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批评庸俗化

普冬

    批评对作品的意义不言而喻。好的批评如同灯光，指引着作品从暗处走向前台。近些年的诗歌批评中，不乏这样的经典或中肯之作。但与此同时，诗歌批评庸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少诗歌批评为了应酬需要，违心而作，学术含量可疑，甚至堕落为诗人小圈子里击鼓传花的游戏道具。这类批评对诗歌创作来说类同饮鸩止渴，还不如索性没有的好。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诠释过度，脱离作品文本进行没有限度的“再创造”。一些平庸之作明明直白无味或佶屈聱牙，批评文章却写得天花乱坠，一再上演“皇帝的新衣”闹剧。这些批评牵强附会、肆意升华，外延无限扩张，乃至另起炉灶，使批评成为原创式的畅想，早已失去了与原作品的联系。批评庸俗化表现为一哄而上的羊群效应。有人提到“疼痛”，一时间无痛不成诗，非痛不好诗，翻开诗歌评论集，简直“痛不欲生”；有人说到“底层写作”，于是流水线、小餐馆、地下室和打工妹顿时成为新宠。不论创作还是批评，长期以来已习惯跟风、复制和起哄。对生活我们缺的不是图解，而是用心的关注。诗歌应该是自然与人文背景下的“顺产儿”，诗歌批评同样如此。海洋、浪花、岛屿，应该把这些真实的生活还给诗歌，也还给批评。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概念代替文本，行为代替写作。较之个体性的埋头创作，不少诗人似乎更喜欢混个脸熟，在这样的背景和语境下，诗歌批评基本沦为诗人间的交际和应酬。哪怕是纷纷攘攘的流派或主义之争，也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名目噱头不少，却未见得与文学和读者有何关系。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以偏概全、近亲结缘。某些诗人同时兼有批评家身份，习惯以自己的喜好为唯一或主要标准。比如现实主义视浪漫为虚空，浪漫主义视写实为流水账，废话诗人眼里唯美即为幼稚，至于下半部诗人则一篙子打翻一船人——除我之外都是“伪娘”。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门派偏见之争，批评效果不难预期。

    一切表现形式都应该是创造的成果。今天的浪漫或许是明天的现实，当下的现实也可能是昨天的浪漫。重要的是我们的作品是否揭示生命本质，精神是否向真向善向上，以及手上的“主义”是否与我们的诉求达成一致。而批评要做的，就是把真正的创造性成果点亮，让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创造性诉求的佳作，在反复的研读与辨析中沉淀价值。

    诗歌批评庸俗化趋势亟须扭转。文学批评的职业公信力需要树立，批评家需要贡献学术良知。果真如此，对诗歌和读者，都将是福音。

和谐——“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黄朴民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黄金岁月，是古代政治走向清明、积极进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不朽象征。在“贞观之治”的诸多优良传统中，“和谐”显然是最为核心的内涵，它体现了“贞观之治”的本质属性，象征着“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唐太宗李世民以博大的襟怀与气魄，在治国经武时做到虚怀若谷，宽容包纳。这表现为：在制定方针，实施政策时，能够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在君主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能够容忍魏征等臣下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在胜利面前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在人才任用上，能够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征、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在民族关系处理上，能够摈弃狭隘的“夷夏之辨”畛域，打破“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怪圈，奉行“胡汉一家”、“爱之如一”的民族理念，甚至赦免宿敌颉利可汗的性命，从而最大程度上化解了长期以来因民族征伐而积聚的民族仇恨，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和而不同，因事设宜”。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在用人上，既能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像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位善谋，一位能断，唐太宗使两人默契配合，优势互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佳话。又如在边疆治理上，提倡“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不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这样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造就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

    “文武并用，恩威互补”。考察“贞观之治”，我们能够发现，唐太宗君臣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很好体现了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显著特点。如一方面，提倡法制，执法不避权贵；另一方面，注重教化，以温和的德治方式争取民心，“令上下同意”。一方面，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另一方面，又敢于决断，雷厉风行。做到了“仁”与“礼”的有机统一，“德”与“刑”的相辅相成，张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又如在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彻底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儒学式微局面；但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让儒、佛、道三家互为促进，互为弥补。再如，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一方面用怀柔羁縻的方式进行安抚，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又补充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同样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

    “高者抑之，低者举之”。这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在这方面，“贞观之治”为后世封建社会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首先是唐太宗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悲剧的上演。其次是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确保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其三是健全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扩大统治基础，调整社会阶层的利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资治通鉴》“贞观四年”记载：“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李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中间虽不乏封建史家的某些粉饰之辞，但所概括的“贞观之治”的显著成就，还是基本可以信从的，堪称一代治世的形象写照。而在这煌煌治绩的背后，所蕴涵的正是追求和谐、实现和谐、维系和谐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之时代精神，它作为“贞观之治”的核心内核，其价值、其意义乃是超越时空的，留给后人以永远的追慕与启迪！

（节选自《光明日报》2008年5月   有删改）

    从传统意义上看，艺术消费只存在于上层社会文化中，为少数精英阶层所独占，具有明显的阶层特点。在现代背景下，艺术消费呈现一种大众文化趋向。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欧美发达国家。60年代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步入消费社会阶段，大众文化相应地发展到成熟阶段。自20世纪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信息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文化具有了标准化、商业化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也迅速蔓延到艺术消费中，并成为艺术消费的重要形式，现代电影、电视得到普及便是证明。

