市各按商品的“货”来区别，又按“里”（每个市以“十”字街为界，划分成四个里）中的“隧”（小路）来分设各种同类货品的列肆。

    晚唐时曾出现过一种特别的“宫市”，《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三年说：“比岁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韩愈《顺宗实录》评论说：“名为宫市，其实夺之。”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卖炭翁》就是形象描绘“苦宫市也”的诗。所以宫市并非正常的集市交易，而是强权的掠夺。

    市的格局，大约在北宋中期有了变化，开始由封闭式设置逐渐转向以酒楼或茶坊等为中心的新的开放式的街市格局。这种格局在宋人张择端所绘之《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形象的展示。在图中可见沿河多设有酒楼商铺，还有戏台等，商业区已和民居融合为一体，买卖没有了时间上的限制。这种城与市融合的新格局已非常接近现代意义的城市格局了。

（节选自陈璧耀《说“市”》，《咬文嚼字》2011年第12期）

    古人所谓意象，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呈现为象。那种纯概念的说理，直抒胸臆的抒情，都不能构成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

    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例如，“梅”这个词表示一种客观的事物，它有形状有颜色，具备某种象。当诗人将它写入作品之中，并融入自己的人格情趣、美学理想时，它就成为诗歌的意象。由于古代诗人反复地运用，“梅”这一意象已经固定地带上了清高芳洁、傲雪凌霜的意趣。

    意象可分为五大类：自然界的，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社会生活的，如战争、游宦、渔猎、婚丧等；人类自身的，如四肢、五官、脏腑、心理等；人的创造物的，如建筑、器物、物饰、城市等；人的虚构物，如神仙、鬼怪、灵异、冥界等。

    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由“云”所构成的意象，例如“孤云”，带着贫士幽人的孤高，陶渊明《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杜甫《幽人》：“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暖云”则是带着春天的感受，罗隐《寄渭北徐从事》：“暖云慵堕柳垂条，骢马徐郎过渭桥。”“停云”却带着对亲友的思念，陶渊明《停云》：“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辛弃疾《贺新郎》：“一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由“柳”构成的意象，如“杨柳依依”，这意象带着离愁别绪。“柳丝无力袅烟空”，这意象带着慵倦的意味。“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这意象带着诗人早朝时的肃穆感。同一个物象，由于融入的情意不同，所构成的意象也就大异其趣。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可以夸张物象某一方面的特点，以加强诗的艺术效果，如“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可以将另一物象的特点移到这一物象上来，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长有归心悬马首，可堪无寐枕蛩声。”这些诗都写到“心”，心本来不能离开身体，但李白的“愁心”却托给了明月，杜甫的“故园心”却系在了孤舟上，秦韬玉的归心则悬在了马首上。这些意象都具有了“心”原来并不具备的性质。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还可以用某一物象为联想的起点，创造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李贺诗中的牛鬼蛇神大多属于这一类。火炬都是明亮的，李贺却说“漆炬迎新人”，阴间的一切都和人间颠倒着。“忆君清泪如铅水”，铅泪，世间也不存在。但既然是金铜仙人流的泪，那么当然可以是铅泪了。

    总之，物象是意象的基础，而意象却不是物象的客观的机械的模仿。从物象到意象是艺术的创造。

（摘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