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国学的时代性

吴乾圣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载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清代著名学者孔治让在《周礼正义》中解释为：“国学者，在围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在近代回应“西学”的挑战而提出来的，包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经、史、子、集等内容上。当代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灿烂文明的古国，那么把传统文化的底蕴发挥出来至关重要。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国学上，所以说国学是国魂之学。那么挖掘国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 提高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指出：国学，不仅成为现代中国人提高道德品质的教程，更是中国各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精神支柱，是中华儿女一统华夏的文化源头。

    在关于和谐问题上，国学中也有很深的底蕴。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提出“和为贵”、“知和而和”的思想。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同样倡导“知足”与“不争之德”，以墨子为代表墨家提出“相兼爱”、“非攻”等主张。这表明，国学中包含有丰富的和谐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时代的创新改造，定为当今时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智慧的来源和依据。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中国分成两个，然而我们人大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最能调和，使冲突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在人文精神培育上，国学给我们提供更为宽广的源泉。如仁、义、礼、智、信是儒学经典的核心，是儒家伦理的最高准则。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我们汲取后，可以成为以人为本的精神资源。“义”，是儒家提出作为人应遵循的道义，是一种准则，是做人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维持社会的正义更显其重要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也带来弊端，一些企业未来各自的利益，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等。这些正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是人生价值观的模糊所致。“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其作用是规范人际之间关系。通过礼可以更是构建在人格平等上的人际行为关系。“智”，就是智慧， 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就是知识和技能的统一。“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道德的基础，诚信合一，立身兴业，缺不了信。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文化文明不但不冲突，反而更有利于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今天，我们不能把这些全部舍弃，要将“仁、义、礼、智、信”传统文化内容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与时俱进，成为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在国家治理上，国学也有我们汲取的资源。儒家强调礼与法是统一的。儒家强调的礼作为伦理道德规范，多靠社会舆论、道德自律、传统风俗习惯等力量来维护，其制裁体制虽有独特的优点，但面对恶的人性，其力量与强度都显不足。而法由于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足以克服礼之于恶势力的不力和无奈。若礼法相结合，则可以相得益彰。荀子在中主张治国要礼法并用：“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也就是说，只有礼法结合，才能使国家“合于文理，归于治”。这对我们当前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德与法律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时代，既允许异域文化的传播，更应当倡导本土传统文化的弘扬。国学的普及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保护，需要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专家学者们的解读与阐释。我们都应该活学活用国学，使国学内容以清新的面貌、得体的方式，成为格言警句，化作成语典故，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所以说，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汲取古代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精华，把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对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删节）

    一个国家、民族的服饰，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深沉地蕴涵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气质、品格、神韵。它给人们以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文化亲和力、国家凝聚力、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光彩夺目的创造、绚丽多姿的样式，在世界服饰文化中无与伦比，具有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的服饰可溯源到旧石器时代的用树叶、兽皮遮体，“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后世的人们用丝麻的织品来替代兽皮，将丝麻织品染成五色，制成服饰，这便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①，故上表玄，下裳黄”。上衣下裳样式的确立，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将宇宙天地、乾坤阴阳等形而上的道理寓于形而下的服饰之中的“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的服饰从一开始，便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精神的表征。

    殷周以后，服饰“以五采章②施于五色作服”，五色的不同颜色服饰表示不同等级，衣服上不同的纹饰亦体现不同等级，把服饰当作礼仪的内容之一。服饰作为社会政治典章制度、等级名分、贵贱之别的表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人际关系的功能，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汉以后，历代冕服制度都有所改革，到隋唐而历宋元明清，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灿烂美观，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又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服饰文化中独占鳌头，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无限的魅力，为人们所赞扬敬服。隋唐服饰沿袭汉魏，有所改革，但无论男女都分礼服与便服两种。隋文帝扬坚制定《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白纱帽等，后又有所增加，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唐初高祖李渊制定《衣服令》，对皇帝、皇太子、皇后、妃嫔等都做了规定；官员的常服服色基本按品级分为紫绯、绿、青等。宋代的服饰崇尚素雅，天子、后妃、诸臣、士庶之服都有一定之规。历代士大夫、思想家对服饰非常重视，他们或参与制定，或进行改革，作为其制礼工作的一部分。假如不按规定穿着，便被视为是逾僭和非礼的行为。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作为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随中华民族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它经历了从简朴到复杂再到易简的过程，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的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变化产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其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显著特点。尽管这些特点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但都是创造新的服饰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闪光的方面，在当下古今中西服饰文化的融突和取舍中可转生为既体现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又能体现现代中国人精神面貌和审美观念的新国服。