    当今画廊业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艺术消费的大众文化倾向。画廊曾一度是贵族阶层赏玩绘画的沙龙，为上层社会所独享，而评价绘画艺术性的标准也反映了贵族阶层的旨趣。随着平民阶层地位的提高以及画家对于现实性的关怀，沙龙的形式已经跟不上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各种类型的画廊应运而生。如今，画廊也成为一些城市人们日常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对于他们来说，去画廊参观展览与去电影院一样平常，画廊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当今强大的大众文化形态影响下，画廊营造了更多层次的空间，让观众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欣赏、购买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古老的艺术消费形式渐渐受到大众文化标准化、商业化的影响。

    中国的艺术消费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大众文化的迅速蔓延，艺术消费逐渐在商业化、世俗化浪潮中兴起，大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当今中国大众文化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在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下占有了文化市场中的最大份额，从今天电影大片的热映以及年轻人对于偶像的狂热就可以看到大众文化对于艺术消费的影响有多大。精英艺术、高雅艺术虽然与大众艺术并存，但在现代中国，大众文化俨然成为艺术消费的主角。许多人不愿意去看歌剧、舞剧、音乐会，却热衷于去看流行音乐歌手的演唱会，许多人不愿意去看免费的画展，却对时尚杂志、网络游戏乐此不疲。是什么造成艺术消费的世俗化、浅层化？一方面是由于人们文化艺术素养的积淀不够，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文化商人为适应大众消费心理需求，借助传媒进行商业化运作。

    艺术消费的大众文化趋向把艺术从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拉到普遍大众的面前，对艺术普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当艺术消费沦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简单形式，就会由此带来艺术消费的世俗化、浅层化，会使得艺术的审美、认知、批判等功能淡化甚至消解。

（摘编自彭燕《消费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艺术消费》）

    汉字自从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九百卷、近五万首的《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其文献数量或质量都无愧为上乘。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汉字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明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标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都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作为标准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汉字、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20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750年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表音文字——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945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鲜从公元372年起使用汉字，1444年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学1600个汉字。越南在汉代中叶之后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在时代的演变中，创造了书法艺术。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还成为类似西方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李如龙《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拓展人的行为能力以及提供各种超感官体验时，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每天各种无用信息占据人们的大量时间，使人们非理性冲动增多，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淡薄，也更容易产生紧张和焦虑情绪。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媒体与受众两方面入手，积极寻求对策。

    从媒体角度看，媒体可以利用信息智能匹配技术降低受众的信息接收成本。这项技术以数据分析为依托，使信息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从而与受众的需求相匹配。比如，一些媒体机构根据用户个人需求方面的关键词、以往浏览的相关数据以及学历、职业、爱好等特征信息，进行汇集、整理、跟踪和分析，并根据用户充值、消费、反馈等数据信息，了解和掌握不同用户的个性化潜在需求，进行精准的信息推送。虽然公司主要以推广自己服务项目为目的，但这种技术更注重用户的体验和选择，会大大减少许多有意无意强加于受众的信息，从而降低了受众进行信息处理的时间成本，使其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中接收自己需要的各种信息。这样的智能匹配模式会越来越精细化、个性化和特色化。比如，有的技术可以根据手机定位，确定用户是在办公场所、家里还是旅途中来推送合适的视听内容；还可以根据用户手机的睡眠模式、工作模式等确定推送时间，以及根据某一信息关注度的高低确定是否推送。

    从信息受众角度看，受众需要提高理性使用新媒介的能力。受众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即对媒介本身带来的危害及个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认识的能力。任何时候，受众都要保持对新媒介的主动权、选择权，不能被媒介技术左右，而要学会组织与控制信息和技术。这种主动选择权是建立在一定的媒介素养基础上的。除此之外，受众还需要加强法律、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养，能够准确判断信息的是非利弊，并掌握好在新媒介上的话语行为的规范和尺度，从而将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既要推动媒介的技术革新，又要提升受众对信息的批判思考能力。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媒介技术真正为我所用，形成媒介与受众的良性互动。

（摘编自马慧茹 冶进海《理性面对新媒介的信息海洋》）

材料一：

2021年2月25日16时，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这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此前2月21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这份重要文件的主题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之策，也是开启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材料二：

如何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的问题。2020年3月，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要千方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接下来要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让乡亲们生活越来越美好。2020年9月，在湖南考察时，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深入研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2月，在贵州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脱贫之后，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为顺应“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新形势新要求，接续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了根本遵循。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辉煌的成就，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摘编自李民圣《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材料三：

民资安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历史性转移，首先源于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究成，不仅带给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更夯实了“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的根基，为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我们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精气神，这构成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的信心和底气。

观察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征程不难发现，着眼长远从体制机制、政策实施、资源投入等方面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是脱贫成果不断巩固的重要原因。从党的十九大擘画乡村振兴战略，到制定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初心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脚步不停，推动贫困地区步入发展“快车道”，跑出致富奔小康的“加速度”。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相当一部分脱贫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脱贫基础还比较脆弱。唯有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让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变成现实。

（摘编自桂从路《有效衔接，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