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①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②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还不广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但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③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 ， 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

    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

    ⑤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作家来说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我们置身于这一进程之中，往往对之习焉不察，但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们的生活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在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历史化”“相对化”“艺术化”，在作品中凝聚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学经典，能否攀上文艺的高峰。而要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进行观察、思考与研究。

    现实主义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有着曲折复杂的历史。在历史上，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可以说20世纪欧美的现代主义和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试图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前者将探索的触角深入人类的精神领域，后者则试图从建构而不是批判的角度，重建现实主义与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由于教条化而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在具体实践中遭受了挫折，但无论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是西方的“无边的现实主义”，都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做出纠正或扩展。20世纪80年代，新的文艺思潮蜂拥而来，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落后、过时的创作方法，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当时占据主流的文艺潮流。但时过境迁，30年后重新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风光无限的先锋文学已经很少有人问津，而被视为“落后”的现实主义作品，却仍然能打动今日读者的心，《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学规范，也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在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潮已经发生了转变，不仅先锋文学作家转向了更加平实的写作，而且“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等现实主义脉络不绝如缕，在文学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现实主义并未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追求，也没有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许主要在于，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主要涉及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等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

    但值得欣喜的是，新一代中国作家已经登场。在这个充满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书写中国经验，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置身于时代生活的洪流中，在思想与文学的碰撞中，将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才有可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品。

(选自2016年04月08日《人民日报；K现实主义：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作者：李云雷，有删改）

    美好生活表达了人存在的目的性与社会性，是哲学与伦理学的重要命题。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具有世界性，是各民族国家普遍的向往、共通的命题；另一方面具有民族性、契合于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在此当中形成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一方面具有超越性，指向了人的丰富和全面；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性，要立足于当下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基础，以现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依托。

    对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的超越性追求，不同伦理学流派有不同的表达，尤其体现在古典时代哲学家的研究理路中。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善；斯多亚学派认为“按照自然生活”、按照理性生活，才能达到幸福。其共同特征是认为，幸福是与理性相一致的，理性内在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之中。

    中国文化同样传递着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的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了一种整体性的幸福观。与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对理性强调、对求真求知的强调不同，中国文化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更强调求善求美，强调幸福的整体性和完备性。比如，强调天人一体。在中国哲学里，天是万物的生命本源，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易经》中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将人与自然、人与最高道德本体的关系清楚展现出来。比如，强调德福一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德福一致，认为道德内在于幸福之中，美好生活同时也是道德的生活，因此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圣人也能“不改其乐”。同时，因为道德带有利他性，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美好生活必然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之中，内圣外王的个人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由此趋于一致。

    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文化所表达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4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这种千百年来的文化表达上升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并逐渐赋予其更加丰富、更加现代化的内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概括，对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定义，进一步彰显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体现了党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系统性把握，对人民获得感的全面理解，由此也彰显出了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40年，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早非难题，“美好生活的向往”便应运而生。

（摘编自刘文嘉《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

    《庄子》承继老子学说，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道家著作。现存世33篇，分为内七篇、外十五篇和杂十一篇。其文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思想奇特，意出尘外，文笔多变，气势壮阔，妙趣横生，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勾勒了逍遥飘逸的人生境界。

    庄子尤为强调精神的自由，因此《庄子》开篇便是《逍遥游》。他生逢乱世，生活穷困潦倒，却洒脱地鄙弃权势名利，坚拒楚相之职，竭力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在他看来，顺从天道，自然而为，不为物累，方能旷达处世，泰然逍遥。所以《庄子·道遥游》里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顺应自然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游于无穷的境域，便无须依赖外物。然而，世人总有“机心”，心为俗物所羁绊，便难以达到真正的逍遥自由。如《庄子·养生主》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庄子看来，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无穷的知识和利益，也是一种“机心”，这恰恰是为利益所累。如何能“不物于物”，达到逍遥的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心斋”这样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修行方式，即去除求名斗智的心念，消除由生理激起的贪欲，使心境达于空明之境。具体怎样才能返璞归真，庄子又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即当做到不为人工而毁灭天然，不为世故而毁灭性命，不为贪得而身殉名利，谨守天道而不离失去。

    《庄子》强调逍遥游，并非看破红尘，他同样珍视和强调积厚、诚信、忠诚等美好品质，只是尤为强调以自修的方式，获得心灵的自由。正如《庄子·让王》中所强调的：“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作。”回首《庄子》，其所强调的不执着自我，不执念于一时、一事，不耿耿于荣辱得失的开阔境界和旷达胸怀，所强调的审己体察、丰富自身心灵的修行方式，以及抛开成见，消除争论，尊重差异，以不齐为大齐的人生智慧，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保持平和的心态、成就胸怀浩荡达观豁达的人生有指引作用，而且对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的开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和启示。

（摘编自孙欣《旷达逍遥，天人合一》，有删改）

    社会民众的某些情绪、意见难以用舆论中通行的文字、语言形式公开表达，而只能以类似于“默会知识”的非符号化的形态存在和传达，例如社会体验、社会经验、民众情绪以及各种“隐性信息”。默会传播是隐匿于显性舆论传播的丰富意义世界，不只是靠符号化或显在化的传达，还需要在具体情景中的积淀和沉浸。领悟、体会、洞察、直观等都是重要的意义生发方式。在舆论场中同样也是意义接受与传递的主要支撑，这些需要主体的默会与内隐体验。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流水线式复制而生产的舆论声势，例如报纸、刊物对社会意见的大量印刷发行，电视媒体新闻向成千上万观众的直播。但是对于沉默舆论而言，基于特殊情境与体验的非复制性的传播也具有其独特力量，例如非语言传播、“文脉”、“地方性知识”等，都不是可复制性抽离与电子拷贝的媒介工业可简单替代。

