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儒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为政在人”，“人”即治于人的“人民”和治人的“人才”；为政在人的核心是服务人民的人才与人民的需求要和谐促进。

②为政之首在选人，儒家推重“尚贤使能”，打破亲亲关系。孟子认为，选用贤才时，应当允许关系疏远的人越过关系亲近的人。荀子也宣称：王公贵族的子孙，如果没有德才，那就只能沦为平民百姓。相反，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德才兼备，就应当把他选拔到政府去担任官职；推举贤能只应遵循一条标准，即使他是一位有德才的人，既不能因他是自己的仇人而不推举，更不能因他是自己的亲属而降低条件。

③其次在管人。儒家认为礼治德教是最根本的。孔子说，平时对老百姓不进行教育，而到他犯了法时就杀他，这叫做暴虐。推论下去，人才也需要时时接受教育，而不能单靠法的威严来慑服他们。礼治德教是建立在人们内心自觉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自觉性的，而每一个人也很难时时事事处处都做到自觉。尤其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才们，稳定而持久的自觉性更难得到保证。因此，为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带有强制性的法治刑罚，也是不可缺少的。

④儒家强调“为政在人”不是说不要“法”，是说在“法”与“人”二者中，“人”的因素更为重要。荀子指出，不用道德教育，只依靠刑罚，法律条令再详细周密，也是防不胜防的。相反，如只用道德教育而不用刑罚，那么丑恶就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这也是不行的。荀子认为：法是不能独立起作用的，而依法所推衍出来的各种政策条令也不可能自动地产生。只有有了好的执行者，法令和律条才能发挥其作用，否则就没有任何作用。法是治理国家的基础，而有德有才的人则是法的本原。法是需要人去执行的，特别是需要人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去施行的。所以，儒家主张人法并重，重在择人执法的思想，很有积极意义。关于礼与法之间的关系，荀子认为礼是立法的依据和基本原则，因而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⑤为政的目的是养民。孟子总结夏、商二代灭亡教训时说：夏桀和商纣失天下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民心。养民莫于养心。那如何才能得民心呢？那就是，人民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想方设法给予他们、满足他们，而人民厌恶的东西绝不要强加给他们。当周推翻商纣统治后，周武王和周公旦等认真地结了商朝亡国的教训，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德和失民。因此，他们反复地告诫其子孙须“敬德保民”，然后才有可能长久地保住天下。

⑥荀子说天生万民，并不是为了君主；相反，天设立君主，则是为了人民百姓。其“立君为民”的思想得到了黄宗羲的进一步发挥。黄宗羲认为设立百官是为天下、为万民服务，而不是为君主、为一姓卖命。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但都得为天下万民服务。因此，他们之间应是平等的师友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

⑦养民须富民。荀子说使国家和人民富足的重要方法是“节用裕民”。“节用”即严格按照礼制规定，限制各级官吏和行政部门的费用不至于过度。“裕民”是说要给百姓以优厚的政策，使他们得以富裕。如：少收农田赋税，减轻交易市场的税收，尽量少动用民工，绝不能误了农时等。百姓得到优厚政策的保护，生产就会成百倍地增长，人民就会富裕，物产就会丰裕。老百姓富裕了，自然也就知礼节了。

传统文化事业下的人和自然

楼宇烈

    当前的生态问题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视无所不能，能够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自我膨胀，肆意向自然攫取，不尊重天地万物，非但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反而是被物质、财富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

    从“人和天地浑然一体”的观念，变成“人与天地相对立”，于是天地就被作为外在的研究开发、对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曾引进了很多西方哲学理论和思想学说，例如欧洲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然并不是存在于人类之外、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类实践改造了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自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与自然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很多人却将其误读为：人类的根本任务是征服、改造自然。

