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德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颇具人文情怀的儒家文化

    以“人”为中心，是儒家文化的特点，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不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却有非常深厚的人道关怀思想；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却有非常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气质或人文情怀。

    儒家文化的人文情怀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些论述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是人“为万物之灵”，集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人的存在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和价值，那么他的生命就应该被尊重。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传统哲学是“人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

    重视人伦关系，倡导人伦义务。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伦关系。儒家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落入到一张已经织好的人伦网络当中。没有人伦网络，人是空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所以，儒家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不但有这五种关系，而且对应每种人伦关系，还规定了相应的人伦义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认为这些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可更改，不容置疑，甚至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无可选择的“天伦”。

    推崇人的主体性，强调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独立人格。这是儒家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都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有大人格，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缘于这种道德精神的主体性和人格的独立性。

    饱含忧患意识，担当历史责任。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探讨的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之与整体的义务和责任，强调的是入世与担当，“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千古文人家国梦，修齐治平济世心。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寓于他们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中。

    探索社会理想，追求人生大道。儒家倡导“德治”，孔子强调仁爱，“仁者爱人”；孟子说要施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是儒家思想中最进步的内容，最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观念。儒家文化的最高理念，就是建设大同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地，表现出对社会理想的人性渴求。

    儒家文化重视并倡导人际、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在中国历代典籍的思想脉络里，不断地阐述和丰富“以人为本”的儒家价值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是我们新的传统、活的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念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春天万物复苏，面对烂漫春光，有人在“红杏枝头”品味春意，于“拂堤杨柳”陶醉氤氲春雾，有人却语竭词穷、词不迭意，停留在“哇”“超赞”的简单感叹。尽管众人眼中的景色“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网络语言风靡、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不经意间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嘿”“咯咯”“呵呵”“扑哧”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的风头正盛只是暂时的，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嚼字”。一段时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新中，倒映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表达，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对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选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人民日报》2019年4月3日）

    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传感器、算法和数据。但是，数据本身深受制度影响。如果制度能够充分保护人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人们的表达就会比较充分。但是，一旦人们知道他的隐私权不受保护，表达就会留有余地或者会自我保护。于是大量数据是得不到的，即使能得到也是不真实的。于是，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场景得到的数据可以大不相同。

    侵犯隐私权的主体有两大类：一类是政府，一类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公司。我们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出于反恐的需要从谷歌和苹果拿数据，但这两家公司坚决抵制。如果站在反恐的一面，你会认为这两家公司没有道理，但是它们坚持的是最基本原则，关系到全社会对使用数据和信息的态度。只有保护隐私，整个社会的运作才是正常的。2018年3月下自媒体披露，英国剑桥分析公司在2016年通过脸书盗窃和滥用五千多万个人的数据，有效地帮助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竞选，这一丑闻揭示大数据、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可以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大数据的发展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是有利于社会的，取决于谁在用，用在什么地方，用来做什么，怎么用，等等。现在欧盟国家正在试图起诉并限制谷歌和脸书，原因就是担心这种垄断性质的企业拿到数据之后，会不会造成重大负面后果。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深受制度的制约。人工智能可以走多远，也严重受到制度的制约。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新一轮大规模的自动化，比如无人工厂、无人车队、无人飞机队。但是，它们会不会在社会中普遍出现？这不仅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当它出现之后，会淘汰一大批企业，有大量的人会失业。比尔·盖茨曾经做过有关讨论，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向机器人征税。他说把每一个机器人当成一个人，你雇用了机器人，机器人就需要付所得税，用所得税补贴给失业工人。作为一个原则，他是对的。不补贴失业者，自动化一定会引起社会冲突，导致社会混乱。

    可见，自动化不一定能改进社会福利，而且可能破坏社会福利。大量的人失业，严重的贫富不均，这种不平等会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而这种不平等是因为在技术发展之后，制度没有相应地跟上。

    另一方面，制度影响国家的基础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任何对科学研究和教学自由的限制都会压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收集会受到约束或扭曲，科学探索包括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会受到约束。基础学科发展会受到阻碍。总之，制度影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自身的发展又影响制度。当人工智能普遍应用之后，全社会的生产方式会发生变化，资源配置也会发生变化，这反过来会影响制度。人工智能会影响全社会的效率，影响产业结构，由此影响制度。因此，任何国家，如果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落后，也会导致它的制度跟着更落后。

（摘编自许成钢《人工智能、工业革命与制度》）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看汉服运动

    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文化民族论”则是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本位论”则完成了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对于汉服运动，我们也应该把它放置到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线索中加以考察。

