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艺术江湖之批判

张晓军

    在时下的美术界，存在着江湖圈子的倾向，而且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画家有江湖，举办展览，举行活动，人员组合是大致不变的；批评家有江湖，研讨会的专家组合，艺术展览的专家出场，总是那么一帮一伙，带有很强的圈子意味；策展人有江湖，为谁策展，要谁参展，不要谁参展，都是有讲究的……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江湖，有时“在朝”比“在野”更甚。对于画家来说，由哪个江湖“领袖”引领和推荐，投靠哪位艺术“老大”，其结果是有区别的。各个画种也有江湖，某个画种学会，江湖气十足，举办展览的骨干力量总是那么几个人，获奖者也总是那么几个，就连外出走穴，也都是比较固定的几个人，外人是很难插进去的。翻翻眼下的报纸和杂志，当今的艺术之江湖，常常会一目了然。

    艺术圈里一向有抱团儿现象。早先有学术性社团，如一八艺社、决澜社等。还有以艺术风格和地缘文化而集结在一起的，如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上世纪80年代，艺术圈里流行艺术群体的称谓，如北方艺术群体、西南艺术群体等。但是上述的抱团儿都与学术有关，都有其大致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追求，都与江湖没有瓜葛，都少有利益的索取和无原则的同流。而艺术江湖则不同，江湖与学术无关，与艺术风格和流派无关，与艺术理想和审美认同无关。这也正是学术社团和艺术江湖的区别所在。

    就世俗而言，江湖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要有一两个“老大”，在这一两个“老大”的关照下，有共同的好处、共同的饭碗。如果有人出了纰漏，受到攻击，江湖中的老大和哥们儿一般都要出来说话的。有时江湖也是可以显现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的。艺术江湖更是如此。但是，这绝对不是眼下我们所说的好的智慧和正能量。

    相比较而言，艺术江湖确实有其邪恶的一面，不然我们就不会在此批评之。首先，艺术江湖无原则地讲哥们儿义气，只讲远近亲疏，不讲志同道合，对好的东西视而不见，对粗俗的东西也会妄加吹捧，不利于艺术上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也不利于推动当代艺术的正常发展。其次，艺术江湖有意强化帮派意识，圈定势力范围，顺我者昌，排斥异己，行帮气息严重，不利于不同学派、不同美学追求的自由发展。再者，艺术江湖的盛行使得一些很有声望和艺术感召力的学术带头人演变为江湖大佬，严重地毁坏了这些艺术官员和学术权威的正面形象，同时也严重损毁了这些人在艺术领域的导师地位和学术感召力，让人觉得艺术变得有些没有原则、没有道德、没有公平了。

    艺术之所以有了江湖或变成了江湖，大体上是艺术的从业者过于追求既得利益的结果，也是当今市场经济对艺术的腐蚀的结果。“马仔”跟对了“老大”，展览很容易上，奖也很容易拿，开幕式会很体面，研讨会也会众人捧场。反过来讲，一旦成为江湖老大，有众星捧月之光耀，画的不好也是好，文章不好也有人买账，画价越炒越高，文章越发越多，且桃李满天下，马仔满天下，更能独行天下了。 

（选自《文化论坛》）

发现引力波：整个宇宙都在颤动

    2016年2月11日，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项目主管大卫。莱兹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了引力波，这或许标志着物理学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从2015年9月起，在物理学界有一个一个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或否认的传言。据说经过了几年升级改建的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advancedLIGO）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就探测到了引力波的信号。如今，传言终于得到了证实。升级之后，aLIGO的两个探测器探测到了距离地球13亿光年之外的两个黑洞在合并过程中放射出的引力波，这是在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一百年之后，人类第一次发现引力波存在的直接证据，这个发现将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RL）杂志和《天文期刊》杂志上。

    几千年来，人类观察宇宙的方式大多都只是仰望星空，直到几百年前人们才能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影像固然更加清晰，但所看到的仍然只限于可见光的频率范围之内。直到二十世纪，人类理解了电磁学，才能从红外线到伽玛射线，在更广阔的频率范围内观测宇宙。想要看清宇宙的面貌，仅仅通过电磁波还远远不够，中微子天文台为宇宙科学家打开了又一扇门，但是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仍然非常明显。引力是自然界中最为微弱的相互作用，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正是引力作用。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当质量进行加速运动时，会对于时空产生干扰，进而使时空产生出以光速行进的引力波，因为引力作用太过微弱，想要探测到这种时空的褶皱，就需要格外敏感的实验装置。

    隶属于美国国家自然基金的华盛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建造的两个相似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有两个长达4公里的相互垂直的长臂，激光在真空的管道中沿着两条长臂来回反射，并且发生干涉。科学家们的目标就是通过激光的干涉现象寻找引力波。根据理论预测，一旦有引力波经过，将会使空间发生拉伸和压缩，两个长臂中的激光的干涉现象就将发生变化。但是从2002年至2010年九年的时间里，这两个高精度引力波探测器没有任何收获。这些年的一无所获与周围环境对仪器的干扰有关，因为仪器的过分敏感，华盛顿州的探测器经常会受到大风的干扰，而路易斯安那州的探测器则经常会受到经过的火车和周围倒下的树木所产生的震动带来的干扰。