    上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界就开始从中国哲学里寻找改造自然的资料。但是，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改造自然”的提法，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历史上国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学者们找到的天人关系资料大都是讲“天人合一”的，当时把“天人合一”“畏天命”“奉天”理解为天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人在天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去适应天。但后来，有人把荀子“明天人之分”的主张理解为人不能做天的奴隶，提升到“人定胜天”的高度，为征服、改造自然找到了了理论根据。但这显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天、地、人各有其道，能够分清天与人的职责的人是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思想值得借鉴。道家认为，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人确实有伟大的一面，但人不能主宰万物，天无为，人也要学着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建人文主义，人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能异化为物的奴隶。人类破坏自然，源于人的贪婪，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再去治理，所需成本比破坏它的收益要更多，也无法再完全恢复原貌。因此，开发自然资源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而且考虑环境问题时，需要抑制人的欲望。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淡薄，推崇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富有人文精神。倡导不耗尽资源，让现代人可以发展，让子孙后代也可以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的核心是要相互尊重，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观念，不去随意破坏、改造自然。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我们不能光吃人造的东西，还要多吃自然的东西。这里讲的“自然”是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我们要把自然人文的精神和现代科技更好的结合，不是用现代科技去淹没自然人文。

    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数据化让人越来越失去主动性，人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些人成了机器、信息的奴隶。“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人类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必要向自然、社会攫取那么多的财富呢？

（选自《大家》，有删改）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致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楼梦》时在逻辑上的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现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练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的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作“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地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进行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之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绣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一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处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练，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颜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法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用哲学方法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学科，法哲学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法学研究提供基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什么样的法哲学。人们对法治建设及其本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学理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法学研究应更加影显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法哲学研究增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帮助人们更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逻辑，从而对法治中国建设有所助力。

    过去一个时期，西方法哲学研究几乎成了法行学研究的同义词，西方法哲学的学术思想、理论问题等几乎成为法哲学研究的全部，不少学者着迷于哈特·德沃金等西方法哲学家。实际上，尽管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西方法哲学为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知识资源，但中国法哲学不能也不应只是对西方法哲学研究进行复制模仿，不能沿着别人的路往下走。中国法哲学研究如果没有自身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特性，就难以走向深刻和成熟。那就好比自己的躯体里装了别人的灵魂，无法为法学研究提供哲学根基。

    中国法哲学要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法哲学应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独特理解及解决方式，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源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主体性。

    中国法哲学研究还应直面中国法治的现实问题，在法治实践的诸环节如立法、执法、司法中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形成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可以说，只有当中国法哲学银造出成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发掘了真问题，并由此展开中国式的法学和哲学探讨，中国法哲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资源并真正进入法律实践，而不是沦为抽象的思辨游戏和少数学者的自娱自乐。

    要实现中国法哲学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在研究中中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华。在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发现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法哲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法治及其现代化将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体现什么样的特色？需要中国法哲学认真思考研究。比如，研究全面依法治国的本体论。阐释其性质、目标、本原、根基等。在认识论上研究关于法治中国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知识的来源或依据是什么，如何检验其真理性等，在实践论上研究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基本方法，主要步骤等问题，科学阐明与社会主义法治相关的价值与工具，目的与手段，系统与子系统以及战略布局中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中国法哲学要对这场深刻变革积极，能动地进行回应，研究新时代的现实问题，激发中国法哲学自身的活力，展现中国法哲学独特的价值风貌。

（选自姜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哲学》，《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第13版）

瓦浪如海

肖复兴

    ①老北京四合院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灰色，一片灰色的瓦，紧挨着一片灰色的瓦，连接着一片浩瀚的灰色，铺铺展展，犹如云雾天里翻涌的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直涌到天边。

    ②这种由鱼鳞瓦组成的灰色，和故宫里那一片碧瓦琉璃，做着色彩鲜明的对比。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满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无语沧桑，力量沉稳。它似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铁锚一样将整座城市稳定在蓝天白云之下。在北京胡同长大的建筑师张永和先生，对这样的鱼鳞瓦太熟悉不过，他说：“我成长于一个拥有低矮地平线的城市中。从空中俯瞰，你只能看到单层砖屋顶上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打破这波浪的是院中洋溢着绿色的树木以及城中辉煌的金色。”而只有向天际展开的灰色瓦浪，才会让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拥有力量；只有在这样一片灰色的瓦浪中，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才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③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天际线很低，不用站在景山上面，就是站在我家的房顶上，从脚下到天边，一览无余，基本上是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顶所勾勒。那时候成片成片的四合院占据了北京城的空间。这一片如海的瓦浪，它所显示出的色彩和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

