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商周时期的异族婚姻

王进锋

    商周时期，在今天的中国境内生活着很多不同族群。人们用华夏族与蛮、夷、戎、狄来区分他们。异族婚姻就是华夏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通婚。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通过与戎狄的有莘氏通婚，取得了“有莘氏媵臣”伊尹的辅佐，从而实现了灭夏的大业。实际上，早在商族始祖契的时候，就已经与戎狄女子通婚。根据《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末代商纣王屡次与外族女子婚配。商纣曾以“西伯昌、九侯、鄂侯”担任商朝的三个重要官职，九侯就是鬼侯，为蛮狄之人。鬼侯为了讨好商纣，将自己的女儿进献给他，然而这位女士“不喜淫”，纣非常生气，就把她杀害了。汉晋学者皇甫谧在其著作《帝王世纪》中也记载了此事。

    商朝末年，周族的首领姬昌遵祖宗之法，各方贤能之士都前往投靠。看到这点，商朝另外一位方国首领崇侯虎甚是紧张，担心周族强大后会危及自己的方国利益，就对商纣说到姬昌将不利于商朝的统治。商纣果然听信谗言，把西伯囚禁了起来，关押在羑里。周族人十分担忧，千方百计营救，大臣闳夭多方搜求美女奇珍，终于得到“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通过商朝宠臣费仲进献给商王。商纣看到后非常高兴，就把西伯释放了。可以想见，周族进献的有莘氏美女，应与商纣结成了婚姻。

    商王之子也与异族女子通婚。商王武丁时期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内容为“己亥卜，王：子白羌毓，不其白”。这条卜辞是占问商王之子宠幸的白皮肤羌族女子将要生育，所生之子的皮肤是否为白色。

    在西周君王和他们的祖先中，有多人与夷狄女子结婚。根据《诗经·鲁颂·閟宫》，周族始祖后稷是姜螈所生，而“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所以姜塬是羌族女子。另外，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娶的太姜、太王娶的周姜、周武王娶的邑姜也都是羌族女子。

    西周时期的申国，姜姓，在典籍中屡次被称为“申戎”、“姜氏之戎”。西周末年，周幽王新娶了褒姒，甚是宠爱，并生子伯服；幽王立他为太子，还驱逐王后申后所生的太子宜臼。宜臼逃亡到母亲的娘家申国，周幽王向申国索要，申国联合鄫国、西戎攻打周国，并杀周幽王于戏地。这里周幽王的王后——申后就娶自戎狄的申国。

    一些西周诸侯还将女亲属嫁给戎族。公元前 777 年，秦襄公“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这里的丰王为戎族的君王。所以，秦襄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戎族的君王。

    商周时期的异族婚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为华夏族的发展和内涵的丰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异族通婚诞生了很多卓越的个体，如契、后稷、晋文公、赵盾、赵襄子等，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开拓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同时，为后来历史时期和亲政策的提出和执行提供了切实的历史借鉴。

（选自2014年  10月2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秦砖汉瓦，并非专指“秦朝的砖，汉代的瓦”，而是泛指秦汉时期的青砖与古瓦。它们历千年而不朽，以精美的文字、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现实世界与美好愿望。秦兵马俑的千军万马与气势万钧，见证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用这种技术去制造宫殿上的陶瓦，不难想见它们的坚固与华美。精美的陶瓦被广泛用于秦阿房宫的营建。因为瓦当向外，所以或印图案，或刻文字，兼具建筑与装饰的作用。它们承载着精美而丰富的图文，就像秦汉建筑上的“徽章”，宣告着早期宫殿“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营建法则。现在出土的秦代瓦当上，图像多为鹿、豹、鱼、鸟等动物纹。这种动物情结源自秦人祖先的游牧狩猎活动。此后，汉承秦制，国力更加强盛，建长乐等四十余座宫殿，瓦当图案的艺术性也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瓦当最为出色。四神兽瓦当的构图饱满得当，造型夸张，气势磅礴，雍容堂皇。时至今日，但凡在当代设计中使用到四兽形象，都无法摆脱瓦当神兽造型的影响。除了动物纹饰，云纹瓦当也广为使用。云纹瓦当成为图案瓦当的主流与秦皇汉武等帝王渴望求仙升天、永享荣华的思想不无关系。而瓦当纹饰发展到西汉时，又出现了文字瓦当。“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文字瓦当就表达出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人们的普遍愿望。西汉留下的金石文字甚少，瓦文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极富意味的篆法变化丰富，又浑然天成，即使今天的篆刻、书法名家也要自叹不如。