    经过了5年时间，花费了2亿英镑之后，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完成了升级。在2015年9月18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比之前的精度可以高出三倍，激光器的功率提高了十倍，抗干扰的能力也大幅增强，无论是树木，火车，还是地震波都无法影响到仪器的探测。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之后，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的灵敏度会随着调试逐渐上升，将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达到顶峰，也就是说探测到引力波的可能性会逐渐增加。

    2015年9月14日早上，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们就发现了在aLIGO两个探测器上几乎同时探测到了一个类似于鸟鸣的频率逐渐升高的信号，信号从35赫兹的频率迅速升高到250赫兹，然后变得混乱，整个过程持续了四分之一秒的时间，两个探测器的探测时间相差7微秒。这个信号因为太过清晰，以至于首先发现它的科学家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真正的探测信号，宁愿相信这是一个人为的用于测验仪器的信号。而另外两个位于意大利和德国的引力波探测器在当时并没有运行，所以无法对这个信号进行确认。最终通过计算证实这个信号来自于两个以光速的一半的速度环绕运行的黑洞合并过程中发射出的引力波。aLIGO所探测到的引力波，经过了13亿年之后终于传播到地球。这个直接观测证据是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最终证实（虽然实际上广义相对论的作者爱因斯坦并不相信黑洞的存在），这也是科学家们第一次真正观测到黑洞的合并过程。

    虽然人类之前就从一个旋转周期逐渐缩小的脉冲双星系统发现了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那个双星系统的行为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完全一致，因此，人类将会有一个更为灵敏的宇宙学探测手段，天文学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分支﹣﹣引力波天文学。在理论上，通过引力波进行天文学探测，人类将可以了解一系列天体的移动和改变过程都会通过引力波传播的地球。物理学家们想象着在未来每年都可以探测到十次左右的中子星碰撞。

    对于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明已经为两位物理学家赢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这次对于引力波的直接观测，是否会赢得一个新的诺贝尔物理奖，这也让我们充满期待。对于引力波的直接观测必将开启宇宙学研究的新局面﹣﹣人类将理解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着多少黑洞和中子星，更详细了解超新星的爆发过程。因为引力波具有纵波属性、穿透性很强，比同频光子穿透性要强得多，其通讯传输功能或许远远超越电磁波，地球对引力波来说几乎是透明的。宇宙诞生之初产生的“暴涨”引力波被称为原初引力波，它忠实记录了“暴涨”时期的物理过程，并一直存在于宇宙空间内。尽管大多数宇宙学家们已经接受了宇宙“暴涨”的假说，但人们仍然需要找到原初引力波存在的切实证据，完成宇宙创生故事的最后一环。

（选自2016年2月12日《三联生活周刊》，作者苗千，内容有删减）

    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学习时报》）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任何文化都以时空认知为起点。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宇宙因爆炸而生成，时间得以同时生成。这个时间，是自然时间。人类在自然时间范围内，为了标记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给自己拟订一种“纪序”参照系，这就是定义时间。今天人们所“感知”的日期，就是一种全球约定的定义时间。定义时间在自然时间面前只是一个微量，但它已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人类生活，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甲子，是世界时间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定义。从1911年发现的六十甲子表甲骨来看，甲子作为一个确定的记述系统用于定义华夏时间，至迟在殷商时期已然完备。天干源于纪日，地支源于一年十二个月。用日、月与地球的视运行关系来记述人类活动时间，就是甲子时间纪序的本质。甲子纪序，是先民对自然时间关系的一种客观摹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自然取时思想。

    关于时间的本质，柏拉图认为时间是理念永恒性的摹本，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脱离运动，是运动的数。伽利略指出，时间具有各向同性、均匀性和无限性。后来，爱因斯坦提出时空不是互相独立而是一个整体的四维时空连续区。至此，时间在其永恒与无限的直观视界中，与运动、空间的同一性本质得到了最权威的认定。而研究者发现，甲子既定义了时间与运动的同一性，也定义了时间的永恒性和无限性，同时又定义了时空一体性。细究甲子的定义内涵，其所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与现代科学对时间本质的描述非常一致。

    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不同的生存模式，从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及价值选择。时间文化的形成，同样受到了不同的价值选择路径的影响；这种不同的时间文化又会“反哺”于社会生活，形成不同的文化效应。在西方，时间作为本体论问题成为思想与探究的主要对象。这种对“时间是什么”的连续追问与解答，直接导致了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的近代科学的诞生，并为牛顿经典力学时空观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也正是由此，时空与运动才成为当代科学最为关注的前沿问题，并引发了新一轮宇宙时空探索的科学时尚。可以说，当今科学主宰世界的文化潮流，其起点就是“时间”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把人“放大”到与天地齐一，天地的存在与人事的价值目标相互统一。这种与西方迥异的思维方式，正源于古代中国长期持续存在的宗法血缘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天由最初的外在实体逐渐转向与人相互共生的关系性存在，这培育和预设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

（摘编自肖世洪《甲子对时间本质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