    ④那时候，四合院平房没有如今楼房的阳台或露台，鱼鳞状的灰瓦顶，就是各家的阳台和露台，晒的萝卜干、茄子干或白薯干，都会扔在那上面；五月端午节，艾蒿和蒲剑插在门上之后，也要扔到房顶，图个吉利；谁家刚生小孩子，老人讲究要用葱打小孩子的屁股，取“葱”的谐音，说是打打聪明，打完之后，还要把葱扔到房顶，这到底是什么讲究，我就弄不明白了。

    ⑤那时候对于我们许多孩子而言，鱼鳞瓦的灰色房顶，就是我们的乐园。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淘得要命，动不动就跑到房顶上揭瓦玩儿，那是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鱼鳞瓦，真的很结实，任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就是一点儿也不坏。单个儿看，每片瓦都不厚，一踩会裂，甚至碎，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一面坡的房顶，就那么结实。它们是一片瓦压在一片瓦的上面，中间并没有什么泥粘连，像一只小手和另一只小手握在一起，可以有那么大的力量，也真是怪事，常让那时的我好奇而百思不解。

    ⑥十几年前，听说老院要拆，我特意回去看看，路过长巷上头条，看见那里已经拆光大半条胡同了。一辆外地来的汽车车厢里，装满从房顶上卸下来的鱼鳞瓦。那些鱼鳞瓦，一层层，整整齐齐地码在车上，和铺铺展展在屋顶上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尽管也呈鱼鳞状，却像是案板上待宰的一条条鱼，没有了生气，更没有瓦浪如海，翻涌向天际展开的气势了。

    ⑦我望着这满满一车的鱼鳞瓦，它们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还是那样的结实，那样的好看。又有谁知道，那些鱼鳞瓦上，曾经上演过童年那么多的游戏，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欢乐呢？还曾经上演过比我们的游戏和欢乐更多更沧桑的故事呢？

    ⑧要说带给我们最大快乐的，一是秋天摘枣，一是国庆节看礼花。那时，院子里是三棵清朝就有的枣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房顶攀上枣树的树梢，摘到顶端最红的枣儿吃，也可以站在树梢儿上，拼命地摇树枝，让那枣纷纷如红雨落下，噼噼啪啪砸在房顶的瓦上，溅落在院子里。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大呼小叫，可真的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⑨打完了枣，下一个节目就是迎接国庆。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饭，我们会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由于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高楼，一眼就能看到晚霞中的西山脚下。前门楼子和天安门广场都是看得真真的，仿佛就在眼前，连放礼花的大炮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坐在鱼鳞瓦上，心里充满期待，也有些焦急。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降落伞飘来的那一刻，我们会立刻大叫着，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争先恐后去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有一次，就让我够着了一个，还挺大的个儿，成为我拿到学校显摆的战利品。

    ⑩一直到十几年前，重返我们的老院，又看到童年时爬过的房顶、踩过的鱼鳞瓦，才忽然发现和它们这么久没有相见了，也才发现瓦间长着一簇簇的狗尾巴草，稀疏零落，枯黄枯黄的，像是年纪衰老的鱼鳞瓦长出苍老的胡须，心里不禁一动，有些感喟。其实，这种狗尾巴草一直都是这样长在瓦缝之间，一年又一年，它们的生命力和鱼鳞瓦一样的顽强而持久。

    ⑪去年的秋天，我路过草厂胡同一带，那里的几条胡同已经被打理一新，地面重新铺设青砖，四合院重新改造。有老房子的房顶被改造成露台。顺着山墙新搭建的梯子，爬到房顶，楼房遮挡得远处看不到了，但附近胡同四合院房顶的鱼鳞瓦，还能看得很清楚，尽管已经没有了张永和先生说的“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的景象，却还是让我感到亲切，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候的伙伴。真的，这和看惯各式各样的楼顶，哪怕是青岛那样漂亮的红色楼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灰色的鱼鳞瓦，才能带给我老北京实实在在的感觉，是一种家的感觉。

    ⑫我还看见眼前不远处屋顶上鱼鳞瓦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迎着瑟瑟秋风，摇曳着枯黄的颜色，和鱼鳞瓦的灰色，吟唱着二重唱。

（取材于肖复兴的同名散文）