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儒家教育特重诗，《论语》有一段话总述儒家教育宗旨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礼重仪节，目的在使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蕴于中的是性情，受诗与乐的陶冶而达到和谐；发于外的是行为仪表，受礼的调节而进到秩序，内具和谐而外具秩序的生活，从伦理观点看，是最善的；从美感观点看，也是最美的。儒家教育出来的人要在伦理和美感观点都可以看得过去。

    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他们的着重点无疑是在道德方面，德育是他们的最后鹄的，这是他们与西方哲学家、宗教家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相同的。不过他们高于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因为柏拉图和托尔斯泰诸人误认美育可以妨碍德育，而儒家则认定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道德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严格地说，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所以在古希腊文与近代德文中，美善只有一个字，在中文和其他近代语文中，“善”与“美”二字虽分开，仍可互相替用。真正的善人对于生活不苟且，犹如艺术家对于作品不苟且一样。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文章求惬心贵当，生活也需求惬心贵当。我们嫌恶行为上的卑鄙龌龊，不仅因其不善，也因其丑，我们赞赏行为上的光明磊落，不仅因其善，也因其美，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

    美育为德育的基础，英国诗人雪莱在《诗的辩护》里也说得透辟。他说：“道德的大原在仁爱，在脱离小我，去体验我以外的思想行为和体态的美妙。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善人，必须能深广地想象，必须能设身处地替旁人想，人类的忧喜苦乐变成他的忧喜苦乐。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径是想象；诗从这根本上做功夫，所以能发生道德的影响。”换句话说，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象。比如你哀怜一个乞丐，你必定先能设身处地想象他的痛苦。诗和艺术对于主观的情境必能“出乎其外”，对于客观的情境必能“入乎其中”，在想象中领略它，玩索它，所以能扩大想象，培养同情。这种看法也与儒家学说暗合。儒家在诸德中特重“仁”，“仁”近于耶稣教的“爱”、佛教的“慈悲”，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修养。仁的修养就在诗。儒家有一句很简赅深刻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就是美育，温柔敦厚就是仁的表现。

    如上所述，美育不但不妨害德育而且是德育的基础。不过美育的价值还不仅在此。西方人有一句恒言说：“艺术是解放的，给人自由的。”这句话最能见出艺术的功用，也最能见出美育的功用。

（摘自朱光潜《大美人生》）

知识分子与文化先觉

冯骥才

    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是知识分子的事。

    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

    文化先觉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薄功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瞠目明察、苦苦思辨与敢于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之中。就像“五四”时期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给那个困扰纠结的时代注入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

    知识分子要首先成为这种先觉的思想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修正自己、判定自己和验证自己，而不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大地里开出的花，而真正美丽的花除去美丽，还要结成种子，回落在大地里，开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来。

    先觉者都应是先行者。文化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通过形而上的思辨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思想意义的新认识。这种先觉不一定都在国家民族文化层面上，也有生活、城市、习俗乃至审美等不同的文化层面与方面。关键是要对它保持锲而不舍地守望与关切。先觉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这种境界和状态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责任和知识精神的知识界。

    当然，文化的先觉还要来自广阔的文化视野。没有对文化的博知与深究，对文化史的学养，对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国家文化的广泛关照，敏锐、深刻和富于真知的文化先觉缘何产生？在精神领域里，高度不会凭空而起，深度加上广度才会产生高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先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在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需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

    对于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有待我们去思辨与认知。因此说，文化先觉，它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渊源和特点。认清中国文化的渊源与特点，才能认清中西文化的差别，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走自己的文化道路。

    中国汉字的最早起源与祭祀、巫术、占卜有关，代表了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一画开天，二分阴阳，三为天、地、人，汉字体现的这种神圣性，实际是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的汉字文化一脉相承。汉字从甲骨文、金文演变到楷书、宋体，前后相继又特色鲜明；从李斯的小篆到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毕昇的雕版印刷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中国文字、文化的演变有非常清晰的传承谱系。中国汉字成千上万，它的发生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汉字虽以象形造字开始，但绝大多数是形声字，既表音又表义；汉字结构有左右、上下、内外之分，但都有一个中心，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块字。同时，作为书写性文化，汉字最能体现中国人的艺术个性与审美情趣。真、草、隶、篆、行，五体变化，气韵生动。书法家的一笔一画，结构章法，都有情感和个性因素在里边。中国汉字还具有地域性特点。一方面各地方言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另一方面它又基于共同的文字表述获得了多样的统一性，这种方言和汉字加强了人们的交往，促进了人们的感情。

    然而，近一百年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方向，丧失了应有的文化自信和理性认知，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应该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过激地主张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倡导文字改革，即推行简化字、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人们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这两项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汉字是否非要走西方拼音化的道路？笔者认为，汉字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个性。与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它主要是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集形、音、义三位一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明、最形象、最丰富的一种文字体系。况且，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历来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这种吸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翻译融入中国文化，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如我们的许多日常用语，如世界、平等、相对、清规戒律等都来自佛教用语。正是基于上述道理，汉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是谁优谁劣、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各自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文化特点的同时，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发展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讲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论语·子路》讲的“君子和而不同”。