    在砖上印画、施彩，最早是在战国，但真正蔚为大观并成为一种艺术，则在两汉。这些砖，被称为“画像砖”，它们用于一般的建筑或墓室装饰。对后人而言，“画像砖”的“画像”意义更要大于“砖”。这些砖上，有的描绘的是人们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宴飨、乐舞、狩猎、市集等等，有的描绘的则是骏马、龙、虎、鹿、飞禽等动物与神兽，从地上的农耕渔猎，到天上的天马行空，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故事，无所不包，宛如一部汉代“百科全书”。

    因为砖块疏松，并不易精雕细刻，所以画像砖的画面往往疏朗简约，没有那么多的细节刻画，有的甚至进行了夸张变形。这些“画”表现在砖上，大多数是一些浅浮雕、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然而简洁的造型并没有削弱其艺术表现力，反而集中地暗示、渲染出了一种情绪与气氛。汉画像砖里，很难看到完全静止或者构图均衡的作品。运动与韵律正是汉代艺术风格的真实写照。

    壮丽的秦汉宫阙早已不知去向，但组成它们的青砖古瓦却常见诸文人桌案。古人早期制砚，多为陶砚，所以陶制的秦砖汉瓦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注重文脉延续的文人的视野。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文人雅士把古代砖瓦做成砚台，到了清代，砖瓦砚更成为一时风尚。

（摘编自《一砖一瓦亦风华》）

    0这个后起的整数是否属于自然数？这在现代数学界仍有争议。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至少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算术中还不存在“整数零”这个数学概念。

    众所周知，相较于其他整数，“零”出现得相当晚。现代数学的整数符号0是印度人在公元5世纪发明的，传入中国就更晚了，中国先秦的古籍中，找不到任何表示这个整数的字眼，0根本没有出现过，“零”也只有“零落”一类的意思，尚未表示数字。

    学者研究指出，古代中国人是有类似“零”的概念的。比如中国哲学很早就有了“无”的观念，和“有”相对。再比如古人利用算筹进行计算时，会以空位表示该位“没有值”。但是，这些大多都是“空集”“空位”之类的观念，而非严格意义的“整数零”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扇水全关遗址出土了万余枚汉代简牍，其中一枚记录了如下一些数字：“负七、负五、负三、负一、得二、得四、得六、得八。”与之类似的是西北地区出土的几枚汉代简牍，这些木简应该是用于考核相关人员的工作绩效的。用现代数学常识来看，这种数数方法显得十分别扭，但对于汉代人而言，这样计数再平常不过了。他们眼中整数的序列，就像现代人乘坐电梯一样——从一楼往下一层，不是零楼，而是负一楼。抽象地说，在他们看来，整数不是现代定义中数轴上的点，而是数轴上的线段。通俗地讲，他们的整数计算就是“囫囵数字，论个儿数”（其实严格地讲，当时也还没有现代数学意义上的“正负”概念）。这种数学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传统，直至今日仍有痕迹可循。

    从数轴的角度理解中国式的计时方法，所谓“两天”，只需要起点终点分别为第一天、第二天这两条线段的任意点，而不必积累满两个整天的长度。中国传统的服丧制度正是如此，按规定嫡子为父服丧须满三年，这里的三年是指二十五个月，而非三十六个月——因为无论怎么算，二十五个月都能经过三个“年线段”。既然正整数的概念均为缺少左端点的线段，且没有零的概念，自然计数的起始点就是一而非零了——计算岁数的方式正是如此，出生就算一岁，中国人的传统是没有零岁的，所以除夕出生的婴儿，大年初一就已经两岁了，这种计“虚岁”的古老方法，很多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其实这正是早期中国整数观念的孑遗。

    尽管整数的概念是数轴上的线段而非点，但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人仍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分数。出土的先秦秦汉数学文献中频频见到发达的分数计算。古代中国发达的分数计算与相对落后的整数观念并存了至少几百年，迟迟不产生“零”，尽管很难想象，却偏偏就是事实。

    数学界对0是否属于自然数的争论，当然都是从数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的。不过，如果改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根据汉代出土简牍所见的情况，“零”的确既不能说是“自然产生的数”，也不能说是“数起来很自然的数”，确实一点也不“自然”。

（摘编自《汉简无“零”》，中国社会科学网）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新技术、新产业为支撑的经济。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与传统经济相比，影响数字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资本要素具有新的特性。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资本表现为物的被动的特性，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数字化制造和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为“物”的特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实现全过程、全领域的智能化。何谓智能化？智能化与自动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自主学习的能力。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资本会因而获得“生命”，因此在智能化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不仅取决于资本数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资本具有何种类型的智能和何种质量的学习能力。