    从章太炎到陈寅恪再到钱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历来强调民族独立、民族自觉。但是，他们所有的理论诉求都是建立在“文化本位”而不是“种族本位”的基础上的。即使是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目的的章太炎，也明确指出，“提倡国粹”不是要人们尊信孔教，而是要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同样，按照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在“种族”、“文化”和“地域”三个因素当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钱穆的“文化本位论”更是毋庸赘言。汉服运动宣扬汉民族种族的纯正性和优越性，它所推崇的“汉民族本位”归根结底是一种“种族本位”理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产生民族的“认同焦虑”是必然的，其认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由此而退回到“种族本位”，则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汉服运动“汉本位”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表现出一种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排他的、妄自尊大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强调汉民族文化的纯正性和优越性，无视汉民族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鄙薄汉族之外的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反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一点，在他们对“汉服”和“唐装”的不同态度上，在他们对“汉民族的杰出人物”和“其他民族的杰出人物”的不同态度上，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本位运动，不仅不是纯粹的“汉本位”的文化本位运动，相反，他们都首先强调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强调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融。这也正是民族主义史学家没有与西化派形成正面冲突之势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章太炎的“国粹国光论”、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论”，还是钱穆的“文化本位论”，都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年代，通过对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革新，寻求民族自救之路和民族文化的新生，因而，他们都是立足传统而面向未来的。汉服运动根本的社会性目标就是恢复“大汉民族”的“正统”，而他们所谓的“正统”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逆时而动、面朝过去的。无论如何，汉服运动都不是“民族意识的回归”，而是“民族意识的退化”；不是所谓“文化的自觉”，而是“历史的倒退”。安东尼·史密斯说：“种族性的民族主义看起来更像是‘宗教替代品’的制度化。”确乎如此。

（选自张跣《“汉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有删节。）

    每年5月18日，各博物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向博物日献礼，以显现出对社会的诚心和用心，可是，日前因为个别博物馆用“抖音”恶搞中华文物经典，而让博物馆蒙羞和难堪。

    博物馆中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有不可复制和难能可贵的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因此，用博物馆的方式来保存这些优秀的文物和艺术，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其魅力，这在全世界都是一种最为普遍的认同。博物馆因此成为国家的祠堂和祖庙。人们进入到博物馆之中的感悟与流连，则是对文化和艺术所表达的基本的尊重。

    博物馆在面对诸多问题时，首先考虑的应是维护文物的尊严，其中包括对文物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认识。所以当面对“断臂的维纳斯”曾经有数十种“植肢”方案时，最终选择的还是保留原状。显然这里的“断”的残缺是最美的，而不管哪一种方法使其恢复，都可能破坏她在人们心目中存留的那种独特的美。这就是博物馆的价值观。也有好事者通过现代的数字手段使其断臂重生，这至少是难以获得博物馆认同的。面对历史和艺术，科技也不是万能的。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断臂的维纳斯在今日的中国，可能早就“活起来”了，像“抖音”中的那些抖动的秦代兵马俑。

    中国古代艺术品所凝固的形象正代表中国艺术的精华。凝固的庄重，静态的庄严，所表现的是中国艺术在表现上的瞬间把握，这个瞬间的定格是中国美学的精气神。可是，“抖音”中的恶搞，颠覆了中国文物经典的社会认同和博物馆的价值观。文物“活起来”有专业的内容和专业的考虑，不管任何方式的“活”，都不应该让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尊严受伤。同样，“活起来”也有高下、雅俗。缘起于台湾故宫让那些帝王“活起来”的卖萌，像传染病一样正蔓延在中国文博界，显现了这个时代中的文化悲哀。

    在中国的现实中，在大众娱乐生活的范围内，“活起来”的代表有广场舞，但是，国家大剧院不能因为“活起来”而把广场舞请进国家殿堂。博物馆是公众心目中的殿堂，是需要仰视和行注目礼的。因此，与博物馆相关的文物“活起来”绝对不应该是“抖音”的那种表现方式。博物馆对于科技手段的应用，应坚持在主业上的运用，而非歪门邪道，剑出偏锋。不能用“抖音”中那些社会嘈杂的“三俗”之音来惊扰博物馆殿堂的静谧。

    科技让文博长上了腾飞的翅膀。然而，应恰到好处而非显摆雕虫小技。2011年2月，美国塞克勒美术馆与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联合主办了“历史的回响：响堂山佛教石窟寺”巡回展，该展借助新的技术将被破坏的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的原貌予以重现，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临其境，还有破坏者的忏悔。而“抖音”所表现出的是低级的不足挂齿的科技手段，其创意来自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经典之作《博物馆奇妙夜》，是美国人早就玩过的，其低下的创意水平更让科技界蒙羞。

（摘编自陈履生《“抖音”以“三俗”抖掉了中国文化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