    在社会压力、制度渠道等情况下，会造成公共意见表达不畅，只能以被抑制的形式表达和传播，这是构成沉默舆论的主要传播路径之一。如果不能做到社会公开，舆论就会转而利用非官方的、民间的渠道，甚至会采用非法的、地下的形式。这从“公开”的第一层意义讲，仍然具备“公开”的特性。只是，社会的挤压和舆论的非体制化，使舆论不能常态生长，往往会形成谣言、流言、传言等等变体形态。“大道不通，小道流行”，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被抑制的传播依然有其难以抑制的生命力和功效。显性传播的作用或爆发通常也需要抑制型的隐形传播作为积累，例如“道路以目”对社会情绪的传达和积淀。或者说：不充分的信息并等于不充分的传播；沉默舆论不一定被公共表达但却可以传染和传达。

    舆论的传达也并非总是显性和直接的，而是具有各种隐晦的传播方式，例如非言语的表意、含蓄的象征、罗兰·巴特所谓的“含蓄意指”。隐性的舆论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的潜在意旨形成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见的传达，如“言外之音”“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各种民谣、“你懂得”段子也都在含而不发的方式中传递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见。沉默舆论也可以通过非语言文字的方式进行传播，例如“肢体的集体表意”、纪念物、行为艺术、特殊物件所唤起的集体情感和行动。

    在信息的“内爆”和注意力时代的背景下，对于“注意力”或“头条”、发声权的争夺与占领，往往成为舆论战场的主要焦点。缄默的舆论元素易为喧嚣的注意力经济和眼球经济所掩盖，而忽视了大众媒介文化中应有的缄默。而事实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传播路径展露的是，信息的传播并非需一味地讲究眼球、头条或速度、规模，“快时代”同样可以通过“慢传播”的方式达到深入到、人心之效。不是所有的传播都是可以快和必须快的。同样，不是所有的舆论传播都必须在“眼球为王”中达成其声势和影响。沉默舆论的慢传播要克服速度与信息爆炸的社会表皮，讲究无声胜有声的慢哲学。

    美育，就其目标而言，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美育的这种人文性集中体现在其作为人格教育的维度。人格是人的各种能力和素质的综合，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各种特质的总和。美育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能够促进人的感性发展，而且有助于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特别是道德发展。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写道：“有为健康的教育，有为认知的教育，有为道德的教育，还有为审美能力和美的教育。最后那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整个感性和理智的力量达到尽可能全面的和谐。”而且，美育能够为人的各种精神能力和素质的充分发展提供基础和助力。正如席勒所说，美育的目的不是单独地促进某一种心理功能的发展，而是通过在内心中达到审美状态而使各种心理功能达到和谐。这种观点的深刻性在于把人性的完整与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统一起来。只有在个性生命完整和谐的状态下，各种精神能力才可能充分健康地发展起来，并达到互相协调，使个性生命保持旺盛的活力和无穷的创造力。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来自达尔文在其《自传》中的自述：“到了30岁，或30多一点，各类诗歌，诸如弥尔顿、格雷、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雪菜等人的诗作给了我很大的乐趣，我甚至像一个中学生似地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获得强烈的快感……以前，绘画也给我相当大的乐趣。但是；经过许多年后的今天，我对绘画和音乐的兴趣也差不多丧失了……我的思想几乎已成了机器，只会机械地从无数事实和材料中别出一般规律。”这也从反面为人的各种能力发展的整体协调性原理提供了支持。

    以感性体验的方式培养人格，是中国传统儒家一直倡导和践行的，由此形成了悠久而丰富的美育思想。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对此，王国维评价说，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所谓“始于美育”，就是孔子讲“兴于诗”，而且还带领学子“玩天然之美”，其目的就是“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所谓“终于美育”，就是“成于乐”，由此养成“无欲”、“纯粹”之“我”，进入“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一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的境界。这种礼乐教化的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但传统儒家对人格养成却一直延续着重视从感性入手、注重情感体验、实现教养内化的原则。所谓“潜移默化”、“陶冶性情”、“怡情养性”等等都是不脱离感性、不断深化感性、持续提升生命境界的教化方法。这个原则和方法植根于一种信念，那就是人格教育的内在性。孔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尹焞注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这里从“知到“好”再到“乐”的层层递进，恰恰是一个由外在性句内在性递进的过程。对于道，只有“有所得，也就是内化了，才会有“乐”，这是数自内心的。也就是说，要教化人，仅仅使人知道一些道理还是不够的，而是要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些道理，内化于心，并以听闻和践行这些道理为快乐，这才算是达到了目的。《礼记·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养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物格而后如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的“明明德”与其后的“意诚”、“心正”都追求教化的内在性。到了明代，王阳明在讲“孝”时指出，对父母问寒问暖不能是礼节性的，而要出于诚心，出于孝心：“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这个“城”强调的是带有深度情感体验的孝道，它是内化于个体内心深处的。反之，只是迫于礼节，虚情假意地“尽孝”，那还是不孝。因此，教人孝道，也就必然要使孝道以感性的方式（具体地说就是情感体验）深入人心，使人诚心诚意地践行孝道。这种以感性的方式使教化深入人心，使之内在化，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十分重要而独特的思想和实践，而这种思想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美育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是具有深厚美有传统的国家。

（节选自社卫《美育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