    二是劳动者的地位出现新的变化。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会表现为人力资本与智能机器人的竞争。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人与机器的竞争，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其竞争性质产生根本变化，其竞争不仅体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还会出现在脑力劳动领域，机器不仅可以替代人的“手”，而且可以替代人的“脑”。

    三是创新将呈现出多点、多处、多国、多层次的分布式创新特征。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具有全新的特点，即由过去的采摘果实类创新转向重组式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在采摘果实类创新模式下，一项新的技术出现的初期，因为技术不成熟、应用范围有限，收益只能是涓涓细流，当这项技术得到提升、扩散后，其收益将变成滔滔洪流，随着技术扩散潜力的消亡，收益又将复归为涓涓细流。重组式创新就好比育种时将现有植物进行杂交，产生新的品种，这些品种将作为新的品种进入原有品种库中，如此循环往复，植物的品种将会越来越多，呈现出指数化的增长。以重组式方式进行的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重组式创新提供了极大便利，推动着创新范式从采摘果实类创新向重组式创新转变。

    资本、劳动以及技术创新的上述新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将是一种终身学习型经济，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在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关键。影响这种能力的因素虽然复杂，但一个国家可利用或动员的知识资本存量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知识资本源泉，是扩大一国可利用的知识资本存量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扩大开放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张其仔《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材料一：日前，华为在北京发布了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致力打造极简5G，助推全球5G大规模快速部署。

    华为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C Band 3.5G、2.6G）”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常务董事、运营商BG总裁丁耘表示：“华为长期致力于基础科技和技术投入，率先突破5G规模商用的关键技术；以全面领先的5G端到端能力，实现5G的极简网络和极简运维，推动5G大规模商业应用和生态成熟。”

    据介绍，华为发布的全球首款5G 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 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PA（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应对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挑战。

    （摘自中国经济网《华为发布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

    材料二：

    专家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仅芯片设计人才需求达14万人，而同期全国高校培养规模约10万名，算上30%的流失率，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才不到7万人，缺口近半。迫在眉睫的中国芯在此刻，不仅要避免急功近利，更要以长远眼光在人才的培养和挖掘上下苦功夫，遵循市场规律，在夹缝中砥砺前行，才能保证企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中国芯想要真正逆袭，面临诸多挑战，一个是技术差距，另一个是制作水平的薄弱。而芯片研发所需的不断积累和完善的长周期、巨大投入，也是国内许多企业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

    5G被认为将是中国自主手机芯片赶超的关键。目前紫光展锐、华为、小米都在针对5G技术进行相应的研发，并希望实现与5G移动网络的部署同步推向市场。业内专家认为，在市场带动下，中国不仅是手机整机研发的聚集地，还将成为全球集成电路发展的聚集地。越来越多的国际科技企业表现出和中国企业合作的强烈意愿。如果能够引导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将给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带来良机。

    业内专家认为，国际合作是途径，国内企业的落脚点是自主创新，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企业合作有助于国内企业迅速提升技术实力，实现优势互补，完成技术积累，推出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摘编自余建斌《国产手机何时不再“芯痛”》）

    材料三：

    2010—2019 E本土芯片供应与需求量对比（单位：十亿美元）

    注：E表示预测。

    （摘编自《2018—2024年中国半导体光电器件行业竞争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四：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电子信息行业总决赛日前在深圳落幕。在跻身总决赛的22家企业中，芯片领域企业占比最大，成为本次赛事的焦点。

    在当天的决赛赛场，从全国半决赛晋级的6家初创企业和16家成长企业陆续上台，面对400余位现场评委、观众和直播平台上收看赛事的网友进行路演，并接受7位评委的现场问询考核。在众多参赛企业中，用不同技术创造、应用在不同领域的芯片项目十分引人注目。面向医疗和物联网终端的人工智能芯片、晶圆级光芯片、智能存储芯片、固态多光谱传感器芯片、窄带物联网芯片、智能终端触摸屏控制芯片、人工智能语音芯片等项目陆续登台，讲述我国科技创新人才用中国心创造中国“芯”的精彩创业故事。

    获得初创企业组一等奖的企业是来自广州的真微科技，这家由中山大学集成电路博士研究团队创建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主要向移动通信设备、物联网终端、移动穿戴医疗领域提供包含算法、芯片和系统完整嵌入式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公司首席执行官陈小柏介绍说，公司的关键技术是通过芯片架构创新和优化底层电路电压的方式，降低芯片的计算功耗，为移动终端设备提升续航能力。“电子信息是一个技术驱动型产业，创业团队要拥有一定的技术沉淀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并且进行迎合市场的技术创新，才能形成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在电子信息行业从业5年、对行业创新创业深有体会的陈小柏说。

（摘编自中国财经报《中国“芯”成为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