（摘编自张立文《国服与民族人文精神》）

【注】①文：色彩交错。②章：花纹。

饮用水安全危机

    生活饮用水，作为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其安全直接关乎生命健康。然而近日，国家发改委相关报告称，“1／4的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中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则显示，中国1073个重点城市地表饮用水源地有25％的水质不达标；地下水源地问题同样严重，115个地下水源地中，有35％不合格。

    卫生部的一份检测报告称，根据现有的检测技术，发现水中有2221种有机化合物，在饮用水中发现有756种，其中有20种致癌物，23种可疑致癌物，18种促癌物和56种致突变物，严重威胁国人的身体健康。

    水污染隐患令人担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全世界80％的疾病，是由饮用了被污染的水而造成的。另据专家透露，目前我国每年因饮用水不安全引发疾病的情况多有发生，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当年GDP的1％。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面对日益严重的水污染，我国绝大多数水厂却难以应对。现在国内的水厂，主要采用高锰酸钾消毒。这种传统的工艺，只能去除水源中的泥沙、胶体杂质、微生物，以及20％～30％的天然有机污染物，主要针对的是受轻度污染的水质。而近几年我国水污染事故频发，有1／3的水源是不合格的，水中有机化合物的种类繁多，传统工艺很难将其去除。

    如果水源不合格，要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水厂就应采取深度处理的方法。所谓深度处理，就是在传统的工艺上，增加臭氧活性炭。活性炭可以吸附容易吸附的有机物，而臭氧可以将大分子量的有机物，氧化成小分子量的有机物，从而更加有利于活性炭吸附。经过臭氧活性炭处理的饮用水，可以解决20％～30％有机污染物的问题，使出厂的水质达到饮用标准。

    日本的供水系统，目前正普及一种新的过滤技术——膜工艺。膜的孔径只有0.01微米，可去除残留在水中的污染物及细菌等小分子杂质。与传统的工艺相比，膜工艺可以提高1倍的过滤量，出厂的水质比较优良。

    水厂做深度处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采用臭氧活性炭的加工工艺，1吨水1天要花费300元。膜处理工艺更加贵，1吨水1天要花费400元。采用这些工艺，势必要增加水厂的运行成本。而目前的现状是，我国许多城市，尤其是区县城镇的供水公司，常年处于亏损状态，根本无法对工艺、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同时，专家指出，虽然技术上可净化污水，但是保证生活饮用水的安全，首先要做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保证水源的安全。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网络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更加深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风险程度，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系数，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在物理空间的维度里，人们在血缘的身份确证、地缘的时空限制和业缘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着有限的交往。然而，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领域，交往主体以符号化的形式开展着全新的网际交往。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构成了虚拟主体的符号化表达，使得虚拟环境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生理、地域和身份的束缚，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丰富了交往的形式。但是，新型交互模式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削弱相伴而生，虚拟生存虽然改变了现代人的技术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但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虚拟主体是一个符号，进行着自觉选择下的行为体验。现实生活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不同境遇和生活规范将造成“本我”与虚拟主体“网我”的分离甚至对立。自我生存方式的分裂，带来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危机，更遮蔽了“本我”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巨大的革命力，在为人类创造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追求解放的条件和手段的同时，也逐渐深化成为一种框架，使人类反被置于技术的框架之中，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技术的无节制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巨大的科技漩涡，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遵循技术逻辑而生存。事实上，原始的技术充分地凝结和释放着人文智慧，但现代技术的崛起，魔幻般地幻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这种片面性的急剧扩张所形成的科技漩涡，无情地将人类抛入一个机械力高度发达，但生存危机丛生的世界之中，技术逻辑约定着人的生存逻辑，从而使人文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走向了失落。

    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人们在面临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多元价值交相激荡、多元信仰交相碰撞的文化样态的同时，还受制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假设技术理性被不断泛化成主导其他更改和衡量意义价值的标尺，被认定为这个时代人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根植于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生活便彻底地失去了价值根基。这样，科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人文文化。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科技文化与人文诉求的断裂，彰显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褪去了人文价值更改的关怀，这种人文失落必然滋生着文化的嬗变。

（摘编自王丽鸽、李炳毅《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成——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 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 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