（节选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材料一：

    刚满10岁的女儿到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却因为身高超过规定标准被要求补买门票。迪士尼在国外采取以儿童年龄为标准制定门票优惠政策，在中国则采取身高标准，这是典型的“双标”模式，属于歧视性政策。而之所以如此，则跟国内的儿童票价格优惠政策规定有关系，迪士尼表面上看并未违反规定，可这种做法对儿童来讲并不公平，部分发育较快、身高较高的儿童，本身年龄尚小，却要支付成年人的票价，无法享受优惠福利，显然是不合理的做法。

    2012年，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中，采取了“身高与年龄”的双轨制。景区和商家可以自行选择采取优惠政策方案，如此就会给景区和商家可乘之机，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票价优惠模式，迪士尼就是因身高检票更方便快捷，管理成本更低，才选择以儿童身高为标准。

    显而易见，采取儿童年龄标准作为票价优惠政策，并不存在现实问题，身份验证技术也已逐步成熟，诸如儿童身份证、电子证件、户口本、人脸识别等，都可以作为儿童年龄的识别依据。关键是要实现公平性原则，让所有儿童都能享受到同等的票价福利。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

材料二：

    儿童票是未成年儿童依法享受的票价优惠福利。从法治视角来看，以身高决定儿童票收取的规定违背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青少年法律或青少年政策都是以年龄作为界定标准。因此，儿童票收取以年龄为依据，是遵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要求，是促进儿童福利政策公平化的举措，也是顺应公众普遍期待的改革方向。

    当然，以年龄为儿童票收取依据在现实中难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细化，既保障儿童出行权益的公平平等覆盖，也照顾优惠政策在执行方面的可操作性。例如，可以通过学籍卡等证件证明乘车人的年龄，或者采取为身高超过一定标准的儿童办理特殊证件的方式，方便交通运营部门查验儿童年龄。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三：

放眼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以身高来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儿童，因为这不科学。人们之所以希望儿童票以年龄为标准，是因为现行的儿童票身高标准大大滞后于时代。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儿童身高已经大大提高了，对比一下《儿童身高体重标准表》就可以看到。其实，儿童票标准的核心不在身高年龄，而在于儿童福利的实现。只要实现了儿童福利，即便延用身高标准也无不可。只是身高标准要跟得上孩子个头，不能停留在上个世纪。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企业这么做了。譬如，目前交通企业多以儿童身高来制订票价，但考虑到儿童身高日益走高的趋势，铁路部门就把原先“身高1.1米至1.4米的儿童应购买儿童票”规定，改为“身高1.2米至1.5米的儿童，应当购买儿童票”。而国内一些公园，也已采取身高与年龄“双轨制”的购票标准。

    关注儿童票标准实质是关注儿童权益保护。法律调整更具有根本性，希望儿童票争议能由法律一槌定音。其实，以身高为准也好，以年龄为准也罢，关键是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整个社会要把儿童权益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摘编自《法制日报》）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诗歌意境所体现的时空感也更为复杂。如李群玉的《秣陵怀古》：“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霸业鼎图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昔日的豪华繁盛与今日的荒冷凄迷，在各个意象中得以叠映，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

    ①汉字演变过程是在六书造字法的基础上，从最初幼稚的象形字开始，继而出现了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进一步出现了以语音表意的假借字和音形并假的转注字，最后发展到以形声为主的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字体也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的变化，最后才奠定了楷书的标准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汉字与时偕行的应变功能。

    ②方块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中许多思想不同程度地浸润到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之中，汉字实际上成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整体、直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其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维持人们之间和等级之间的平衡，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统一。

    ③以象形因素为约的特点几千年不变，始终不脱离以形知意。汉字的以意统形的方块形式常使人能从其形体结构直窥其意，从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单个汉字来看，其结构也往往体现着统一的整体思想。如“国”字，甲骨文即“或”字，字中“戈”表示兵器，“口”家城邑形，放在一起表示守城。而“国”之繁体“國”在原有的“或”字外边再加一个大框，表示周围有界，被围之意，这一演变蕴含了人民持戈守城，继而划定疆界，圈固城郭，从而表达了国家统一、不可侵犯的丰富内容。

    ④儒家思想重视普遍联系的思想，认为天地人合一，自然界与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和谐统一体。这一重协调、重和谐的思想反映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导致形声配合结构增多，部首偏旁日益丰富，而偏旁部首体现的正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想。如以“走”作部首，造出与前行的动作有关的一系列字来，如“赴”、“越”、“超”等；与太阳有关的现象，汉字常少不了“日”；与动作有关的字，大都以“扌”作部首。

    ⑤儒家文化思想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易经》中把具有辩证内容的初期哲学中如“阴阳五行说”等进一步展开引申出否与泰、损与益等一系列范畴。这种辩证思想在文字的创造中也有所反映，被称之为“夫子之通”的“忠”、“恕”二字不仅相互构成对立的关系，而且两个字本身的上下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